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调侃董存瑞、邱少云——王树增说

　　和其他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同，王树增的写作，尤其有人文情怀。

　　写作中除了查证大量的史料，也不乏实地走访。但是，他了解的不是对于当年某场战争的回忆，而是细节。他相信对方沧桑的脸上写满历史，远比那些冰冷的数字更能带给他生动鲜活的想象和体悟。

　　继《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之后，王树增完成“战争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抗日战争》。作品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线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胜利背后的真实故事。《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新写作，是对抗日战争的全新认知，它带来的是全新阅读战争的体验。

　　他曾称自己的写作为“笨拙的写作”，下的是苦功夫。为了写《解放战争》，他倒下过一次，走在路上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急救车上。他很害怕就此“光荣”了，留下未竟的书稿。好在他又“活”过来，不但写完了《解放战争》下卷，还写完了《抗日战争》。

　　他说，历史本身的原貌谁也搞不清楚，都是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在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要尽可能搜集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各个层面、各个立场的记述，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人云亦云的写作不用这样劳神，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书不用写6年，6个月就行。“但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没意思。认识历史，必须是从自己心里梳理出来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从作品里看到一点新的对历史评判的角度。”

　　无论是《朝鲜战争》《长征》还是《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抗日战争》，王树增在探询历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同时，也在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他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知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人的意义。“我觉得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助于读者认知本民族的文化、经历和民族心理等等。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愿意努力写下去。”

　　“流逝”的处女作

　　王树增是北京知青，1968年去山西吕梁地区下乡。一听那个村的村名就知道它有多小：“羊舍”。羊舍村非常贫困，王树增在那里做纯粹的农民。两年之后，贫下中农用大车把他拉到县城的武装部，穿上了军装。王树增当的是伞兵，从1970年到现在，王树增一直在部队，已近40年了。

　　写作是天生的，好像有一种人天生对文学感兴趣。王树增认为，作家先天因素占很大比重，很少是中文系学出个作家来，那不大现实。下乡之前，他是初二学生，在那个年代属于“准知识分子”。“我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作文课，老师总拿我的作文当范文，充分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当时写作没有地方发表，我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到部队以后都烧掉了，因为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不允许有很多个人物品，只能是清理掉，算是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决裂。”王树增的散文比较早地发表在空军的报纸上，第一部描写伞兵生活的小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他既不知道小说的基本理论，也不懂小说构架的基本常识，只是懵懵懂懂地写，没有稿纸，就在硬皮本上用铅笔写，写了厚厚一摞。

　　王树增写长篇小说成为部队的一大新闻。那时尚处在“文革”时期，他自己利用出差的机会，把这部稿子背到郑州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的大字报一直呼啦啦地扇乎，很恐怖的感觉。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启蒙编辑。编辑让他一遍遍地改，还以出版社的名义给部队发了函，大意是：王树增的作品初具出版规模，希望部队能为他提供方便。部队机关从没遇到这种事，觉得很怪异，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腾出一间房让王树增改稿，不知改了多少遍，终于能出版了。

　　可是书刚一出版，粉碎“四人帮”，根据上级指示，所有出版物一律销毁。这部书从此就不存在了。王树增手里也只有一本样书。那本小说名叫《流逝》。王树增想，自己的青春年华可能就这么流逝了。后来一想，这部书夭折也有好处。那时候自己从文学到政治上都不成熟，就是写了“文革”中亲历的一些事，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迎来了黄金时期，王树增发表了很多作品。“我对阅读有着饥不择食的渴求，突然接触到古典名著和外国文学作品，才知道文学居然是这个样子。原来觉得柳青的《创业史》是范文，后来才知道文学天地是那么广阔。读到艾特玛托夫、卡夫卡，我就模仿，我在作品中掺杂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流派的写作手法，比如中篇小说《红鱼》，大段大段没有标点，当时我觉得是很时髦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王树增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任编剧。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人们的心态都很浮躁，人们欲望丛生，总觉得可以拼一把，面前摆了一百条路可以走。他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社会。有两三年的时间，王树增没有写虚构作品的心境，完全投入戏剧创作，还得到戏剧界最高奖“曹禺文学奖”。除了不会作曲，他几乎什么都写过。

　　终于找到想写的内容

　　199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向王树增约稿，让他写一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不就是剪刀加浆糊么，资料满地都是，我以为一年就可以完成。”王树增没想到的是，一旦投入进去，三年多的时间，他做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一个字没写。

　　出版社几乎把约稿的事都忘了。《朝鲜战争》前后写作用了6年，1997年才写完。广州的城市灯红酒绿，王树增数年趴在故纸堆里，像和战争中的灵魂对话。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想写的内容。他沉在史料中，采访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感觉，他觉得能写一本好书。“如果要问我为谁而写，我是为中国当代青年而写。我要让我们的青年读者知道，国家的历史上，还有一群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在那个年代曾热血贲张，曾高举英雄主义的旗帜，曾让他们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他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民族面临战争或被迫选择战争，我们的青年是否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挺身而出，显示男子汉气概？是否能扫除萎靡不振的心态带来的性格上的软化？是否能在民族精神中张扬永不言败的精神？

　　无论去哪个国家，王树增都会参观当地战争纪念馆。他发现，各个民族无一例外地崇敬战争英雄，他们崇敬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民族的心灵。他不希望我们的青年调侃董存瑞、邱少云。一个日本记者去北京大学采访，有个学生说：“我才不学傻冒的董存瑞！”怎么能够这样？

　　读《长征》的年轻人，王树增觉得他们除少数人喜欢军史外，大多是在读心灵史。如果认真读完《长征》，我们可能获得精神滋养，什么时候都挺直脊梁，永不言败。现在年轻人思想开放，可以质疑战争的合理性，也有权利质疑战略战术思想上的合理性，唯一不能质疑的是前辈的流血牺牲，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

　　一个细节熬一两个月

　　写完《朝鲜战争》之后欲罢不能。王树增又写了《1901：一个帝国的背影》。“这是我对少年时所受近代史教育的反思。我接受的近代史教育，回答不了我心中的疑问。我觉得，谁要读懂了1900年到1930年中国近代史的30年，谁就读懂了中国的今天。”王树增表示，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摸索了无数条建国的路，他想，应该从1901年庚子事件写到辛亥革命，看看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国。

　　写这样的作品，他认为必须做到：一是必须尊重你认为的历史真实和原貌。对同样一个事件，要用多方史料去核实，从而找到带有自己判断的历史观点。你要保持历史最大限度的原貌，必须读书采访、核对史料，这个工作量一定是巨大的。他以黄继光为例：鼠标一点，网上资料多的是，但依靠这样轻松得到的资料写作，不可能写得好。王树增找到了当时给黄继光擦尸体的小护士。这不是史学意义上的考证，但反复求证，寻找新的叙述角度、追求新的认知，对于王树增的写作而言，无比重要。为求证一个细节熬一两个月，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儿。二是必须是文学叙述，这不是史学著作，写战争不是写军史或战史。文学叙述的核心是人。“你必须寻找到你叙述的那段历史、那个人的心理模样，你要和他们的心灵沟通，你认识他们、结识他们，笔下才能出人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王树增说。

　　《朝鲜战争》好像写战争，实际还是写人。他有个历史观：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所以他大量的笔触是写最普通的人。《解放战争》中写了大量士兵，每一个都有出处。他写了很多农民跟着解放军作战，他们是哪个村子，必须是真实的。这些普通的人，也许无论如何查不到人名，但他们给了王树增精神上的滋养。他用文学的笔调，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和民族大命运联系在一起时，书就生动起来了。

　　《解放战争》为我们的父辈而写

　　解放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在作战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仅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实现了一次惊人的大翻盘。王树增总在说，解放战争的结局用纯军事的观点是不能够完全解释通的，它必然包含着这片土地、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所有的因素。

　　“我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作的。解放战争是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一场国内战争，很多战争的参与者现在还活着，我见过他们中很多人，他们的信仰，他们对于幸福、快乐的观念，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影响了我。我相信能够感动我的东西，通过我的笔也能够感染和感动我们的读者。”王树增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关心自己的血脉的来历恐怕是共通的情感。他到农村去，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沾满灰尘的房梁上给你拿下一个大包袱，解了半天解开来是一个族谱，他认为这是他活下去的理由。他想，自己写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写这种族谱，这种族谱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应该有理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何而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状况、生活状况之中，这些东西从哪儿哪来的。这些东西也是他渴求探望的东西。

　　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的基础上，还需对一些史实反复求证和考证。史料掌握越多，错误越少。到后来，王树增成了解放战争的半个专家。但是，还是免不了有错误。《解放战争》出版15天后，就有读者指出有错，一查果然是笔误，只能再版的时候改正了。

　　近些年，随着档案的解密，对于曾经熟悉的历史，人们有了重新认识和思考的热情。党史资料的解密，让我们能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印证。解放战争中的四平保卫战，党内一直有争论，现在基本上明白了。过去忌讳的话题，现在不敢说完全接近，也稍微接近历史原貌了。一些书宣称揭示什么真相，披露鲜为人知的事，其实你知道的我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我不负责揭示内幕。读这样的书，最好不要企图发现什么内幕，我只是想和读者一起，探求历史进程中的人的精神状态。

　　《抗日战争》的写作面临挑战

　　王树增表示，自己的战争系列不是按照历史编年体的方式进行排序的，基本上是想明白一部写一部。《抗日战争》放到最后，其创作上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史料之浩瀚令我们难以想象。不仅要研究日本史，而且要研究百年以来中日关系史，才能知道战争的来龙去脉；二是认知的挑战。“坦率地说，我对抗日战争的认知和我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王树增说，毋庸讳言，新中国以来对抗战史的表述实际上是有偏颇的。这种偏颇也造成了今天广大的中国读者对抗日战争的某些认识往往形成舆论的焦点和热点，也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话题、舆论话题，至今还在热议不衰。“我不敢说回避读者的疑点，但我尽量地靠近读者。”

　　他说，自己不是军事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也算不上学者，作为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作家，他的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作品，与其说是写历史，不如说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长征》可以用永不言败概括，《解放战争》写人民的力量，《抗日战争》在创作上则有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不屈的民族、不屈的性格，以及民族的顽强生命力原因何在。

　　《抗日战争》的写作，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史料的研读、积累、采访和收集。花时间最长的就是史料的核对、对比、筛选，尤其是抗战史，它的战役之多、战场之复杂难以想象，王树增得核对所有关于这场战争的史料。不管是官史还是野史，都有水分，都有谬误。如果不对比史料，这种谬误是甄别不出来的，而且他必须做甄别。第二就是写作阶段。王树增是全景式写作，主要功夫在对档案和史料的研读上。对个人的采访反而是次要的，一般很少聊战争，更多是感受战壕里士兵的精神状态。“我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表面上写的是战争进程，实际上是想给当代读者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启迪。”王树增说，他处理史料时，关心战争的精神状态。“我是军人，战役过程的叙述对我来说不困难。作为作家，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评判作家的高下是靠人文情怀，这是根本的尺度。我崇尚文以载道。我不承认世界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每个行业都一样，写作更要承担点社会责任。这种情怀我希望每个人都有。”

　　(王树增，1970年入伍，1991年毕业于北师大研究生院作家研究生班。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篇小说《鸽哨》《黑峡》《猛潮》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等，长篇历史随笔《1901》《1911》。《长征》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

　　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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