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象

　　去与建筑设计相比，景观设计可能更多地涉及开放的公共空间。从小尺度的城市广场、街心花园、住区绿化到大尺度的公园、风景旅游区自然保护区等，这些项目不仅与城市建设、文化建设、旅游经济等相关，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关。因此，景观设计会涉及到更多的与公共性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多年的设计实践中，我们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开始思考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例如，在早期的城市公园或广场设计中，无论从形式到功能，我们基本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模式。但是在公园或广场建成几年后，我们注意到：某些设计师主观设想的广场功能并没有实现，反倒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现象影响了广场的形式，比如说“广场舞”以及广场上或公园里市民们的一些自娱活动。这一近些年来饱受争议的现象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普遍存在。我们可以不喜欢它，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在特定人群中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这种“广场现象”既不同于拉美国家的狂欢节，更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共广场——现代民主的起源地，而是一种纯粹的，在地化的“中国现象”。与西方的公共性概念相比较，这种特殊现象更具共同性或集体。因此，超越对公共空间设计的普遍性认识，发现与研究因时、因地的特殊性是我们目前与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这次的展览主题“来自前线的报告”，从题目到内容看都非常激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在中文语境中读起来非常刺眼的用词如战争、战场、前线等。这种看似欧洲左翼的表述方式在1990年之后已经不多见了，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内。这一激进的姿态既与Alejandro Aravena的个人背景和观点主张相关，也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扩张中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境况有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里，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社会阶层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这一现象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建筑与人居环境。Alejandro Aravena在此次策展陈述中对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平等、集体等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概念的张扬都反映了作为建筑师的策展人所思考与关注的焦点并不在建筑本身，而是如何以建筑为工具去解决非建筑的问题，也即在建筑设计、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等之外的社会问题。正如他不久前在上海接受一次访谈中所说的：当建筑师开始关心社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在乎做一些“差建筑”，甚至不把自己当成建筑师。用设计作为工具，来解决设计以外的事情，因为“设计”在设计之外会更有力量。在建筑设计、景观设计越趋时尚化、艺术化、奇观化，设计师越趋明星化，而普遍的人居环境越趋工业化、边缘化的当下，这种反思对中国的设计者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警醒。

　　我们对“日用即道”的理解是；日用乃日常之习性，乃日常生活之外化；“道”乃真理，乃生活意义之所在，乃终极目的。这既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普通百姓对生活的信念。在参与由梁井宇先生主持的“大栅栏杨梅竹斜街改造项目”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着这一理念。但是，现实逻辑也使整个改造计划充满了矛盾与悖论。这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由投资公司运作的商业项目，包括居民搬迁、违章建筑拆除、街道铺装与建筑立面改造等。这里就涉及到了资本运营与操作的问题。按照资本的逻辑：效益即道，增殖即道。那么，生活于这条街道中的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产生效益？何以增殖？答案似乎只有两个选项：搬迁，或改变自身的日常生活的方式，以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即日常生活不再是自身的目的，而是作为实现他者目的的手段；日常生活仅仅是一种被重新编码的“胡同生活”的展示。日常不存，日用何为？道将焉附？正像一位街道居民所感叹的：“这个街道现在变成文化街了，和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尽管我们深知当今世界上资本无往而不胜的道理，但是，在整个街道改造过程中我们仍然坚守着那一初衷——为平民设计，使改造工程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合当地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把这里比喻作“前线”，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以日常生活之道VS资本所营造的奇观社会。

　　此次参展的项目“花草堂”是我们设计团队自杨梅竹斜街改造项目完成后的一次延伸设计。改造前的杨梅竹斜街绿化环境很差，几乎没有乔木类植物，因此，我们在环境改造设计中加建了街道与居民房屋衔接的花池，种植许多观赏花灌木，以增加街道的绿化量。但是所有这些出于美化环境目的的举措并没有受到多数居民的支持。根据施工记录：施工完成后，花池内种植的植物需要经常补植更换，原因是这些植物经常性地被居民挖走或破坏，部分花池中甚至被居民栽种了自家的食用类植物如小葱、丝瓜、豆角，以及可出售的葫芦等。除此之外，根据市政绿化单位的报告，每年举办各种公共活动期间摆放的各类观赏盆花有20%被当地居民搬回自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对公共空间、公共秩序等一系列问题的再思考。我们没有将上述这些现象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国民素质的问题或公共道德的缺失，而是通过实地调查与分析，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些现象背后的特定社会情境与特定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不仅使我们对那些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有所体悟，也改变了我们对设计的一贯理念，即设计应该去适应设计的对象而不是改变；设计不应以普遍的形式强加于那些哪怕看似丑陋的特殊对象，这种对异质性的恐惧与排斥恰恰是设计同质化的根源。

　　文Article>谢晓英 Xie Xiaoying、童岩 Tong Yan；插图Illustrator>第十五届威尼斯建筑中国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