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从严治党之路

　　创造性提出“支部建在连上”

　　大革命失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党和军队的组织建设问题。

　　1927年9月“三湾改编”前，已经诞生6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一支独立的军事武装。党虽然整合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并在其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组织（支部）都是设在团一级。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就难以直接掌握士兵。可以说，党掌握或影响的叶挺部队、贺龙部队等之所以在后来的几次起义中被逐次击溃，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主要原因。当时的起义部队官兵成分复杂，政治觉悟参差不齐，思想混乱，军官对士兵的管理全靠命令和体罚。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秋收起义中也普遍存在。

　　秋收起义后，原有5000多人的部队仅剩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说：“芦溪受挫后（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伤亡1/3），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毛泽东住的“泰和祥”杂货铺里召开了前敌委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党建在连上”的主张，时任师长的余洒度提出各种疑异，（团长）陈浩、徐韩等人也站出来反对，党内争论非常激烈，毛泽东耐心做解释，最后以叶挺独立团为例，把党支部建在团上的成功经验，来说明“党建在连上”发挥堡垒作用的意义。最后，将自愿留下的700余人缩编为一个团，然后在连队设党支部，在优秀士兵中发展党员，在班排设党小组，在连以上设党代表并担任党组织书记。

　　从“三湾改编”开始，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罗荣桓曾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12月，古田会议（1929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将“支部建在连上”通过决议案并形成定制，一直沿袭至今。而党指挥枪的原则，则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

　　1928年4月，针对党和工农红军出现的纪律腐败问题，毛泽东又在湖南桂东县沙田镇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后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真正落实这一制度，毛泽东还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后，“纪律检查组”就到群众中去了解官兵遵守纪律的情况，并及时处理违反纪律的人和事。

　　以上这些原则和制度是毛泽东对建党建军的重要贡献，它不但保证了当时“工农武装割据”的实现，而且也成为党和军队在各个时期最终能够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以后，湘赣边界党员数量激增，边界也进入全盛阶段。由于党员队伍发展的速度过快过猛，“只注意数量，没有加强质量，党与阶级之间没有处理清楚，仅仅采用拉夫式的吸收办法”，因此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在此情形之下，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场“洗党”运动：重新建立党员花名册，洗刷后的党员不宣布、不通知。这次对党的清理，净化了党组织，提升了党的战斗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等一系列很有针对性的反腐败措施。其间，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查处了新遂边陲特别区赤卫队截留打土豪时收缴财物的案件；宁冈县委对坝上乡政府主席、长溪乡政府军事委员两桩贪污腐化事件，做了撤职查办、公布案情的处理。

　　那时，面对困难和危险，党组织教育党员冲锋在前，“为人民打仗”“为主义而牺牲”。在生活上，“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在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过冬时，毛泽东带头让棉衣，朱德同战士一样挑粮上山。在两年多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好，加上毛泽东等军政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与军民一起渡过了难关。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必须将严格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对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进行严厉的纪律制裁。同时他也警告政府工作人员，“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2年，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但颁布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毛泽东本人还亲自处理了一批党内腐败要案，如谢步升案、左祥云案、唐仁达案等等。据统计，从1932年4月至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被判处死刑的贪官共15名。毛泽东在力主严惩谢步升时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通过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党员都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公而忘私的精神，在中央苏区干部、党员中蔚然成风。党员的数量也增加到30万左右（1934年）。

　　“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

　　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曾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

　　1940年7月，全国共产党员数量已增加到80万人。其中，除了少数为工人党员外，绝大多数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大量的地主子弟。这造成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的严重不纯。因此，在全面抗战的大背景下，如何切实保证党的纯洁性，挑起领导全民抗战的重任，就成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

　　毛泽东首先注意到了党的干部问题。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1938年4月，毛泽东又要求党员干部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要不惜牺牲一切。“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也是党的“任人唯贤”干部路线的由来。

　　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党建方面的重要理论文章，为管党治党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我党沿用至今的宝贵经验。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风”概念）等重要文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话，科学阐明了党的任务、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性，极大提高了全党的素质。

　　第三，毛泽东非常注重党的组织纪律建设。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后来，鉴于王明、张国焘事件，毛泽东向全党重申了党的纪律，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四个服从”（中共七大时写入党章）：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对违反党纪且坚持错误的共产党员，在屡教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必须予以正当处理，严重者则要绳之以法。

　　1941年，毛泽东批准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正式做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决定，使反腐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第二年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强调，公职人员必须克服存在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下面发生的两起案件足以表明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从严治党，惩治腐败上的坚定决心。

　　1937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黄克功事件”，此人因逼婚未成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震惊陕甘宁边区。最后在毛泽东的坚持下，黄克功被处死刑。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又出现了“肖玉壁事件”。战功赫赫的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并托人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态度明确：“这次和那次（黄克功）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肖玉壁于1941年年底被依法执行枪决。

　　延安时期还是毛泽东关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成期，毛泽东尤其看重自我批评的作风，认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1941年6月，陕甘宁地区一个响雷把延川县代县长劈死了，有位农妇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认为，这个妇女这么说肯定有原因。仔细一了解，是公粮征多了，1938年征粮1万担，1939年征5万担，1940年征了9万担，1941年要征20万担，农民确实负担重，自然会有怨言。如果照这样下去，共产党就会失掉民心。毛泽东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扩大生产运动。后来毛泽东回忆说：“犯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都有”，“我们刚到陕北时，征粮多了，老百姓不满意。我当时几夜睡不好觉反复想这个问题，以后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改善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在整风运动后期，由于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不但及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而且主动承担责任，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党的七大以及其他一些场合，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敬礼，赔不是”，进行自我批评。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着，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

　　在延安，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留下了许多颇具教育意义的真实故事，从中也折射出延安时期的党风、政风。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请华侨领袖陈嘉庚吃饭，除咸饭、白菜外，加一味鸡汤，并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据说，陈嘉庚刚在重庆吃过蒋介石宴请的800元一桌的豪华宴席。在窑洞里，毛泽东还向陈嘉庚重申了他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说的“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陈嘉庚看在眼里，回去撰文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时至今日，《甲申三百年祭》已经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问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这有名的“窑洞对”里，毛泽东的回答今天听来仍是掷地有声。

　　中共七大前后，很多人主张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智慧。”“我这个人思想是发展的，我也会犯错误。”作家萧三要为毛泽东写传，毛泽东说你还是去多写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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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建党管党思想的成熟期。他所倡导和践行的那种纯洁的党风，那种鱼与水般的党群关系，那种在党的领导下的抗日革命干劲，至今还让无数人欣羡和向往，这又何尝不是党能够领导人民用“小米加步枪”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所在呢。

　　1945年5月间，中共七大正在延安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召开。两个大会“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说：“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事实证明，国共两党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党方式，也导致了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既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解放战争时期，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打赢这场革命战争，在此背景下，毛泽东的管党治党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此时，“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据统计，到1947年12月，全国党员人数为270万。面对新党员的大量增加和战争、土改双重任务的需要，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采取了整党和加强纪律性两项举措。1947年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认为，党内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上的不纯问题（如在土改中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是前一阶段土改不彻底的重要原因，决定结合土改的开展进行整党，采取“思想打通、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的办法，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194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国共两党在这一年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战略决战。决战之年，中央的工作千头万绪，而毛泽东却认为“目前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因为他认为：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先是1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与请示，以纠正“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接着在4月10日致华东局电文里，毛泽东一口气指出了5种恶劣作风，即“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最后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党“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纪律性。会议前夕，毛泽东提出一个极其鲜明的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因为是“中心一环”的缘故，这个口号在当时又被简称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实践证明，经过1948年毛泽东主持的那场持久深入的纪律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稳健，在组织上更加健全完善。特别是请示报告制度的确立与落实，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因此，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那段告诫全党干部的警世箴言，堪称治党管党的经典：“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其实，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中还重点讲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他看来，要发挥党的正确领导，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工作方法是关键中的关键。毛泽东一贯重视工作方法。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打败国民党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毛泽东提出的12条重要工作方法，总字数不到3000字，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走向成熟，由几十个人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大党，形成了一整套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切成就，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都得益于正确运用这12条工作方法。然而，要每时每刻都能正确运用这些工作方法是不容易的。2016年，习总书记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正是基于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做出6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大力提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

　　进北京的那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能变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动落实从严管党治党原则、防止党内革命意识消退的重要举措，表明从严治党不仅要纠正已经产生的错误，还要防范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对于今天实行全面从严治党仍具有指导意义。

　　“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拥有448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国家和打赢抗美援朝这场国际战争。而因为刚刚接手全国政权，党内还面临着继中央苏区时期以来的第二次腐败浪潮。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全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另一方面，1950年，中央接连发出了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要求严格地整顿党的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的作风，“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甚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951年下半年，全党开始进行内容丰富的整党建党运动。毛泽东把党员分为四部分：一是具备党员条件的。二是不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是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是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毛泽东指出：这次整党，首先要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党，然后对“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

　　1951年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其中“三反”运动就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实质上是党执政后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的一次尝试。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的被处决。1950年至1951年刘、张二人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刘青山贪污达1.84亿元（旧币），张子善贪污达1.94亿元（旧币）。两人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食毒品成瘾。

　　1951年12月，河北省委、华北局的处理意见：“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据资料，周恩来将这些报告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死刑”。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张子善成长的黄敬坚持请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向毛泽东转报他的请求：考虑刘张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不夸张地说，这个案件教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有位老干部感慨：“毙了两个人，党风好了20年。”

　　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从严管党治党的又一个重要举措。1949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1955年，鉴于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党的监督工作薄弱的问题，又成立了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1952年，毛泽东主持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法规，从而使反腐败斗争制度化和法规化。

　　过渡时期结束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针对官僚主义和党内腐败，指出党的干部，如果不接触群众，不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贪污、浪费等都危及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告诫党员干部“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从中共八大到“文革”，是毛泽东治党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战争年代过来的毛泽东虽然对党的执政道路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但由于错误地估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中国局势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也使党的建设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从严治党为历届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所重视，并逐步回归到法制的轨道。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反腐保廉的教育工作，他自己起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生活非常俭朴，并带头执行党的政策，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不吃鱼肉、水果。1962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反对虚荣，痛恨物质享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从严治党、科学管党，就不可能有生机无限、勇担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党不以规矩则乱”，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保卫了政权，但在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毛泽东的从严治党思想是同党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光荣使命紧密结合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历史还未走远，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管党治党理论，借鉴和学习毛泽东的管党治党的举措，对于当前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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