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之都和她的天才们

　　按照每平方公里的博物馆数量密度来统计，阿姆斯特丹无愧为博物馆之都。这里的博物馆也形形色色，诸如：水博物馆、性博物馆、圣经博物馆、钻石博物馆、猫博物馆、咖啡和茶博物馆、船屋博物馆等等等等。那么我可以断定，这个城市就是个百科全书博物馆，储藏着人类的记忆，也闪耀着天才们的荣光。

　　钻石之都的“文明先知”

　　4个世纪前，一个钻石切工大师，威廉姆·瓦玛特（William Vermaet）在阿姆斯特丹的婚姻注册地为阿姆斯特丹申请钻石之都，当时阿姆的钻石工艺和交易额已经独霸一方，有趣的是他成功了！于是阿姆在1586年11月15日有了新的身份。4个多世纪以来，钻石之都为世界贡献出了无数的珍品，包括各国女王的王冠，其中最复杂、最昂贵、获得了最多工艺专利的钻石是——黑色伦勃朗。这是一个美妙的象征：伦勃朗才是最有价值的珍品，艺术家才是阿姆的灵魂！

　　1606年7月15日，莎士比亚灵感开始枯竭，万历皇帝也日渐疏政，而此时，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刚刚成立，荷兰黄金时代的大幕也由此而拉开；也是在这一天，伦勃朗出生了。

　　伦勃朗少年得志，中年辉煌，晚年潦倒。他的艺术也如他经历世态炎凉时的心态一样，一变再变。在伦勃朗故居中有一股油画调色油的味道，据说400多年前，这里还混合着一股泥煤燃烧的气味，毕竟，阿姆是个冷地方。伦勃朗花钱无节制，这也为他日后破产埋下了伏笔。有钱的时候他从码头上背回来一箱又一箱的藏品，很多都是贝壳。在17世纪，生物学把大自然分为动物、植物和矿物，贝壳属于动物，好吧！动物！所以贝壳是伦勃朗最喜欢的两种动物之一，另一种是马；作为伟大的历史画家和风俗画家，这些动物们都屡次出现在他的画作中。虽仅寥寥数笔，但400年前的风土人情却能扑面而来，甚至能听到古战场上的跃马嘶鸣，人物更是动势强健，细节精准，这些都承接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传统。伦勃朗的故居，还收藏了他各个时期的自画像。他貌似是世界上最早的“自拍帝”，年轻时候有空就对着镜子摆各种表情，从中他也学习到了很多面部肌肉的解剖知识，训练出了捕捉人物表情的敏锐观察力。

　　到了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渗透亚洲，并逐渐控制台湾，滚滚财源流入阿姆斯特丹，也正是这一时期，阿姆建成了最大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西教堂；38年之后伦勃朗长眠于此，335年之后，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 Wilhelmina Armgard）也在这里举办婚礼。1638年，日本赶走了葡萄牙人，开始闭关锁国，荷兰借机垄断了西方对日本（甚至东亚）的贸易，阿姆因而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这一年，伦勃朗32岁，他画了一张重要的自画像，那是一张烟盒大小的铜版画，画中的伦勃朗身穿演出用的戏服，帽子上有一支又大又长的鸟毛，他双目炯炯有神，表情严肃但看上去踌躇满志，胡子和羽毛的线条，都是粗犷又潇洒，不羁又精准——正值盛年的他，果然自信又敏锐。此时，他是阿姆斯特丹冉冉升起的艺术明星，受宠于达官豪门。一年之后，他就买下了那座被后人称为故居的豪宅。遗憾的是这座奢侈的故居只陪伦勃朗度了20年，1656年，伦勃朗破产了，后来各种官司接踵而来，众叛亲离，又丧子丧妻。暮年之人，贫病交加，画境由心生，艺术风格变得愈加深沉，老人形象和沉思者的肖像也屡屡出现于晚年的画作中。对了，少年伦勃朗就读莱顿大学哲学系，但晚年的伦勃朗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般热衷于捕捉复杂的光线在脸上和材质上的细微变化，而是刻画人物内心的坚毅，每次看到这个时期的伦勃朗自画像，总让人唏嘘不已，他嘴唇紧抿，眼神沧桑，一个天才的倔强和委屈，过了400年，仍能让人感同身受。伦勃朗于1669年去世，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私人商船、战舰和雇佣军，荷兰的黄金时代渐入佳境。此后，游历四方的船员们，惊喜地发现老乡伦勃朗的威望，比他们的足迹更早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消息传回故土，阿姆人开始对着那张紧抿着双唇的自画像，重新审视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最终，伦勃朗被尊为“文明的先知”；此时，他已经去世100年了。2007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天才电影人彼得·格林纳威，以潦倒的晚年伦勃朗的故事为灵感，拍了电影《夜巡》。

　　两个梵高

　　说到委屈的天才，比伦勃朗小200岁的后辈梵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生都穷困潦倒，最后英年早逝。死后近百年，“梵高热”在全球井喷，每年200万人的访问量，使得梵高博物馆成为全球个人博物馆界的票房冠军，他的画作，更是屡创天价记录。总之，巨额的资金围绕着死后的梵高，这和梵高生前的贫困，形成了极为讽刺对比。

　　文森特·梵高（1853年-1990年），流星一样的人生，辉映着荷兰第二次黄金时代的光辉。他死后，后人用最高的荣誉来缅怀他，2015年是欧洲的梵高文化年，法国、比利时、荷兰，凡事梵高生活过的地方，都有纪念他的活动。“怀才不遇的天才”、“兄弟情”、“苦难成就大师”、“热爱生活”、“和穷人在一起”、“为艺术殉道”——是围绕梵高的诸多话题，经久不衰。梵高美术馆当然是最重要的纪念梵高的地方，梵高美术馆成立于1966年，是吉瑞特·里特维德（Gerrit Rietveld）的设计，他也是包豪斯的第一任讲师，后来星散各地，他回到故土，成为荷兰设计界的领袖。1999年，对梵高一直青睐有加的日本人捐了一个二期工程——美术馆侧翼，由黑川纪章设计，2015年竣工的时候，完整的梵高美术馆举办了盛大的庆典，12万株向日葵围绕着美术馆，在阳光下怒放。梵高弟弟的曾孙子，那个叫做提奥·梵高（Theodoor“Theo”van Gogh）的纪录片导演，他不仅继承了梵高的艺术才华，还继承了梵高的正义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甚至他们都和枪杀有着不解之缘。2004年11月，因为提奥·梵高对“伊斯兰教妇女地位低下”的批评，激怒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不仅在闹市中射杀了提奥·梵高，还有匕首割下他的头，在大腿上刻上一句话：“Ayaan Hirsi Ali，你是下一个”。荷兰又一个天才陨落了，年仅47岁。随后，阿姆发起了万人游行，抗议暴力和捍卫言论自由。

　　如今，梵高死去一百多年了，人们对他的热情还是有增无减。这不，7月，梵高美术馆的新展览又来了——《疯狂的边缘：梵高和他的病》。

　　“阿姆斯特丹学派”

　　1923年，在文森特·梵高死后近30年，又有一位阿姆斯特丹的天才也英年早逝，他就是米歇尔·德·克拉克（Michelde Klerk），在15年的建筑师生涯中，他改变了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景观。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阿姆斯特丹城市建设的传奇经历。

　　公元800年，这里是一片沼泽，是欧洲的北海和须德海的交汇处，两片水域的海岸线构造出了像眼睛一样的一片海域，这是天然的海港。荷兰人用风车抽干了大大小小的湖泊、湿地，又兴建了阿姆斯特丹大坝。几百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创造了更多的土地。随着后来海运的成功，阿姆斯特丹逐渐变得重要起来，人们不断地向海洋要土地，阿姆的海岸线和城市蓝图也一次次被修改。在伦勃朗的时代，荷兰挣夺海上霸权的大戏越演越烈，随着军功和商贸的成功，东西方的财富滚滚而来，科技和文化也功勋卓著，阿姆斯特丹建立了第一个世界贸易中心，荷兰人起草了国际法，荷兰人发明了摆钟，荷兰成了欧洲出版中心，阿姆斯特丹在大航海时代不断书写着历史。就是在这个时代，阿姆斯特丹的城市面貌逐渐确定下来，那是贵族们（尤其是海运公司们）主宰着的城市，一切都是以保护贵族们的财富为目的。比如运河和街道的设计，都是以防御为主——这是个军事化的样板。

　　在伦勃朗去世后8年，他的邻居——伟大的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de Spinoza），在一生郁郁不得志中去世，年仅46岁。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卡尔·马克思，而后者，在19世纪，将社会主义思潮推到历史前台，也为工人争取工作权利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拜马克思所赐，在20世纪，阿姆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终于开始在城市规划的历史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从此，奢华的贵族气渐渐消退，中产阶级的审美和政治诉求开始改变城市。

　　“阿姆斯特丹学派”正是在这个时代、这个诉求下应运而生的艺术和设计流派，米歇尔·德·克拉克是学派的领袖，他一生涉足建筑设计，家居设计，和市政工程。他和他的同仁经过20年的努力将中产阶级审美送上历史前台。设计产品领域包括建筑设计、室内装饰、平面设计、家居设计等各种设计类型。有个棕色的座钟设计，是米歇尔·德·克拉克的代表作，这个钟表的整体造型像泪水一样，有着优美的线条，棕色木质和铜质的表针从颜色和质地上都优美、和谐。请注意一个细节，钟表的顶端，是一个小小的印度爪哇风格的魔鬼头像——卡拉；在印度文化中，卡拉象征着“死亡”、“时间”和“黑暗”。米歇尔·德·克拉克用了卡拉的头像，赋予了钟表深层的意义，那就是“时光飞逝”、“转变”和“时间与死亡的关系”。但仔细看，钟表的顶端的背后有蜗牛的触角，米歇尔·德·克拉克在解释这个细节的时候说：“蜗牛不需要扭头，因为它的眼睛是全景式的，它在缓慢而专注地书写生命的痕迹”。所以，卡拉在前，蜗牛在后，正面面对死亡，背面雕刻时光——这种带有黑暗特质的伯格森式哲学，是典型的米歇尔·德·克拉克思维，他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寓意，在后来的其它设计上，卡拉和蜗牛的形象屡次出现，在门上，在窗户上，甚至衣柜把手上。钟表的底座是一双斯堪的纳维亚雪橇。这个灵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米歇尔·德·克拉克早年学习斯堪的纳维亚绘画，这对他的一生都影响很大。从上到下，不同的文化符号搭配在一起，但是并不显得突兀，反而增加了文化的多元性的意味。这个钟表设计于1914年，彼时，全球化的大潮刚刚拉开序幕，而一战的炮火正在周边国家隆隆作响。

　　再说米歇尔·德·克拉克的建筑设计，它们不仅是在设计造型和审美上日趋几何化，也不仅仅是让简约和实用的设计趋势开始出现，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建筑师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为平民服务”的设计立场从此渗透到荷兰的设计中，此后的里特维德、库哈斯等历代天才建筑师们都承接了这一传统，将社区建设作为一生重要的工作。

　　“阿姆斯特丹学派”虽以“学派”著称，但他们并没有宣言和具体的理念，仅仅是一种风格。在近百年来，欧洲的学者们不断地从中挖掘它的精髓，试图为今天的荷兰设计寻根。如果说包豪斯和日后风起云涌的设计流派（风格派等），将人们彻底带入了现代主义的生活中，那么“阿姆斯特丹学派”便是包豪斯之前一次最重要的过渡。1923年，米歇尔·德·克拉克死于39岁生日。而一年之后，里特维德便设计出了风格派的代表性建筑：施罗德住宅——荷兰建筑界的新的领袖诞生了。

　　“眼睛”里的“眼睛”

　　阿姆一半的土地来自围海造田，尝一尝河水，咸的。

　　在大航海时代，虽然阿姆斯特丹的权贵们可以在海洋上和殖民地巧取豪夺，但是对日益变暖的气候却无能为力。从那时开始，阿姆斯特丹的水位不断下降，为了保护阿姆斯特丹的港口优势，贵族们将海道变窄，以增加海水的流速和水位。于是，大片的人造区域（包括阿姆北部和一些卫星岛屿）逐渐形成了。今天，这一工程仍在延续，它们是阿姆的未来。我们主要谈北部，这里和中央火车站隔着一条宽阔的河，那里曾经就是那片像眼镜一样的海域。后来人工造岛之后，它长期是荒野，偶尔用来给犯人行绞刑。再后来，它变成了贵族们的周末度假村。进入现代之后，壳牌石油和大型船坞公司把工厂和实验室建在这里，积累了巨额的资本。在贫富分化加剧的当代，这里自然而然变成了阿姆的革命青年们的眼中钉，曾经“占领办公室运动”就把这里当作了主战场。当这些政治争端趋于平静之后，阿姆斯特丹把未来押在了这里。再一次，博物馆之都的标志性的项目就是建立博物馆，这次兴建的是荷兰最重要的电影博物馆——眼镜电影博物馆。最终拿下竞标方案的是建筑事务所Delugan Meissl，设计理念是“光线”。电影是光的艺术，光线的交织和切割也构成了凝固的建筑，这个当代感十足的的方案最终打动了董事会。2012年4月4日，眼镜博物馆落成，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亲手揭开“光线“的面纱。如今，眼睛博物馆已成了阿姆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坐上轮渡，来到北部，坐在海景房一样奢侈的咖啡厅，和朋友小聚，吹吹海风、看场电影，还有比这更棒的周末吗？

　　今年6月，眼睛博物馆推出罗比·穆勒（Robby Müller）的个展“光线大师：罗比·穆勒”，他是荷兰的天才摄影师，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包括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公路之王》、《德州巴黎》，拉斯·冯·特里尔（Larsvon Trier）的《破浪而出》、《黑暗中的舞者》，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的《离魂异客》、《不法之徒》等等。

　　罗比·穆勒和文德斯是天设地造的搭档，他们在《德州巴黎》中最准确地抓着了当代社会的疏离，还有那人们无法逾越的隔膜，即使是兄弟、爱人。另一方面，他们的经历决定了只有他们能如此敏锐。罗比·穆勒，一个荷兰人，生于二战开始的半年后；文德斯，一个德国人，生于二战结束的半个月前，他们共同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和后遗症，更重要的是，这一代的欧洲艺术家，不得不面对日渐强势的美国文化，那是几百年内，欧洲文明第一次开始处在弱势。他们在欧洲闯出名声之后，决定去美国，美国的辽阔疆土也给了他们的“公路电影”最深刻的灵感。于是在德州的沙漠里，他们找到了当代社会最具有象征性的隐喻——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巨大的精神空虚。这部作者气质极强的电影在欧洲和美国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展览中被提及：文德斯本想把《德州巴黎》拍成一个父子团聚的大团圆，但是罗比拒绝开机，他相信“不可能得到的爱，和不可能弥合的创伤，才是最真实结局”，最终他说服了文德斯，于是男主人公选择了再一次远行。展览海报正是这个男主人公戴着红帽子走向沙漠。这是对现代文明的批评和拒绝，流浪不仅是起点，也是终点，还是文德斯和罗比的人生写照，还是寻找自我无法回避的途径。

　　如今，罗比·穆勒已经结束了流浪，回到了阿姆斯特丹，这个经历似乎和库哈斯很相似。对了，他们还都是荷兰电影学院的同学。他们似乎代表了荷兰天才们的经历，像水一样流向远方，向往一种变动不居的生活，只是有人荣归故里，有人客死他乡，有人还在路上……

　　文Article>Louis Hothothot；图picture>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