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纪念塔”——郭沫若的银杏之寓

　　正如鲁迅对枣树、茅盾对白杨的特有情感，郭沫若对于银杏则情有独钟，银杏不仅影响了他的创作情感，而且还规约了他的价值选择。郭沫若曾在1942年5月23日完成了题为《银杏》的散文创作，并发表于同月29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在文章中郭沫若高度赞扬银杏：

　　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而你也并不荒伧；你的美德象音乐一样洋溢八荒，但你也并不骄傲；你的名讳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并不隐遁。

　　1961年郭沫若在游览泰山时更是吟出了“亭亭最是公孙树，挺立乾坤亿万年。不去云来随落拓，当头几见月中天”的优美诗句，从此也可见郭沫若对于银杏的浓厚感情。但是对于郭沫若的银杏情结及其寓意以往我们却很少关注，这同时便造成了对郭沫若缺失性的认识。

　　壹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精神寄托和情感追求，郭沫若也不例外，纵观他的一生，银杏成为在不同时期都陪伴在其左右的重要事物，并内化为一种精神气质和生命比附。从流亡隐居的东洋日本到硝烟弥漫的陪都重庆，从新中国成立后西四大院5号的胡同小院到前海西街18号的王府深宅，无论是顺境时的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还是逆境时的蛰伏思考奋笔疾书，银杏都成为这些不同时期郭沫若生活、写作和思考的重要精神寄托。无独有偶，在重庆沙坪坝郭沫若纪念馆和北京郭沫若纪念馆的馆舍内都有一株十分高大的银杏树。在重庆沙坪坝郭沫若纪念馆的银杏树下，郭沫若完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和气势磅礴的经典历史剧，北京的郭沫若纪念馆的银杏树下，郭沫若同样也完成了《青铜时代》等一系列史学名篇。如果你了解郭沫若的人生轨迹，便会发现银杏已经内化为郭沫若内心的一座“生命的纪念塔”，并对他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情感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追溯郭沫若与银杏的结缘，有迹可查的资料定格于1928年他在日本流亡时期，此时郭沫若处于政治避难之时，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但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之中，郭沫若非但没有沉沦下去，反而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自传文学以及翻译文学等方面取得了即便是常人在正常环境下也都无法取得的辉煌成就。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些领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进行这些领域的成就内在的动因何在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以往多从他个人的知识积累等方面来阐释，而对于他的生存环境则很少关注，特别是关联到郭沫若在此后生活场域的情形，有一个关联始终的细节是我们以往所忽略的，那就是银杏树的存在。处于政治流亡时期的郭沫若，即使在如此残酷的生存环境中，也不忘记在自己居住寓所的周围种下几株银杏树。那么郭沫若对于日本的银杏是如何认定的呢？他说：“我到过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你侨居在日本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呀，我是喜欢你，我特别的喜欢你。”（郭沫若《银杏》）由此可见，郭沫若基本上是以民族主义的视野来界定银杏的，把银杏定义为“中国的国树”也寓意着他在艰难环境中借助外在的事物支撑自己内心情感的方式。银杏已然内化为郭沫若生命的“诺亚方舟”，成为他生活下去的强大民族精神支柱。为此，郭沫若投身到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多部有关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文字等方面的学术专著，通过他的研究为我们复原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真实”，展示了中国古代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隐蔽于历史视野之中璀璨的商代文明。这无疑像一剂兴奋剂注入到此时已经积贫积弱的中国民众的内心，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更为重要的是，也复原了处于政治低潮期的郭沫若特有的民族生命力，因此银杏在不觉间作为“生命的纪念塔”高高耸立于郭沫若的内心世界。

　　相似的境遇出现在了战时的陪都重庆，同样的精神也延续至此。战时的陪都重庆被失利的阴霾所笼罩，战败论不时叫嚣于耳。此时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也一起撤退到了重庆，他在重庆期间居住时间最久的便是沙坪坝区西永镇赖家桥全家院子了。无独有偶，在这一建于清末的四合院内也有一棵树龄高达200多年的银杏树。这棵银杏树见证了抗战时期郭沫若特有的文化情怀，那就是对生命的热情讴歌，对情感的真情颂扬。

　　院子里的银杏树已经成为郭沫若此时写作生活的一部分，每当郭沫若“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龚济民、方仁念著《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的确，在全家院子的银杏树下，郭沫若完成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南冠草》《聂嫈》《高渐离》等经典历史剧，历史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历史研究巨著《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多产的成果正如这棵百年银杏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一样光彩夺目。也正是借助于银杏的生命品格，郭沫若赋予了历史剧创作新的内涵。

　　以往我们对于郭沫若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更多是从戏剧创作手法和剧本社会功能等角度展开论述，从而也得出了类似“以内蕴深厚的历史故事喻复杂的现实斗争形势，既能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又能通过比喻性的描写，让观众透过历史看清现实，认清发展趋势，激发斗志，增强必胜的信心”。（黄曼君、朱寿同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这样的叙事，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社会价值凸显无余。诚然，这种认识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关注它们的社会价值外，有关郭沫若历史剧的生命价值却被忽视了。如《棠棣之花》重点借助聂嫈、聂政姐弟两个谋刺的事件，突出中国特有的侠义精神；《屈原》通过描写屈原遭到诬陷后的奋起抗战，决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还可以归纳到中国传统坚贞不渝民族精神的主题之中。但是如《孔雀胆》则更多描写的是一个“富于民族色彩的凄美爱情故事”，而这就有些远离抗战的主题。

　　结合郭沫若以诗人的手法创作戏剧的独特方式以及他对银杏的独有情感，“生命”之喻也应是这些戏剧创作内在统一的主题。抗战时期这六部戏剧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历史人物作为表现的主体，并且将这些人物放置在生死存亡的激烈矛盾冲突之中，特别是戏剧表现的重点在于展现他们在冲突中心理撞击所迸发出的旺盛的生命张力。《屈原》中屈原在遭到政治迫害、小人污蔑后，发出了“雷电颂”般的轰鸣，“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引吭的高歌，这动情的呐喊，不正是对原始生命活力的呼唤吗？而《虎符》里如姬在生命的紧要关头更是直陈道：

　　“此刻你所创造出来的死，便是有意义的生。……我是要活下去的，永远自由自在地活下去。我不能够死在那暴戾者的手里，我不能够奴颜婢膝地永远死陷在那暴戾者的手里。”这不也是生与死的博弈中焕发出的旺盛不屈的意志力吗？另外几部历史剧中，有关这样对生与死思考的大段倾诉也比比皆是，因此从根本上来讲，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从本质意义上来看更是鲜活生命活力的展演，旺盛生命激情的渲染，只有内在生命的表现才能如此感染读者和观众，才具有了永恒的艺术价值和生命，这不也是银杏“生命的纪念塔”寓意最好的诠释吗？

　　更能说明银杏内化为郭沫若生命意识象征的便是，郭沫若把银杏树作为对亲人情感寄托，祈愿生命康健的对象。1953年于立群由于身体不适离京治疗期间，郭沫若便带着孩子一起到北京西郊的大觉寺移植了一棵银杏树苗，为了寄托对夫人的思念并祝愿她早日康复，故把这棵银杏树取名为“妈妈树”，希望于立群能够像银杏树一样用顽强的生命力去战胜病魔的侵扰。即使是1963年郭沫若从西四大院胡同5号搬到了前海西街18号居住，他也把这棵银杏树移植了过来。“妈妈树”的称谓，一方面表达了郭沫若对夫人于立群无限亲情的牵挂，另一方面也借助“妈妈”的命名折射出郭沫若对于银杏的生命之托。巧合的是，在前海西街18号原本就有一棵近百年历史的银杏树，粗大的树干也展现出了经历历史风雨洗礼后的沧桑与顽强。郭沫若对于银杏的喜爱，也衍生到了对其他物种的关注，1958年完成的《百花齐放》也定然是这种情愫的产物。《百花齐放》是郭沫若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诗集。过去我们对于《百花齐放》的写作多政治的解读，少个性的阐释，多时代的羁绊，少内心的探究，如果能够考虑到郭沫若特有的银杏情怀，特有的对生物物种的敬畏之情和生命之寓，那么《百花齐放》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内涵便不言自明了。

　　贰

　　银杏伴随着郭沫若风雨飘摇的大半生，见证了他远渡重洋避难的艰难岁月，炮火硝烟的戎马生涯，以及多事繁复的晚年时光。从这个角度来讲，银杏便是郭沫若一生最好的见证。银杏并不名贵，正如郭沫若一样他其实更是我们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普通一员，他有着在困境中振臂高呼的激情，也有着亲近大众俯首写作的意识，更有着面对生活艰难时的苦闷和不安。银杏被称为“中国的活化石”，这不也正是郭沫若自身的比附吗？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最具历史风雨骤变的时刻，中国文化千翻万复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他正像个“活化石”一样浓缩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印证着文化轨迹的变迁，更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从生命历程的长度来看，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和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活化石”。郭沫若从狂飙突进的“五四”走到了新中国“科学的春天”，历经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风风雨雨。各次的重要文化历史事件中都留下了他鲜活的印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神》的呐喊，“北伐战争”时“投笔从戎”的激情，“左翼文学运动”的倡导与论争，“抗战”期间“革命文化班头”的引领，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文化秩序重建的构思等等，在这些决定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十字路口总能看到郭沫若的身影。恰恰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从蒙昧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革新，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影响着文化方向的转变，特别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郭沫若恰恰是历经这些变革，并身处其中的为数不多的参与者之一。他几乎见证了现代中国文化秩序演变的全部过程，他的每一次方向的选择，每一次文化心态的变更，无不彰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反观历史，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哪些道路的选择是对的，哪些方向的进展是错的。但如果仅仅用今天的思维去对历史人物做出简单对错的评判，这无疑降低了历史人物本有的价值。特别是像郭沫若这样具有历史代表性的人物，从他的选择判断、言谈举止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方面去探究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而总结他们的得失，这无疑将具有典型性的作用。

　　如果从生命寓意的本质来看，中国现代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最明显的标记便是对生命意识的讴歌与关注，也即是“人的发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借助于《野草》等文章的撰写，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哲理反思，通过象征主义的手法揭示了生命本有的永恒价值和意义，提出了“中间物”的概念，构建了具有“反抗绝望”式的生命哲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极为重要的一极。但如果仅有这一认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之途必定是单一的。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借助于凤凰涅槃更生式的浴火洗礼，宣告了全新生命的诞生，显示出了对生命创造力的讴歌，也彰显了现代生命外在的活力，这对于恢复久被中国传统文化束缚和压抑的人的自然属性无疑将会取得重要的效果。如果说鲁迅侧重于对生命内涵本质的哲学思考的话，那么郭沫若则着重于对生命外在活力的倾情展示；如果说鲁迅对生命终极关怀来积聚民族自省力量的话，那么郭沫若则用青春生命更新来强化激发民众无限的斗志。因此，鲁迅和郭沫若从内和外的两个方面建构了适宜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新的人性价值观，他们作为两极构成，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郭沫若也无疑代表着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一极，是社会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银杏作为生物界物种的“活化石”一样，郭沫若同样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活化石”。银杏是郭沫若一生钟爱的物种，同时也是他精神的寄予。郭沫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思考，对于自我精神家园的建构，无不浸润着银杏的情怀，银杏与郭沫若已经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座可供品味的“生命的纪念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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