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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中红军到底走了多远

　　刘学礼《漫漫长征路究竟有多长》

　　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长征里程进行了统计：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里程是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的长征路有“二万余里”“近两万里”“8000余公里”的说法，经军史专家根据有关史料包括红军将士的回忆录综合分析，确定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是“近两万里”。

　　红四方面军，因为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导致四方面军南下又北上，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有“近一万里”“一万余里”的说法，根据军史专家综合分析有关史料和红军将士回忆录，确定红四方面军长征里程是“一万余里”。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有“9000里”说法，经军史专家分析有关史料和红军将士回忆录，确定红二十五军的长征里程是“近万里”。

　　红军长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路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如果将四路红军长征里程加起来，整个红军的长征路总共有“约六万五千里”。

　　事实上，长征中每路红军的不同部队，因为承担不同的任务，在长征中所走的路也不同。

　　红一方面军老红军、医生戴正启说，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四万里。有红军将士在回忆录中也反映，红军作战部队行军路线更加复杂，经常奔袭、迂回，他们所走的路往往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如据曾任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测绘员、译电员林伟将军的长征日记计算，他的长征行程达三万一千余里。

　　中印边界反击战共歼灭了多少入侵者？

　　萧萧《中印边界反击战歼灭了多少入侵者》

　　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野心，变本加厉地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1961年，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发布“昂卡尔”行动计划，命令印军加速沿“麦克马洪线”向北挺进，抢占尽可能多的中国土地，建立可能多的哨所。

　　1962年6月，西藏军区中印边境反击作战前进指挥部成立，代号“藏字419”，下辖三个步兵团。10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克节朗地区“清除掉”。17日，印军在边境东段和西段发起进攻，同一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克节朗战役之后，中国政府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但印度不但不理会，反而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组织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战争动员，并加紧向边境增兵。

　　为打破印度靠军事冒险扩张领土的野心，中央军委决定予敌更沉重的打击。解放军采取的战术是“打头、切尾、斩腰、剖腹”，实施大纵深迂回包围，多路穿插分割，将印军“长蛇阵”切为数段，各个歼灭。

　　在整个自卫反击作战中，解放军歼灭印军3个旅（第7旅、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第112旅、第48旅、第65旅），另歼灭印军第5旅、第67旅、第114旅、第129旅各一部，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俘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其中校官26名、尉官29名）。

　　欧洲中世纪为何出不了草莽皇帝

　　修木《『老子英雄儿好汉』：讲究血统的封建欧洲》

　　按照欧洲贵族的家谱追根溯源，他们的祖先据说都是跟随查理曼东征西战的日耳曼勇士，而后优秀的品种一代一代往下传。后来的考证却表明，所谓欧洲贵族历史悠久的血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中世纪的医疗卫生水准低下，婴儿与孩童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低，死亡率高，即使是王子王孙也无法幸免。而以上战场为己任的贵族，更是比一般人多出一层死在战场上的危险。

　　从统计数据来看，每一代人之中平均有近20%的贵族家庭面临没有子嗣的窘境。无人继承的庄园，落到国王的手上，重新封给在战场上立功的勇士或是讨得国王欢心的宠臣。欧洲的贵族阶层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封闭，而是不断有新人加入。只是这些新贵族在地位确立之后，修起家谱来，总会千方百计把自己与以前那些显赫的家族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有机会成为贵族一员的他们，不会挑战以血统定高低的传统。

　　王位的继承者当然更是讲究出身，皇族的家谱在某些热心奉承的人笔下，可以将古代的部分编得更为离谱。比如说英国的王室开始于诺曼底公爵威廉，祖上原本是北欧海盗，1066年他起兵渡海征服英格兰，才戴上英格兰王冠，但是在热心人的笔下，被说成是远在万里之外，《圣经·旧约》中的以色列大卫王的血脉，与耶稣同宗。

　　进入中世纪中期之后，王位的继承仍是严格按家谱来算。国王被谋杀的事情虽然时常发生，但是篡位者却也是来自皇族，没有皇族血统的人想要篡位很困难。欧洲的封建容不得刘邦或是朱元璋的出现，到19世纪才出现一个出身小贵族的拿破仑，有这个胆子将罗马主教请来巴黎给他戴上皇冠。

　　玉米和红薯为何没拯救大明王朝

　　阎京生《玉米和红薯能否救大明》

　　根据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天启年间，陕西、河南、广西、福建、云南各地已经普遍种植玉米和红薯。而生活在隆庆年间的徐渭更是咏过马铃薯“似芋而此差松甘”。明朝晚期，许多有识之士大力推广种植这两种高产作物，比如徐光启就为推广红薯种植而总结了“甘薯十三胜”进行宣传，也在其《农政全书》中最早称呼了“玉米”。

　　虽然玉米和红薯至迟在隆庆、万历年间便已进入中国，但它们也没能在崇祯大灾中拯救大明。主要原因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在选种育种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粮食作物的“产量高”与“口感好”这两个特征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很难两者兼顾。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到崇祯十四年（1641），旱灾席卷明朝15省（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中的12个，仅广东、福建、云南没有旱灾的记录。从形势上来看，此时北方各省的旱灾已持续10年以上，陕西的极旱已经持续了近15年，这些地方的大量饥民已经变为流民或参加起义军，而且外有清军不断犯境。即使明朝中央政府有心，也已不具备在这些受灾省份推广种植红薯和玉米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