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未讲完的江村故事

　　80岁的江村，传统民居已不多见，1936年与初访江村的费孝通合影时站在中间的小男孩已年近九旬，他的儿子在一旁劳作时，显得敦实而憨厚，这个闻名中外的村庄一直自然生长，老人健在、儿孙绕膝，如此寻常的状态却至今仍保持着观察中国农民生活变迁的样本价值，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江村”，有着讲不完的“江村故事”

　　“江村”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但它却被中外学界视为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

　　1938年10月，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功能主义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英文版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写序时称：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江村的本名叫开弦弓村，位于太湖之滨，现归江苏省吴江区七都镇管辖，是苏南众多小村庄中的一个。这里没有秀丽的风光，也没有独特的人文建筑，上世纪的30年代，它稍显“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这一带的农业发展水平很高，并且因其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城乡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特殊。

　　1936年7月，这个普通的江南小村迎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面容清癯、一袭土布长衫，此前，他曾多次访问过开弦弓村，在村子里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是他的姐姐。因为姐姐的关系，他能不断地获得村庄里的信息，能毫无困难地得到全村居民的通力合作，他被这个合作社所吸引，同为吴江人的他在语言上也不存在与村民沟通的障碍。于是，正准备出国留学的他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他为它取了“江村”这一学名，写下了《江村经济》。此后，他与江村结下不解之缘。如今，他的雕像仰坐在江村的荷花池旁，大手摊开，许多人带着“朝圣的心情”慕名而来，想寻找他--费孝通，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所未讲完的江村故事。

　　他让江村走向了世界

　　今年10月，一场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选择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七都镇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社会学、人类学专家汇聚于此，相对于地理位置上的偏僻而言，会议场面显得格外盛大。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见面就相互打着招呼，他们有着共同的老师--80年前“江村调查”的开创者费孝通。

　　费孝通生前曾回忆说：“因为被研究的将是吴江的一个村子，也是江苏的一个村子，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名字（费彝江）中也有一个‘江’字，这样就叫‘江村’了。”今年，费孝通的“江村”80岁了。“江村”仍有被观察的价值所在。

　　短暂的会议间隙，几位从北京赶来的青年学者，冒着小雨步行去了距离会场7里地外的江村。“费孝通先生的工作对于中国社会学有特殊意义。”在会议开幕式致辞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开门见山”的一段话，引发了所有人的思考，“他及他们那一代学者尝试用新的角色--现代的专业性研究者角色去工作。这一开始就给中国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思想。我们需要传承这一角色。”

　　传承，实际上在80年间都从未止息。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城乡文化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徐平每一次对人讲起“江村调查”，都会从更早之前的金秀大瑶山的故事讲起。1982年冬天，20岁的徐平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他在阴冷的地下教室听费孝通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时年72岁的费孝通穿着黑色的棉袄，戴着厚重的眼镜，操着带有浓厚乡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地谈着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近半个世纪的变化。

　　大瑶山引起学界的关注，比江村更早。从1928年中山大学考察队的大瑶山考察开始，金秀的学术调研史就拉开了帷幕，不过，在学术界影响最大、持续最久、取得成果最为丰富的却莫过于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那年，费孝通即将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专业毕业，并计划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深造，导师史禄国要求他在出国前，先到一个与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调查。

　　当时，广西省(编者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旧称广西省)政府设有特种民族研究课题，需合适人选。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设法接通路径，为费孝通争取到机会，参与“广西省人种及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研究计划”。1935年秋天，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踏上了广西大瑶山调查之旅。10月18日他们进入大瑶山，一路走过村寨，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进行社会学调查，用吴文藻的话来形容，他们的大瑶山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然而，这次调查最终却以一伤一死而结束。当他们完成花篮瑶、坳瑶的调查后，12月16日从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悲剧发生。之后，费孝通在巨大的悲伤中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成为其民族研究的起点。

　　“从大瑶山调查这个老根上说起，更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和领会费孝通文化思想。”徐平认为。2009年4月，在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四周年时，徐平在《从实求知志在富民》一文中写道：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工作者，也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凭感情拆“搭配”，必须在弄清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知道应当改变什么，保留什么，从而“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开展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真正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开弦弓村调查无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有意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列。

　　60多年后重返故乡找变化

　　听费孝通讲述“瑶山故事”的5年之后，徐平幸运地成为了费孝通的学生，并且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作为费孝通的学生，吴江市一直是徐平想去的地方，因为吴江是费孝通的故乡，吴江的开弦弓村又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调查点。“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开弦弓是向往已久的学术圣地，它所代表的东部发达农村类型，也是我这个从事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研究的人，十分想对比了解的样本。”徐平称。

　　直到1999年4月，徐平才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与费孝通一起回家乡考察。去开弦弓村的那天，是江南难得的好天气，灿烂的阳光下，桑叶初绿、菜花金黄，徐平一路上都在重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想对开弦弓的六十年今昔有一个比较。徐平发现，村里开了不少食品、杂货、洗染等店铺，不过据说大多是外地人开的，“看来开弦弓人至今还是不太喜欢经商”，徐平还发现，许多店名都被冠以“江村”二字，“可见商人们很懂得名人效应。”

　　在《跟费孝通先生回家--东部农村的启示》中，徐平记录道：先生书中描写的航船没有了，联系外界的水道，已变成四通八达的柏油公路。古老的京杭大运河里，还能看到机动拖船繁忙工作。在开弦弓只偶然见到几条机动船突突而过，更多的是泊在河湾里斑驳陆离的旧船，给人们述说着古老的故事。吱呀的摇橹声，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破旧的瓦房板屋，依稀残存数间，村民的住房，已普遍被二层小楼取代，过去沿河而建的风格，自然也变为沿路而建。村里的民居显然在江南农村不算出色，比之先生六十年前的照片，也可谓天上地下。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幢二层别墅式新楼房，据说是铸件厂老板修建的，主人花了三十来万元。宁静的村庄里，节奏响动的织机声，显得格外突出，这是历史上养蚕、缫丝、织绸的传续，只是今天纺织的大多已是化纤产品，用作西服的衬料。据说当地的丝绸产品，因款式和技术原因在国际上身价跌落，丝绸之乡又面临新的技术和国际竞争的挑战。

　　与费孝通一起回故乡的经历，让徐平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着费孝通六十多年前的著作，目睹开弦弓村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社会人类学的学科价值，在他看来，“先生以中国东部的一个普通村庄，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而完整的标本；而且，通过对这个标本的长期追踪调查剖析，不断适时提出对农村发展的独特见解，对于指导和帮助社会的良性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徐平对此具体解释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中，费孝通先生敏锐地指出了土地制度这个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50年代的重访江村中，指出了以农为纲的危害，继续呼吁发展农村工副业生产；80年代之后，他一直关注和追踪家乡农村的变化，多次重访江村，从普通的乡村中，敏感地发现传统的工副业的再兴和转变，提出了“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发展概念，对于推动全国农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指导作用。

　　谈得最多的是富民，思考得最多的是发展路径

　　《江村经济》真的是费孝通“无心插下的杨柳”吗？1995年，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费孝通将这本书描述为“是由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所促成的”。

　　1985年，在为《江村经济》写中译本前言时，费孝通坦承，1936年的这次江村调查“并不是有计划的，是出于受到了当时社会新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调查结束后，费孝通前往英国，乘坐一艘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从上海到威尼斯航程要两个多星期，他在船上无事，便趁记忆犹新，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提了“江村”的学名。到了英国，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最初见到该系负责指导他论文题目的弗思博士时，他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底子撰写论文，随后谈到曾在江村进行过调查，弗思看了他整理出来的材料后，主张撰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不久后，该系教授布·马林诺夫斯基从美国讲学返英，听费孝通汇报了江村调查的经过和内容后，决定直接指导他撰写这篇论文。

　　布·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写序时预言，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次“不是有计划”的调查中，费孝通产生了一种想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他产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使他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更加坚定。

　　1957年，费孝通时隔21年后再访江村，看到农业有了发展，粮食产量提高了，他感到很高兴。但是，他也看到工副业被忽视了，乡村工业没有得到恢复，农民虽有土地可耕种，却只能种粮食，手里没有钱花，商品交换日益萧条，小城镇和各种集市也萎缩了，这使他忧心忡忡。在《重访江村》一文中，他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乡土工业，主张在村子里办小型工厂，促使农民尽快富起来。

　　1981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访问江村，看到“农民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还有了钱花”。究其原因，是恢复传统副业，重建缫丝厂，新建丝织厂和豆腐坊。在《三访江村》一文中，费孝通说：“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为费孝通做过十多年助手的张冠生在今年公开发表的《江村八十年》中记录道：从三访江村开始，费孝通热切追踪这一历史过程。一年一次，一年两次，积累资料，深化认识。当初看重的是“草根工业”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后来看出了一条中国工业化的独特道路。

　　张冠生透露道，在筹划费孝通江村调查暨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纪念事宜的时候，吴江、庙港、开弦弓村三级领导都认为村容不能让人满意，准备“大搞一下”。费孝通听后说：“这个事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能为开弦弓开小灶。你们条件不错，名声不小，现在还是中等偏下的水平。老是中不溜儿地混日子，不行啊！人家都可以更好，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搞得更好？”

　　在张冠生看来，这六十年里，费孝通一直都期待江村乡亲们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却从未借自己的名望、地位为江村争取特殊待遇和条件。“这个村庄闻名中外六十年，从没有因其名声而大红大紫，也没有大起大落，一直是自然生长，寻常状态，也因此保持了观察中国农民生活变迁的样本价值。”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开弦弓村的“农民教授”姚富坤曾多次接待费孝通，他把自己在江村看到的大学者费孝通描述成一名“小学生”，“他和农民谈起话来，一点架子没有，就像一个小学生。”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纪念费孝通先生‘大瑶山’调查八十周年暨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徐平也把自己所了解的老师费孝通描述成了一名“小学生”：针对中国农村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他用生命的“最后10元钱”，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先后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每到一地先虚心当“小学生”，用他的知识把老百姓的思想总结起来。

　　在徐平的记忆中，费孝通“谈得最多的是富民，思考最多的是发展的路子”。在做实地调查的时候，他常对基层干部说的一句话是：“你们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思想。”

　　重走费孝通的路

　　1996年9月20日，在“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研讨会暨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会议上，费孝通说：“开弦弓的问题，是文化接触问题。当时村子里的工厂，是文化接触的产物……我们看人家怎样生活，实际上是研究文化的变迁……假如我能活到九十岁还能写文章的话，我希望能写一篇我们这个时代在我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6年之后，费孝通第二十六次走进江村，访问了第十三村民组周文昌家。这是费孝通一生最后一次江村之行。这次家访的照片，收录于《开弦弓村志》，也陈列于“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2005年4月24日，带着对中华文化新生的期望，带着对整个人类的祝愿，带着对文化的反思和思虑，95岁的费孝通与世长辞。但十多年后的今天，费孝通的思想仍旧活在人间。

　　在一次由北京大学举办的费孝通先生纪念活动上，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学者，汇总起来的评论文字超过100万字。有关他“通中西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诸多社会学问，连外国人都可以娓娓道来。这让“60后”的李昇明颇为震撼，此后，历时10年，他遍访了费孝通的家人、师生、朋友，重走费孝通的求学和治学之路，收集原始素材上百万字，写成了《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一书。

　　“我是在2006年第一次走进江村的，重走费先生的路，是绕不开广西大瑶山和江苏江村的，这两个可以算作是他的学术起源地了。”李昇明回忆说，当时江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房子几乎都看不到了，“历史上的记忆几乎都没有了。”

　　通过重走费孝通的路，李昇明越发感悟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一本了解社会生命的著作。“费先生认为自己做的是村子五脏六腑的解剖，把村子看成一种生命的运作体系”，李昇明打了个比方来评价这本书，“我们都熟悉自己的身体，但我们能说了解自己的身体吗？非常有限。但是一个医生写人的身体，那可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知道里面所有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我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对皮毛的了解。”

　　“抱着找到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执念，‘把中国人民送到工业社会的彼岸’是费孝通心中最重要的使命。”李昇明说，“费先生是完成了这个使命的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2006年，由费孝通开创的江村研究已有七十年的历史。费孝通生前一直有个愿望，希望能出一本反映江村上世纪30年代以来发展变化的书。而这一年，《江村经济七十年》顺利出版，它的作者周拥平正是费孝通的弟子。从2005年2月至2006年3月间，周拥平三十多次奔赴江村，以他的身体力行继承着导师的事业，周拥平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江村再调查找到一点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启示，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便利。在他看来，江村经济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延续性，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从而为人们了解中国农村的变迁提供详实的资料。

　　当生命与乡土结合，时间算什么？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落成的2010年，恰逢费孝通百年诞辰的年份。馆中一块展板上，“二十六访江村”历次时间表旁，有一段文字：初访江村是我这一生学术道路上值得纪念的历程界标。从这里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方家乡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养，受用了一生……我的祖祖辈辈在家乡养育了我，我虽则已由老而衰，但我没有忘记家乡，有生之日总想为家乡这片土地上多加上一点肥料，能长出比我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孙孙。生命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这是1996年费孝通所作的《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的一段，张冠生对费孝通当年起草文章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而时光忽忽，20年后的2016年，江村调查六十年转瞬已延为八十年。如今的江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年春天，张冠生重返江村，他将这一次看到的老人健在、儿孙绕膝的生活场景，作为了《江村八十年》的结尾--

　　游走小清河边、村中公路，传统民居已不多见，零星夹在别墅小楼之间，隐于在建新楼之后。有该村“农民教授”姚富坤引路，才得见残余的清朝建筑，找到当年丝厂水池遗址。在姚富坤的帮助下，还见到了1936年费孝通初访江村那幅三人合影中站在中间的小男孩、现年近九旬的沈宝法；见到了费达生的学生、村中第一代缫丝女工周亥金，今年九十九岁。

　　两位老人家都坐在自家门前的春日阳光中，干净，安详。接谈间，沈的儿子在旁劳作，敦实、憨厚；周的孙辈聚谈，欢笑。见来客举相机，指着院落一角说：拍拍这边吧，过去种桑树，现在改草坪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前后，费孝通提出了“富裕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在他八十岁生日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尊重不同基础上求大同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她的女儿费宗惠曾在一次参加读书会时介绍说，“爸爸意识到，中国是富了，但是富裕以后应该怎么办？他想到了这个问题。根据这个问题他又提出来，我们不仅要看到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要看到人的变化、人的思想的变化，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他从生态的研究到心态研究的转变。”

　　费宗惠还透露说，费孝通晚年一直思考的一个大题目，是围绕着人的问题而展开的，他觉得进入小康社会以后，人和自然的关系变化会引起人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而产生人和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而“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费孝通曾用“有祖宗，有后人”描述中国文化特点。在费孝通的“江村”80岁的时候，张冠生觉得，面前老人健在、儿孙绕膝的生活场景，实在可做江村八十年来农民生活变迁的生动写照。

　　（感谢费孝通先生的女婿张荣华，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徐平，《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的作者李昇明对采访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本文参考《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金秀瑶族自治县卷--费孝通大瑶山调查八十年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六上瑶山》，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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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眼中的费孝通

　　文｜《小康》记者 鄂璠

　　2007年，在费孝通《江村经济》的研究基地吴江市，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徐杰舜对中央党校教授徐平进行了访谈，在根据访谈内容发表的《人类学世纪真言--访中央党校徐平教授》一文中，徐平谈到了自己眼中的费孝通先生。

　　徐平是费孝通的唯一一个“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生。1984年以后，费孝通的研究开始转向边区开发，他希望能招到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今后专门做边区开发的调查研究，而徐平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人，所生活的古镇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他从小就有一种多元文化的概念。1987年，徐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前夕，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费孝通打算在有生之年要招15个博士生的消息，便立即决定报考。

　　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徐平成为了费孝通的博士生，恰巧费孝通马上要去内蒙古考察，决定带徐平一起去。去西直门火车站乘车那天，徐平在进站前特意买了一个最大的西瓜作为“拜师礼”，抱着西瓜上车后，费孝通正在看书，一旁的潘乃谷老师把他引过去介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博士生。”费孝通还未见过徐平，本想和他谈一谈，结果徐平不等他提问，立即就说：“先生吃西瓜。”谁知，切开一看，竟是一个生瓜，费孝通爱怜地摇摇头。

　　在徐平的记忆中，那次考察很有意思，一路非常愉快。费孝通给当地题词的时候，往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徐平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总是第一个脱口而出。每天费孝通都很早起床，而徐平起床的时候，同行的人都已经陪着费孝通散步回来了。此时，费孝通就会看着徐平说：“年轻人贪睡啊。”在火车上吃饭的时候，都是小碟子小碗的，香肠特别好吃，费孝通也喜欢吃，其他同行的人不好意思夹，徐平却不管那么多，老先生夹一块，他就夹一块。

　　“可以说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怕过费先生，在他面前甚至有些放肆，在感情上我更多将他看作我的爷爷。我觉得和老先生学习的这几年对我的教育非常大，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许多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

　　1987年徐平成为费孝通弟子的时候，费孝通77岁，他25岁，“差距这么悬殊，所以我说他是我的爷爷，加上老先生特别和蔼可亲，我在他面前也就特别放得开。这种放得开不只是行为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徐平举例说，比如在理解费孝通的思想方面，他不是去记住先生的词句，而是去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领悟。

　　徐平的博士论文选题时，他选择了在老家做羌村的调查，他觉得这样才有感觉，也才有把握。徐平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羌村社会》，他坦言，在心l灵深处是想对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做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老先生是以经济为主线，我是以社会为主线。我研究羌村时是从血缘、地缘、行政三个关系上入手的。在血缘关系分析上，父系血缘之后，我挖掘母系血缘的功能。”

　　调查回来之后，徐平就和费孝通说：“先生，我已经把你的思想推翻了。”费孝通很感兴趣，便问：“怎么推翻的？”徐平接着说：“你只谈了父系血缘，没有谈母系血缘。母系血缘是有用的。而你只是谈了它作为婚姻的对象。母系血缘对社会有监控功能。所以我的博士论文里说父系血缘是骨架，母系血缘是经络。”听到了学生的比喻后，费孝通说：“有意思。”

　　徐平现在觉得，当年的自己是在和费孝通先生“胡搅蛮缠”，他深深地敬佩自己的老师，现在徐平带学生，也像当年费孝通带他时一样，只负责为学生“开路”，剩下的事情由学生自己去做，第一年认真上课、读书，第二年开始走向田野，去践行着费孝通先生扎根“乡土中国”，“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

　　文｜《小康》记者 鄂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