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49号

　　赶到克拉姆大街49号，已经是下午四点半，爱因斯坦的故居开放到五点。我上到三楼，一位女士走过来说，我们已经关门了，不过，你可以看看。于是我省了几块钱的门票。以前看过一篇游记，讲述克拉姆大街的爱因斯坦故居，负责接待的女士迎向一位游客，没等开口寒暄，那位游客挥手制止她走近，因为他一进门就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震撼，不希望被打扰。

　　在这间公寓里诞生了狭义相对论，但怎么打量都觉得这里并不适合思考。房间逼仄，摆着一个摇篮，让人想起爱因斯坦和米列娃不那么幸福的婚姻。卫生间与厨房曾是两家共用。这套公寓一直出租，1979年被一群爱因斯坦爱好者租下来，辟为故居纪念馆。

　　1999年12月31日那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世纪人物——爱因斯坦”，杂志中有霍金写的一篇文章，叫《相对论简史》，结尾说，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因斯坦更适合被称作“世纪人物”。那一年，中国正是互联网公司兴起的高潮，我的一个朋友，摇身一变成了网络公司的老总，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电脑桌面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与《时代周刊》封面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他大概觉得通过网络开启民智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2005年，为纪念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那一系列论文的“物理奇迹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有一期封面故事，文章说，爱因斯坦已不仅是个发现宇宙定律的科学家，更是一个满足人们多种诉求的偶像，他是一个科学的圣诞老人，我们越来越沉迷于这个形象，对理论物理知道得越来越少。

　　我看阿伯拉罕·派伊斯的《上帝难以捉摸》一书，作者将一般读者能理解的章节标上星号，说这部分是爱因斯坦与科学无关的传记故事，我看这本书只能挑着带星号的看，那感觉就像是看《金瓶梅》，只挑出被删节的色情段落看。对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只看他的生活故事，而不能参与其智力活动，就像看《金瓶梅》只留意鱼水之欢一样下作。

　　这样说，最为色情的爱因斯坦传记是丹尼斯·奥弗比写的，题目叫《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作者说，他写这本书最初的动机是在一次物理学讨论会上，听到人们议论爱因斯坦从米列娃那里盗取了相对论的想法，恰好爱因斯坦的大量私人信件也公布了。他说，此书的读者中也许有物理学家会对爱因斯坦罗曼史和家庭事务的详细描写感到不快，但普通读者会有兴趣了解他作为“凡人”的一面。我觉得这番言论充满了歧视性。英国一位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说过：“我希望人们意识到科学是一种属于精英的东西，只有少数极富天才的人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科学，西方宣扬的平等主义将会终结。”我同意洛夫洛克的话，但这不等于说，我辈平庸之人就只关心爱因斯坦糟糕的罗曼史。丹尼斯·奥弗比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毕业生，写的第一本书叫《环宇孤心》，与那本书相比，《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一书实在是个低级的小说。“没有一种历史，尤其是叙事性的历史，能够逃脱下列指控：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小说，一种由作者的主观选择、兴趣及偏见与文件记录的资料一起组成的不精确的混合体。”他说。

　　我对这本传记的怀疑有两点：第一，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那些私人信件有何价值？认真研究卡夫卡的日记和信件，当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作家，但爱因斯坦那些调情的小诗和他的智力活动有什么关系？第二，把一个“圣人”还原成一个“凡人”，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一个男人不涉足性冒险，他一生中的麻烦就少了好多，爱因斯坦的性冒险其实没什么精彩的，没给他增添太多的麻烦。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多次搬家，也有杂志做过伯尔尼的爱因斯坦旅游路线，在克拉姆大街49号对面的露天咖啡馆里，我承认，《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一书中，对这处故居的环境和故事做出了最生动的描绘，我看到了书中所说的钟楼、天井、喷泉，走过阿勒河上的铁桥，面对的就是伯尔尼历史博物馆，门口挂着横幅，正在办一个爱因斯坦展览，小学生可以通过各种装置和玩具来了解简单的物理学知识。

　　当年，爱因斯坦和他的朋友索洛文、哈比克特、贝索组成了一个智力的小团队，他们沿着阿勒河、沿着伯尔尼蜿蜒的拱廊散步，讨论哲学、物理、电磁学、柏拉图、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扎特，对智力活动的热情可以抵挡小公务员生活的平淡。在苏黎世湖的旅游推广书里，也有这样的文字。一百多年前，年轻的爱因斯坦就在湖边的平台上了望远山，思索人生和宇宙的真谛，阿尔卑斯山也没法阻挡他悠远的思想。那时候，他是在苏黎世的理工大学念书，毕业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工作，工作没几年就又觉得自己堕落成一个中产阶级，丧失了热情，将被平庸的生活淹没。这样的故事都是凡人所能经历与想象的，即便我们不能讨论物理学，我们也有朋友聚会，聊聊足球和音乐。对许多人来说，没有智力活动，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煎熬。

　　（李丽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