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业：在矛盾中求生

　　一方面，山西各类煤企负责人期盼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第一个“被切”的不是自己

　　2016年3月起，历经近4年的煤市寒冬，中国煤炭市场终于开始回暖。

　　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3~7月，煤炭主产区动力煤价格每吨回升约60元，炼焦煤价格每吨回升100~150元。

　　2013年初至2016年3月，煤市持续走低，进入漫长的“寒冬”。这令山西经济遭受重创。

　　为扭转局面，山西省力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出了政策组合拳。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市场信心将得到进一步提振。”业内人士称。

　　而今，随着市场的回暖及产业调整，山西究竟何时才能走出煤业困局，依然令人关注。

　　重典之下去产能

　　事实上，2016年，煤市虽有回暖迹象，山西却仍未走出煤炭困局。

　　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第一季度，山西煤炭销量同比增加600多万吨，但收入同比减少700多亿元，共计亏损9亿多元。

　　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卜昌森撰文称，山西省2015年的煤炭产量比2000年增长了294.3%，年均增长19.62%，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率，从而导致煤炭产能过剩。

　　“如果不把过剩产能消除掉，价格起不来，煤炭经济就会长期在低位运行。”卜昌森称，“只有一批相对落后的煤炭企业倒闭，资源聚集到少数优势企业手中，此次危机才能结束。”

　　困境之中，山西开始艰难救赎。

　　2016年4月，山西省政府提出，未来5年，山西将通过“五个一批”化解煤炭过剩产能。

　　2016年4月24日，《山西省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下简称《实施意见》）正式发布不久，32个配套实施细则出台。

　　业内人士指出，细则比国家政策还要严苛。2016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

　　山西的规定则是，2020年前，原则上停止核准新建煤矿项目，停止审批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不再进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审批。

　　重典之下，效果明显。

　　山西省副省长付建华曾公开表示，2016年1~6月份，山西原煤产量3.94亿吨，同比减少6880万吨，下降14.87%。

　　另据《山西日报》报道，2016年上半年，山西减产的原煤，几乎是内蒙古、陕西、安徽、河南4省区之和，占全国去产能总量的37.3%。

　　2016年7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说：2016年上半年，全国煤炭消费18.2亿吨，同比下降5.1%。而全国煤炭产量为16.3亿吨，同比下降9.7%。“因为去产能、控产量，煤炭产量比需求下降得更多，所以煤价涨了。”

　　“大力去产能，山西将率先走出‘以量补价’的恶性竞争，这将推动整个煤炭行业脱困，同时，也会倒逼山西各级官员和煤企老板抛掉煤炭依赖，下决心转型。”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坚守“276个工作日”

　　山西煤炭厅总工程师武玉祥表示，山西煤炭去产能主要采取“三大措施”——276个工作日，关停16座违法违规建设矿井，停产整顿一批整合矿井。其中，最为有效的是“276个工作日”。

　　“276个工作日”是指煤矿276天减量化生产。具体算法是用每年365天减去52个星期日、再减去11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业内人士解释说，“一年中，煤矿只能生产276天，周日和节假日煤矿必须停产。”

　　吕梁市离石区煤炭局副局长张生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控制生产天数来控制产能，是一个最为有效的方式。”

　　张生旺算了一笔账：离石区有12个煤矿，其中7个煤矿正常生产，“目前，7个煤矿的总产能是600万吨，如果将它们的生产天数从365天压缩至276天，至少能压掉100万吨产能，相当于关闭一个90万吨的中型矿井。”

　　吕梁离石区煤炭纠察分队（下简称纠察分队）队长雒新平则对《瞭望东方周刊》坦言：让煤企自觉执行“276个工作日”绝非易事，因为“压产能就是在压钱，煤老板有抵触情绪”。

　　而为了保证“276个工作日”得到执行，煤炭部门“除了派专人驻守煤矿外，还加大了监察力度”。

　　纠察分队纠察一股股长冯铁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纠察分队队员会在每个周日、节假日对辖区内煤矿进行随机性突击检查。

　　据《山西日报》报道，按照“276个工作日”，山西年产能净减少1.4548亿吨，相当于2015年山东省全年的原煤产量。

　　转型求生

　　尽管煤价开始上涨，但山西东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东泰公司）董事长王江平还是备感焦虑——目前吨煤成本250元，其中至少有100元是财务成本，这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2014年，认为煤价已经触底的王江平以60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吕梁永宁煤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宁公司），一举成名。

　　如今，陷入困境的他却要把这个昔日为其带来荣耀的“光环”卖出去，“哪怕赔5亿元出手也行”。有了这笔资金，他便可以推动企业转型。

　　王江平认为，只有转型才能重生。他计划投建一个电解铝厂。

　　“建一个50万吨的电解铝厂至少需要30亿元，资金是大问题，但无论如何都要咬牙坚持下去。与其低价等死，不如转型求生。”王江平说。

　　宋卫国（化名）也持有同样看法。

　　46岁的宋卫国在吕梁拥有一家240万吨产能的大型焦化厂。吕梁是全国最大的优质主焦煤基地，山西占全国焦炭产量四分之一，而吕梁则占山西的四分之一。这里产出的主焦煤会被焦化厂炼成焦炭，“深加工”让主焦煤的价值得到大幅提升。

　　然而，作为煤炭的下游产业，焦炭庞大的产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已显露。

　　“2012年下半年到2016年3月，煤市下泄，焦炭价格也一跌再跌，最惨时卖一吨赔100~200元。”宋卫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3月之后，随着煤市回暖，焦炭市场也出现升温，“截至8月中旬，1级焦炭卖到1000元/吨，上涨240~250元/吨，企业有了微利。”宋卫国说。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难以维持。

　　吕梁市离石区煤炭纠察分队队长雒新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之后，吕梁大部分焦化厂相继消亡，究其原因，“环保政策日益严苛，一部分违规焦化厂被关闭。更致命的是，吕梁焦炭、焦煤的销路以河北钢铁厂为主，河北大量取缔小钢厂，这让吕梁大量焦炭断了销路。”

　　但雒新平也表示，虽然焦炭赔钱，焦油、煤气等20多种焦化副产品都有盈利，销路还一直不错，“少数焦化厂是靠这些焦化副产品才逃过一劫”。

　　“山西焦化企业普遍存在重‘焦’轻‘化’的现象，化产回收、精制技术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较大，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山西省委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以焦为主向焦化并举、以化为主的转变，焦化产业才能走出困境，从而帮助消解上游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

　　知情人说，山西煤老板转型可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前，在煤焦产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部分人考虑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主动转向“可持续发展”之路；2008年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市场倒逼效应，大量煤老板被迫集体转型。

　　如今，旅游、房地产、医药、酒业、农业、餐饮、机械制造等领域都有山西煤老板的身影，“他们正成为山西的新经济力量。”

　　如何甩掉债务包袱

　　2008年，出于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考量，山西官方力推煤改。按计划，山西省内煤矿由2600座整合为1078座，小煤窑成为历史。

　　煤改中，各类煤企鲸吞大量小煤窑，然而，仅过两三年，煤市即出现断崖式下滑，煤炭一度无人问津，高价买来的小煤矿不仅被无限期搁置一边，还成了一个个沉重的负担。

　　“沉重的债务正将煤企推向绝境，如何甩掉这个包袱生死攸关。”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大土河公司）副总经理刘云扣说。

　　大土河公司创建于1985年，创始人是贾廷亮。他曾登上胡润百富榜单，一跃成为2006年的山西首富。

　　目前，大土河公司拥有25家下属企业，员工超过一万人。公司经营项目从焦化拓展到采煤、选煤、发电、化工、运输、房地产、教育等多个领域。

　　为编织和维系这张庞大的产业网，大土河公司也背上了沉重债务。

　　2014年，贾廷亮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坦承：“身背80亿元贷款，一年8亿元的利息。”

　　一位知情人说，在吕梁，70%的煤企为民营企业，2010~2013年，几乎所有煤老板都向银行借贷，至少70%的煤老板同时还在民间融资。

　　吕梁市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表示，2013年之后，煤价下跌不止，煤矿严重贬值，煤老板的债务越滚越大，一些企业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

　　在山西，“高负债”是煤企通病。占山西原煤总产量半数以上的七大煤企2016年一季度末，负债总额已达1.2万亿元，与山西2015年全省生产总值1.28万亿元几乎相当。知情人指出，债务多来自上一轮“煤改”，六成在银行。

　　为化解危机，山西官方推出一系列措施。

　　2016年4月，山西宣布，山西省政府计划为七大煤企提供增信担保，额度或达350亿元；8月5日，中国银监会山西监管局局长张安顺表示，2016年9月底，七大煤企的银行贷款将全部重组为转型升级中长期专项贷款，涉及资金4000多亿元。

　　“希望过剩的产能尽快消解掉，这样优质的企业就能逐渐扛过寒冬。”刘云扣说。而这也是整个行业的期望。

　　挥之不去的煤炭情结

　　尽管举步维艰，但对于这个曾经让不少人走上巅峰的行业，多数人仍然难以弃之而去。59岁的煤老板王天涯（化名）就是煤业最坚定的拥趸。

　　因为贷款少，财务成本低，王天涯的煤矿没有出现大的亏损。

　　就在煤老板们痛苦挣扎的时候，王天涯反而作出了一个冒险决定：将煤矿产能从90万吨提升至150万吨。为达成这个目标需投入5亿~6亿元，而这笔巨款是他的全部身家。

　　是因为王天涯认为，经营煤矿还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情，“煤炭暴利时代不会再有，但仍有微利，只要控制好成本，不盲目扩张，煤矿还是个好行当，为它押上身家性命，值得。”

　　实际上，对于山西省政府力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山西煤企负责人多存在“心理矛盾”。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方面，山西各类煤企负责人期盼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第一个“被切”的不是自己。

　　刘云扣把化解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上市。他说，大型民营煤企脱困，只有“上市”一条路可走，“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希望政府能在政策方面推动一下，让民营煤企顺利进入资本市场。”

　　2016年8月，山西副省长王一新在北京拜会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王一新希望中国证监会帮助山西企业发挥好资本市场作用，助推山西转型升级。姜洋则表示，证监会将积极帮助山西企业，支持山西经济社会发展。

　　这令许多煤企重燃了坚守的希望。

　　不仅是煤老板们，山西人对于煤炭的情结，在巨大的产业工人群体中也挥之不去。

　　43岁的齐利生（化名）是一名矿工，他的工作是在距地面140米的地下深处与采煤机一起挖掘煤炭。

　　多年来，齐利生一直拿着每月7000元左右的高薪。然而，2012年之后，随着煤价走低，齐利生的境遇发生了变化——单调的井下工作还在周而复始地继续，但工资却越发越晚，“2013~2015年，煤矿陆续拖欠了10个月工资。”

　　2016年8月11日，山西官方推出意在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政策，包括发放配套补贴的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等。

　　尽管如此，齐利生依然没有离去的意愿。

　　这不仅是因为矿工们没多少文化、不好找工作，还因为在煤矿挣惯了高工资的工人们不愿意去“低就”别的工作。

　　因此，很多矿工即使被拖欠工资也还在煤矿里坚守，期待着煤市回暖，能再过上好日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武刚/山西太原 吕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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