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那些逝去的艺术大师

　　在人们的悲伤与哀悼中，他们或许只会留下一个微笑或一句最简短的道别。正像科恩最后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Traveling Light》中写下的：“我将轻装上路，道一声再见。”

　　刚刚跨入2016年，1月10日，英国传奇摇滚巨星大卫·鲍伊因癌症去世。当时很多人都怀疑这是一则假消息，因为就在两天前，1月8日，大卫·鲍伊在他69岁生日当天，还发行了个人第25张专辑《Blackstar》。

　　大卫·鲍伊的离世，引来世界各地如潮的悼念。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推特上写道：“我是听着流行天才大卫·鲍伊的歌长大的。他是再创造的大师，总是不停向前。”

　　每隔几年，鲍伊就要蜕变一次，丝毫不畏惧踏足新的音乐领域，从60年代的民谣到70年代开创华丽摇滚，再到进军美国时开始尝试的灵魂乐，以及后来的疯克、电子乐。鲍伊因此被称为“变色龙”，无论是作为音乐人，还是时尚偶像，他对于艺术的探索表达影响了几代人。

　　然而，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如鲍伊一样，不少艺术大师的离世令人惋惜。他们曾经铸成了辉煌的艺术城堡，给世界涂上了最为绚烂的色彩，如今，人已逝，传奇依旧留存。

　　他的一切都先人一步

　　自1967年至今，大卫·鲍伊总共出版了25张录音室专辑，9张现场录音，46张唱片合辑，5张EP专辑，111首单曲，其中包括5首英国排行榜冠军，3张电影原声，以及13张视频专辑和51部音乐录影。他在27部电影里出演角色，为8部影片配乐，参与了3部电影的制片以及12部纪录片的拍摄。

　　作为时尚偶像，鲍伊直接引领了70、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着装风格，他为流行定下了中性基调。像亚历山大·麦昆、山本宽斋、让·保罗·高缇耶等设计师都受到他的启发，推出了许多性别模糊、华丽耀眼的时装造型。“在许多方面，鲍伊就代表着时尚的本质：总是有别于当下，永远在进化中。”这是《时代》杂志给鲍伊的评价。

　　鲍伊用他的才华引领着艺术的潮流，同样，在政治与金融领域也曾留下过他的足迹。

　　他曾于70年代末期在德国柏林先后录制了《Low》、《Heros》与《Lodge》三张专辑，而这三张专辑也被认为是他的“柏林三部曲”。1987年，大卫·鲍伊特地选择在靠近柏林墙位置的地方进行演出，这场演出也引发了东西德乐迷的重大反响。一周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喊话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要求拆除柏林墙。两年后，在各方的努力之下，柏林墙最终被拆，德国完成统一。

　　在其逝世之后，德国外交部还在官方推特上发声，特别致谢他“帮助拆除柏林墙”：再见了，大卫·鲍伊，你是人类当中的英雄，我们感谢你的努力让柏林墙被拆除。

　　更令人惊讶的是，鲍伊还是一位资本市场的先驱者。早在1997年，他就成为了首位将自己的作品证券化的音乐人，发行了著名的鲍伊债券。

　　1996年末，在鲍伊所拥有的音乐版权即将到期时，华尔街银行家大卫·普尔曼，向他提出了“证券化”这一概念，可以获得比单纯地与制作商签约更可观的收入。

　　鲍伊很快就认同了这一创造性的想法。他将287首作品的版权打包进行证券化，其中包括著名的《Space Oddity》、《Lifeon Mars》、《Ashes to Ashes》等经典名曲。所有作品产生的收入，包括广播和演出的版税收入、唱片收入、广告费、电影授权等等，将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券投资者。债券的发行金额为5500万美元，期限10年，债券利息为7.9%。

　　鲍伊债券在1997年的发行正赶上了一段黄金时期。那时唱片行业还处于巅峰，华尔街也十分热衷于发行创新产品。但鲍伊心里十分清楚，唱片业的热潮并不会一直持续。债券的发行则是相当于把他未来10年的作品收入立即变现。在2002年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他谈道，“没有什么能摆脱变革，10年之后或许连版权都不复存在，知识产权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而音乐则会像水和电一样能轻松地获得。我只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最后机遇。”

　　进入21世纪之后，网络和盗版对整个唱片行业造成了重创。全行业唱片销售持续下滑，直到在线付费音乐订阅开始壮大后才有所改善，这正如鲍伊所预料的那样。

　　当鲍伊的追随者们还在期待偶像新的壮举之时，巨星的陨落让他们万分悲痛。正像人们所悼念的那样，“大卫·鲍伊的一切都早人一步，就连去世也早得令人错愕。”

　　“英雄”与“反派”的另一场伟大冒险

　　2016年元旦后的第二周，绝对是英国文化圈暗淡的一周，继大卫·鲍伊的离去，与他同岁的戏剧大师阿兰·里克曼也被癌症带走了。

　　阿兰·里克曼最被观众所熟知的角色是《哈利·波特》中的斯内普，这个角色因其复杂的内心、反转的定位以及悲剧命运，通过里克曼对于这个角色的演绎，赢得了所有哈迷的认可，有人评价“他在屏幕上的时间可能并不长，但他却拥有每一分钟。”

　　对于性格演员的评价，很多人都认为只有那些隐匿于角色中，戴着假发，涂着妆容，操着不同地区的口音，沉浸在最能彰显角色特征的表象之下，一人千面才是最令人信服的表演。里克曼虽然做到了一人千面，可是每一个角色却又都显现出他个人的鲜明特点。

　　除了《哈利·波特》，里克曼一生还出演过大量电影，包括《理智与情感》、《真爱至上》、《香水》、《理发师陶德》、《白宫管家》等作品，曾凭借《拉斯普廷》中的表演赢得了1996年的金球奖和艾美奖。

　　里克曼还曾被视作顶尖“恶棍”类型演员，曾在《虎胆龙威》、《侠盗王子罗宾汉》等作品中出演恶棍类角色，而《虎胆龙威》中的反派角色德裔恐怖分子汉斯·格鲁伯，更被美国电影协会评为“百年百大英雄与反派”第46名。而他独特的英伦低音炮嗓音屡屡被后人所模仿，“如果天鹅绒会说话，那它的声音一定像阿兰·里克曼”。

　　著名的“反派”离开人世，而“英雄”也同样有着生命的期限。

　　“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5月22日，更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瓦尔特”，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因心脏病，在贝尔格莱德圣萨瓦医院病逝，享年83岁。

　　巴塔·日沃伊诺维奇1933年6月出生在贝尔格莱德近郊。他毕业于贝尔格莱德戏剧学院，毕业后从事话剧工作，此后逐步跨入影坛。1955年，他在故事片《库姆巴拉山上的歌声》中扮演一个角色，从而一举成名。巴塔善于塑造游击队员、革命者等形象。他在代表作《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出色表演为他赢得了南斯拉夫全国电影节最佳男主角金舞台奖，这部作品和《桥》在70年代的中国更是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中国人民喜爱“瓦尔特”，“瓦尔特”同样热爱中国。巴塔生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回想起自己当年在中国的知名度，颇为自豪，“我当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去了上海，夸张地说，恨不得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就为了看看我长什么样。”在有生之年，巴塔曾先后访问过中国十多次，“每次去中国，我都很开心，感觉就像是回家，那里有个大家庭在等着我”。而他也表示，每次有中国代表团来贝尔格莱德访问，只要他在，都会尽力参与接待。

　　“因为我把中国人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他还曾表示，自己曾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据我所知，中国法律不允许保持双重国籍，但我又不会放弃塞尔维亚国籍。中国人真的是那么可敬，他们曾经给过我的和为我所做过的，是无价的。”

　　无论塑造的是“英雄”抑或“反派”，只要能在人们心中留下永久的回忆，并对观众产生正面的影响，那么他们就都是英雄，里克曼与巴塔就是这样的英雄，他们塑造的角色会永远被影迷铭记，而他们的故事也将被一代又一代人津津乐道。

　　《哈利·波特》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死亡其实就是经过漫长的一天后，终于可以上床休息了。而且，对于头脑十分清醒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另一场伟大的冒险。”

　　“著作等身”与“一书立世”

　　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这一天的世界文坛又被染成了黑色，两位举足轻重的大师--84岁的意大利学者、作家翁贝托·艾柯和90岁的美国小说家哈珀·李竟同时辞世。

　　艾柯享誉世界，他的头衔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和小说家，也有人戏谑地称呼他是“怪老头”和“文坛学霸”。《剑桥意大利文学史》称他为“20世纪后半叶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艾柯的学术研究纵横古今，小说随笔睿智幽默，著作横跨多个领域，至今出版的各类著作已达140余种。

　　艾柯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旁征博引，而批评者也将之称为“掉书袋”。有评论家称：“艾柯著作的主要吸引力就是让读者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换句话说就是天真地敬佩艾柯的炫耀。”因此，不只在中国，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读艾柯的书是“有文化”的象征，当然这也容易引来一群装腔作势、滥竽充数的读者。

　　1932年，艾柯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亚历山大，这个小山城有着不同于意大利其它地区的文化氛围，更接近于法国式的冷静平淡而非意大利式的热情洋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

　　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艾柯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有着犀利的点评。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头开始泛滥并成为贬义词的时候，艾柯的言论正能发人深省。“如果你所说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只靠脑袋不靠双手工作的人，那银行职员是知识分子，而米开朗琪罗不是。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一身份与人们的职业或社会地位有关。我认为，任何创造了新知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一位明白了新嫁接技术可以种出新品种苹果的农民在那一刻就算从事了智力活动，而一位终其一生都在重复关于海德格尔的讲座的哲学教授则不能算是一名知识分子。”艾柯一直提倡的便是“批判性创造力”，“即批判我们现今所做之事和创造出更好的做事方法”二者缺一不可。

　　和艾柯不同，哈珀·李一生只以《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一部作品立名。

　　1926年4月28日，哈珀·李出生在门罗维尔，儿时的哈珀·李活泼淘气、古灵精怪，与知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是好友，他们每个夏天都一起玩耍，甚至共用哈珀·李父亲的安德伍德牌打字机进行文学创作。这段珍贵的友谊最终造就了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两位传奇人物，各自书中都有对方的影子。

　　哈珀·李写于1960年的处女作《杀死一只知更鸟》自出版后长销不衰，这部取材于上世纪30年代一位白人律师为遭到诬陷的黑人辩护的故事，在全球卖出了超过4000万册。1961年，哈珀·李因为这部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1962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由好莱坞影星格里高利·派克主演，获得三项奥斯卡奖，为世人瞩目。而后，令人意外的是，哈珀·李迅速从文学界销声匿迹，回到家乡阿拉巴马隐居，再没有创作过任何作品，也不再接受任何采访。

　　其实这两个人在同一天去世，这种巧合是值得人们玩味的。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极度聪明，一眼便能看穿事物的真相。在看清世界后，艾柯选择用自己的睿智来不断影响世界，调侃人生；而哈珀·李则留下了她认为最宝贵的品质，从此大隐于市。他们都享受生活，并将最好的作品分享给了世人。

　　“我将轻装上路，道一声再见”

　　随着去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并未完全消散，气候异常状态拉尼娜即将来临。对于从北极到中纬度国家和地区而言，今年的新年或将又是一个寒冬。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一个带给世界温暖的人，还没能等到这个寒冬就匆匆离开。

　　莱昂纳德·科恩11月7日晚不幸跌倒，随后在睡梦中离开，享年82岁，而就在今年10月底，他发布了新专辑《You Want It Darker》。

　　科恩的一生有过多种身份，最重要的两个是诗人和歌者，至今出版9本诗集、2本小说、17张音乐专辑，他的作品，在世即为经典。

　　1934年，科恩生于加拿大魁北克一个有犹太血缘的中产家庭。1966年以前，科恩只是一个文艺青年，一个追求作家梦不太顺利的人，一个出版过两本诗集和两篇小说并广被赞誉但就是赚不到钱的生活拮据的人。

　　“没办法，做职业作家养活不了我--我的书卖得不好，虽然报纸上好评如潮--要知道我的第二本小说《美丽失败者》在全世界只卖出3000本。要想专心写作，又不为生计发愁，去大学教书，或是像伟大的加拿大诗人雷蒙德·苏斯特一样在银行谋个职位都是很好的办法，而我一直在弹吉他，一直在唱歌，我认为这也是一条解决之道。”由此他才阴差阳错地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从此，科恩的事业走向巅峰，乐迷们认为他的音乐纵然包含各种情绪的表达，但是听众从中获得的确实温暖，而他歌词的文学性又让他超越了一般的民谣歌手。有人评价“科恩的音乐是超越了音乐体裁的，无论是任何音乐形式的爱好者都不会烦感科恩的音乐。”但是相对刻薄的评价也不绝于耳：“就像鲍勃·迪伦一样，他一边扮演着叛逆者，一边又努力打造着他们素来嘲讽的至高地位；一边欺骗着为他们摇旗呐喊的媒体，一边又诚实地面对乐迷。”

　　1996年科恩剃度出家成为禅宗和尚，法号“自闲”，隐居在秃山，1999年还俗下山。2008年，74岁的科恩被经纪人卷走所有财产，不得已又重回舞台，他经历的传奇相当于别人的几世。就在今年10月，科恩似乎对自己的大限之日有了本能的预料，他说：“在我逐渐走近生命终点之时，越来越看淡那些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浅薄评论和意见。也许我还能再活两天，谁知道呢？我已经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了。”

　　死亡总会来临，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贡献与成就而有所特赦。而我们也应意识到，那些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崭露头角并影响几代人的艺术大师们，也正走向他们生命的暮年，2016年，中国的艺术界也走了陈忠实、梅葆玖、夏梦以及马长礼等。这些大师们都见惯了人生的荣光与生命的黯然，而在临别之际，面对着万千拥趸，留下传世佳作，已然是莫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悲伤与哀悼中，他们或许只会留下一个微笑或一句最简短的道别。正像科恩最后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Traveling Light》中写下的：“我将轻装上路，道一声再见。”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