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密送毛泽东5万美元

　　长征开始后，宋庆龄一方面密切关注红军的消息，另一方面多方寻求力量，支持中共和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那一时期，宋庆龄在上海团结了一大批外国友人，1934年到1936年，在宋庆龄指引下，她与这些外国友人一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红军。

　　“一定要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

　　1935年6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陈云离开长征队伍，从四川经重庆辗转来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恢复国统区的地下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然而，此时的上海形势险恶，中央上海局连遭破坏，一时工作难以展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议陈云尽快赶赴苏联。但是，如何才能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安全地把陈云送上往苏联的轮船呢？这个重任最后还是落在了宋庆龄的肩上。

　　1935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把美国医生马海德约到自己的寓所，告诉他：“明天晚上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去莫斯科，麻烦你亲自开车送他们上船。”宋庆龄还反复叮嘱，一定要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第二天傍晚，马海德穿着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来到约定地点，按照宋庆龄事先交代的暗号，他顺利与两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接上了头。虽然一路上关卡重重，但是马海德美国人的身份成了畅行无阻的“护照”，他一直将二人送到船上安顿好才告辞下船，直到轮船起锚，马海德才长出了一口气，驾车离开码头。

　　刚回到诊所，马海德就接到了宋庆龄打来的感谢电话，称赞他做了件好事。然而，一向谨慎的宋庆龄始终没有告诉他这两个人是谁，直到许多年后，马海德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云。

　　其实马海德所发挥的作用，不止是“保镖”。那时红军缺医少药，宋庆龄常常以马海德的诊所为掩护，委托他购买大量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支持红军。他的诊所还常常被作为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和开会的场所。1936年，马海德在宋庆龄安排下与斯诺一起去往陕北，并最终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路易·艾黎是另一位宋庆龄信任的外国友人。长征途中，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冯雪峰来到上海后，试图建立电台，恢复联系。不料机器功率太小，始终无法收到回音。情急之下，冯雪峰只好请宋庆龄帮忙，宋庆龄不仅帮忙弄到了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为了安全起见，她还将这个秘密电台安置在了路易·艾黎私人寓所的顶楼。为了防止电台功率过大引起特务的注意，艾黎的室友电气工程师甘普霖绕过电表，将电台的电源直接接在了主线上，这样即便有人发现异常，也仅仅当作是电器“漏电”。正是通过这个电台，宋庆龄与长征中的红军保持着联系，并常常为他们送去支援。艾黎曾回忆，一次，宋庆龄亲自到沪东取了一箱手枪和子弹，她十分自然地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虽然一路上巡捕检查得很严，但所有的哨卡在拦停宋庆龄的座车后，只要她扬一扬自己的名片，便不敢阻拦，赶紧放行。最后，这一箱军火顺利地转交给了红军。

　　宋庆龄密送毛泽东5万美元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宋庆龄继续支持红军，共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将一封重要信件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向中共中央传递了国民党要求与中共谈判、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重要信息。她还致信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抗日东征表示拥护。

　　此时的红军和根据地面临着不少困难，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而宋庆龄则是竭尽全力提供帮助。红军东征中缴获了大量山西银行发行的钞票，必须将这些钞票兑换成中央银行的纸币才能使用。宋庆龄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路易·艾黎，他带着这笔巨款来到太原，以华洋义赈会委员的身份分别找了三家钱庄将这些带着弹孔和血污的钞票换成了整整齐齐的中央银行纸币。回到上海后，艾黎将这笔钱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自己将钱款凑足了1万元，但是，这笔钱如何寄出去又成了问题。这时，宋庆龄想到了“银行家”章乃器，最终她说服章乃器冒着巨大的风险将这笔钱电汇给了身在西安担任张学良参谋的刘鼎，后来这笔钱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另一次，毛泽东突然致信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宋子文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知道，毛泽东既然来信要求，那一定是急需这笔钱，于是，她将自己赖以为生的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了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约19万法币）寄给中共中央。一生看淡金钱的宋庆龄甚至自始至终没有告诉中共，这笔钱是她自己凑出来的，也从来没有提出归还。直到若干年后的“潘汉年冤案”，这件事才因机缘巧合浮出了水面。

　　正是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感激之情，1936年3月，林伯渠致信宋庆龄：“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众欣喜腾欢。‘九一八’事变后，苏维埃政府即宣布对日作战。形格势禁，未遂所怀，不得已绕道二万五千里，访问了瑶、苗、蛮、番藏、回诸民族；凭吊了石达开殉义之遗墟；跨过了亘古不化之雪山和千里无人之草地，达到预定地点，开始直接向日作战之神圣民族革命战争。国魂犹在，华族不亡……此因又可为先生告慰者也。”

　　数月之后，就在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的前夕，毛泽东再次致信宋庆龄，代表中共中央表达了深深的敬意：“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1949年6月30日，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宋庆龄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