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为民的《我们三代人》

　　汤先生亲自撰写的《我们三代人》近日终于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读着先生的书，好像先生又回来了，我们可以继续向先生汇报思想，聆听先生的教诲。

　　《我们三代人》一书是先生人生之乐之忧之情之爱的真实写照，也是先生对其祖父、父亲道德文章的梳理与总结，同时也是对自己思想的概括，读后使人颇有得汤学心传的自豪。可以说，我们要理解古士大夫的人生情怀，读此书，从雨三公汤霖身上即可得以体会，真正理解“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真谛，从中也觉得孔门弟子为何对于仕途之孜孜以求，发出不仕无义的强音。济世为民走仕途当属最直接的途径，若无此机缘则隐于野，在隐野之中力所能及，修身齐家，恩泽乡里，以表达作为士者志在为民的情怀。

　　阅读先生的《我们三代人》，对我们有更大启发的应该是我们通过三代人的变化，感受中国历史的变迁、文化的演变，然而在汤氏三代中却有一条始终不变，即古士大夫的情怀未变，“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感未变。

　　在雨三公汤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民请命，造福一方，廉洁自律，“在野则忧其君，在朝则忧其民”的历经宦海沉浮的士大夫。在雨三公汤霖留下的家训中，除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而外，还有“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从中我们自会体会到一些酸甜苦辣，顺逆穷达，也似乎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然而可贵之处正在于“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豁达态度，无怨无悔，不怨天不尤人的超然胸襟。即便在这样一种处境下，仍要对社会、对他人尽职尽责。孟子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矣！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种思想、情怀、责任，到了锡予公时仍然可见一斑。一次，时值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家前途渺茫，锡予公与吴宓先生讨论起国亡时“吾辈将何作”的沉重话题。吴宓先生说：“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公则言：“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锡予公这段话令当时的吴宓深为叹服，今天读后仍令我辈后学赞叹不已。此种理想不正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精神之传承吗？

　　到了先生时，先生在青年时追随政治上的进步，理想仍在为民服务，学以致用。先生虽对自己在“梁效”之时担任毛主席的秘书班子成员，深以为内疚，造成了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很多人被整、挨整的局面。然而置身于当时社会的背景，谁又逃避得了呢？何况是跟着毛主席？今天历史又将再次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英明超过中国共产党历史所有的领袖。改革开放之后，先生又组建“中国文化书院”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作学术方面的梳理与培养人才工作。后来又号召青年学者参与到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对话当中，以期消减亨氏理论给儒家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后来先生又领导编纂《儒藏》，旨在进一步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奠定更大的基础。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还召开学术会议，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期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按先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支流”，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主流，支流必将归于主流之中。如此的作为，其精神仍在“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古士大夫胸怀天下、修齐治平的理想，在先生的身上表现得如此充分。

　　《我们三代人》一书，人分三代，精神则一。这个一，从小而言是汤氏三代之精神，其名曰“家训”；从大处而言则上可追溯孔孟，是中华传统文人、士大夫一以贯之的情怀理想。

　　此外，读先生的《我们三代人》也是学习锡予公汤用彤先生学术思想的捷径。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确立锡予公以下的学术观点：

　　（一）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兼容西方、印文化。正如他所言：“取他国之淳粹，炉铸于本国之精神。”这一观点在他的《道德为立国本议》一文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他说：“励行孝悌，移之以爱国，推之以合群”，“中国立国，首重孝悌。故教育之实，始自家庭；而道德之源，肇于孝悌……道德为国之大本，实世界所公认。”他还总结罗马灭亡的原因实在在于失去本国固有之精神。他说：“古者罗马领袖全欧，因醉心希腊文化，失本国之精神，终以亡国。是则一国之兴亡，非系乎甲兵、政事，乃视乎道德之高下，尤视乎本国固有道德之存亡。今吾国处世界竞争之中，强邻环伺，情异势殊。兵战、商战之失败，实由于道德之不能战胜。人民富藏，适为敌资。蹈罗马之故辙而不自知，乃嚣然谓：‘孝悌不足讲，礼教不足取，孔道不足法，国粹不足保。’旧日之道德，即澌灭于无形；新学之颓风，遂散于四土。变夏为夷，谓他人父；沧海横流，莫知所属。曩者亡于五胡、辽、金、蒙古，未成之事实，将真见于今日。”

　　锡予公当年之主张，伴随历史之演进，愈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今日经济虽繁荣，但道德下滑，汉奸频生，正如锡予公所言“适为敌资”。

　　（二）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主张理学为本，而不能以科学为本，在科学与理学之间，理学是本，科学是其次的。

　　他在《理学谵言》一文中说：“夫以古之理学与今之科学比，则人咸恶理学而求科学矣，不知理学为天人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为形而上之学，为关于心的；科学则仅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国乌得国哉？”

　　今日读此文，惊叹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理解之深刻，以及对于科学本质研究之透彻，而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锡予公之治学济世精神由此可见。在“五四”以来西学东渐并大有替代“中学”之潮流下，锡予公之远见之深刻之力挽狂澜之使命感，不得不让人钦佩之至。

　　今日世界局势，人类之生态危机、道德危机、霸权与恐怖日益激化危机、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危机，不正是由于人类趋物而不要精神、不要“心”所积累下的恶果吗？

　　（三）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统计全局，精考实事，平情立言”，以及“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

　　今日之学者受科学思维影响，一则偏颇片面；二则唯物，将主客观分离。做学问为达到自己观点之确立，专门搜讨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资料，为立观点而做学问，忘记了“志于道”的学术宗旨，甚至更为严重者，学问只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以期获取经济利益，使真理蒙上了灰尘，学术利益集团化，戕害社会，谋财害命。转基因正是一显例。

　　以上若干仅是《我们三代人》的大海之一粟，越读越有滋味，读得越多，读得越细，还能挖掘出很多关于人生、教育、家庭、爱情、婚姻等诸多的人生启示。希望大家了解国学、了解汤学、了解汤氏三代人的情怀与人生经验，从中汲取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滋养。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雷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