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保卫慈善法

　　慈善法真正开启了一个时代，有可能从根本上转变国家社会关系。如果慈善法不能真正落地，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等于失效了，没有意义了

　　王名【自述】

　　慈善法关系所有人的基本权益

　　2016年12月上旬，我参加的政协调研组，以“慈善组织”为主题，由全国政协卢展工副主席、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宋育英副主任带队并全程指导，重点调研了上海和云南的慈善法普法和实施情况。我们在调研中感到这项工作并不到位，我注意到许多人，包括一些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乃至执法机关的同志，对慈善法知之甚少，或者不求甚解，或者以为与己无关，或者妄加评论，真正学习领会并努力贯彻的不多。

　　2016年3月16日，慈善法颁布以来，我去了十多个省市调研，积极呼吁并参加普法宣传活动，总体感觉普法力度不大，这让我深感忧虑。十年前，谁也没敢想象我们会有一部慈善法，谁也不敢想象我们有这样一部慈善法。好不容易通过了，中国立法史上里程碑式的法律，结果大家就把它挂一边了，不去看、不去学，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太可悲了。

　　无论慈善法在文本上还存在哪些问题，还有什么样的争议，但它代表中国慈善近十年来的最大成就，是发展的集大成、思想的集大成、制度的集大成。我从制度、理念上理解，认为慈善法真正开启了一个时代，有可能从根本上转变国家社会关系。如果慈善法不能真正落地，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等于失效了，没有意义了。

　　慈善法关系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是大家的法。如果你觉得它跟自己没关系，所以不去看，不去学，大错特错。慈善跟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我们要不要受教育，要不要看病，要不要参与体育锻炼？教科文卫体以及环境保护，都包含很重要的慈善行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就跟慈善有关，环保是一种基本慈善。现代社会，不光国家离不开慈善，任何人、任何组织都离不开慈善。这些如果不宣传，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慈善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普法理应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可是法通过至今，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普法宣传都做得不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在这里通过的，慈善法放到这里讨论，它的位置得多重要？交通法跟慈善法一个性质，交通法我们怎么宣传的？交通法怎么宣传，慈善法就应该怎么宣传。要以基本法来理解慈善法，把普法工作推动起来。

　　曾经有记者问我，慈善法从颁布到生效隔了半年，时间是不是长了点。我当时说，其实压力挺大的，好多法规要修订，因为慈善法是基本法，基础动了之后上面的东西都要跟着动，更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了解，慈善法是一部关乎大家基本权益的法律。有些人把普法宣传理解成民政部的事情，等着民政部来释法，这是一种误解。这部法律是全国人大起草和通过的基本法，民政部只是执法机关。普法不力，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媒体、相关学者都有责任。普法过程中，专家学者非常重要，他们能读懂，然后告诉大家法条为什么这样规定，它的含义是什么，法条和法条、法律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慈善法体现的八项理念共识

　　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慈善法来得最晚，但是最新。新有新的好处，就是人家有的东西我们都有，现成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研究，所以这部法律容纳了很多新东西。可以说，世界上各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我们都尽可能地容纳进来了。

　　我们的慈善法非常小，但实际上详尽、全面、系统、完整。一共12章112条，基本覆盖了慈善事业的方方面面。因为慈善法是新法，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据，只能从宪法延伸下来，所以涉及的都是新的制度安排，很多东西值得认真研读。首先，它的立法过程充分体现立法公开原则。其次，其在法律框架、制度、原则和法条中体现了许多重要的理念共识，我觉得至少有八个方面：

　　第一是大慈善。在慈善法里，慈善就是公益，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以前讲的小慈善主要是少数富人的事，范围集中在扶贫济困；大慈善则跟全社会的成员密切相关，科教文卫体、环保都在范围内，每个人都是慈善的主体。有些人习惯认为慈善就是扶危济困，就是民政工作。现在，慈善的定义突破了部门边界，它不是部门立法，而是站在国家的高度。

　　第二是组织为主。慈善法强调，法律的调节、保障、促进对象是慈善组织，也就是说，慈善活动归根到底是以慈善组织为主体的活动。慈善法实际上是社会治理法，现代的社会治理就是组织治理，我们从社会管理到了社会治理。社会管理是政府直接面对个人，社会治理是面对组织。

　　第三是多元主体。组织为主的同时，慈善法没有用公民的概念，用的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强调慈善参与主体是多元、开放的。政府、企业、外国人、宗教人士、未成年人，甚至监狱里的犯人都是慈善事业的参与主体。

　　第四是深化改革。慈善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通过，立法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一个原则：为改革开绿灯，不要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改革进程中的立法往往会出一些问题，改革走在前面，还是法走在前面？如果法走在改革后面的话，就阻碍了改革。我们尽量让这个法走在前面，不给改革制造障碍。

　　慈善法在很多方面是在力推改革，比如说统一直接登记。相关部门对这个问题一直有所保留，但是慈善法自始至终没有用双重管理、业务主管单位的概念，包括年审、年检的制度改为申报和信息公开，这就是改革。

　　第五是社会向善。这是慈善法非常重要的价值取向，它没有出现党建的字样。我们强调，慈善法是高位法，在政治上要淡化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友善的概念。慈善是最大公约数，我们希望通过慈善来凝聚共识。

　　第六是公益价值。慈善法树立了一个取向，我称为“公益价值主流化”。在承认多元价值的基础上，树立一个更高级的、以公益来引导社会价值的、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公共部门去推动的取向。

　　第七是政府向外。慈善法强调，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特别是执法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也强调政府要还慈善于民，有意识地把政府往外推。就是说，政府要从直接慈善行为中退出来，不要干涉直接慈善行为。派捐是中国转型期经常看到的现象，慈善好像是政府的第二财源。慈善法限制政府的募捐行为，禁止派捐。

　　第八是规则向严。慈善法不是软法，而是具有很强刚性的“硬法”，特别是对慈善组织和政府相关部门，有很多法律约束和问责机制。

　　理解了这八个共识，就理解了慈善法的意义。

　　行政法规的修订要服从高位法

　　慈善法出台后，民政部在加紧修订几个行政法规。这件事情很重要，但从几个征求意见稿的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值得注意。我总的看法是，慈善法是基本法、高位法，相关的实施细则包括行政法规都是低位法。低位法要服从高位法。

　　现在要保卫慈善法。像基金会、社团、社会服务机构等管理条例的修改，征集意见阶段一定要以慈善法为标准来提意见，这样民政部才能接受，因为必须守法，低位法要服从高位法。现在这三个管理条例修订，我就建议民政部要稍微慎重一些，一定要根据慈善法来修订条例，不能根据条例来解释慈善法，必须让条例去符合慈善法。

　　这样的话，我建议这三类社会组织都应该区分慈善类跟非慈善类，把这个缺口给留着，让符合条件的去认定，不符合条件的先放一放。我也建议，可以鼓励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去发展慈善组织，比如行业协会、商会。但是慈善法非常明确，慈善组织的门槛是降低的。我建议降低到社会组织的门槛高度，甚至更低一些。门槛高低无所谓，不要在乎门槛，比如非要一米七以上才能穿这衣服，那没道理，如果一米三的人觉得自己体型好，也可以穿啊。

　　慈善法实施后，各地开始陆续认定慈善组织，但进度不一。有些地方很纠结，不知道认定的标准是宽一些好还是严一些好。我们习惯于入口管理，设高门槛，在认定条件上做文章。我建议慈善组织的认定标准尽量简化，就按照法条的规定执行。重要的不是门槛管理，而是认定之后的过程监管。

　　认定完了之后，慈善组织需要调整原来的行为规范、宗旨、使命和专业性，政府依法约束慈善组织，这里才是可以大做文章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慈善组织不适应。

　　新制度会让很多慈善组织不舒服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大家还没有完全明白，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有把慈善法的要求细化。接下来需要把实施细则落实在过程管理上，慈善组织也好，主管部门也好，都要努力适应过程管理。最近民政部在加紧出台一系列实施细则，包括信息公开、慈善信托、慈善服务等方面，据说有三十多个实施细则在陆续出来，这些都是落实过程监管的重要举措。

　　慈善法实施，特别是一系列实施细则出台以后，很多慈善组织就会觉得不舒服了。就像衣服，你要觉得自己能穿，拿回去穿好了。现在扣子还没系上，拉链还没拉上，你还觉得没事儿。等到拉链拉上、扣子系上，你就觉得紧了。一些慈善组织认定完就很后悔。为什么呢？对于体型不合适甚至过于肥胖的慈善组织来说，慈善法就像紧身衣，穿不下。比如关于信息公开的要求，对许多慈善组织来说前所未有。

　　衣服穿上，想再脱就没那么容易，你得调节自己，直到合适为止。真到了那时候，我建议还是留个出口，实在穿不下的，脱下来过一段时间再穿，或者干脆先不要穿，你费那么大劲干嘛？未来要保证慈善组织都能够合乎法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条件是不可能退的。慈善法今年通过，你想要全国人大再讨论一次慈善法，修订法的标准，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说，法的标准不可能降低，慈善组织只能修订自己。

　　以上是说2016年9月1日慈善法生效之前注册的、需要认定的，我简单地称为旧慈善组织。9月1日之后，按慈善法的标准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我称为新慈善组织。

　　认定只是过渡性的办法，我建议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新慈善组织上。新法颁布后，我建议要树立一批标杆，告诉大家这才是慈善组织的“模特”。有些规模大的基金会，不一定整体认定成为慈善组织，可以以项目为单位，把一些做得很不错的公益项目直接登记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可以给更优惠的政策、更大的支持力度，鼓励它们登记为新慈善组织。

　　这样的话，才能为未来做好更好的铺垫。慈善组织首先是要有，第二是能够发展起来，第三是大量涌现出来，这才说明慈善法是真正能够落地的。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出来。从部门职能的角度来说，慈善法超越了民政部的职责范围，他们只能做这部法的一部分工作。比如，民政部关注的是社会组织，那么社会组织跟慈善组织是什么关系？怎么去理解和把握慈善组织？我现在最大的担心是民政部门把慈善组织给降低了，低于慈善法。他们觉得慈善组织属于社会组织，应该按社会组织的标准来理解、规范和管理。

　　我认为，慈善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高级形态，是更高级、更纯粹、更具公益导向和更具公共性的社会组织，应该用更高的标准、境界去理解它、把握它。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慈善法的法律地位高于社团、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这三种法人形式，那么慈善组织当然要高于社会组织，而且慈善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社会关注度和社会贡献都要更高。

　　社会组织需要政府监督，是因为政府公共性更强，如果没有政府监督，它会出问题。按照慈善法的精神，慈善组织的公共性比政府更强，因此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比政府还要高。在这种意义上讲，慈善组织的监管和问责，应当是政府接受社会的委托，行使必要的监管职责。最终的监管主体不是政府，而是社会。

　　所以，慈善组织有一个致命的趋势—合法唯一化。现在，一些慈善组织获取资源、公信力，不完全是靠合法，有的不合法还可以获得很高的公信力、很多的资源。未来，合法成为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慈善组织要学法、适应法，分清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然后以法律为准绳约束自己。有些慈善组织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以为还可以按原来的规则做，这是错的。

　　在新体制中，慈善组织代表着公益价值，公益价值代表社会方向。慈善组织引领社会方向，不是因为它离政府近，或政府管得严，而在于它是合乎法律要求的，是按法的要求走在社会组织前面，甚至走在政府前面的。尽管慈善组织的总量未必那么大，但它是引领方向的。

　　在不太敏感的领域探索政治转型

　　基于现状，我对未来有一个展望和推理。我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可能发生历史性转变。慈善法非常巧妙地把改革的一些核心命题和技术进步、社会参与结合在一起，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慈善法里最具有刚性约束、最核心的制度安排是信息公开。从前我们讲的信息公开是向政府公开信息，郭美美事件以后，公众要求信息向社会公开，还要求政府也要公开公共信息。这就形成了慈善法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必须面向社会。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信息不在慈善组织手里，是在政府手里，所以政府也有义务公开信息。慈善法要求，所有慈善组织的相关信息（募捐、财务、管理运作等）都要在相应的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必须公开慈善组织相关的所有信息。而且慈善法的设置很有意思，凡是讲到信息公开，先强调政府公开信息，再强调慈善组织公开信息。这两方面对现行体制都是挑战，也是我们接下来的几年里要着力打造的地方。

　　信息在平台上公开，大数据就自然而然生成了，我们再建立举报和受理系统，通过移动互联网与每个人连接，政府和慈善组织发布假信息很快就会被发现。这个平台一旦成熟，我们梦想的社会监督可能会成为现实。我把它定义为政府管控平台，平台监管组织，组织依法行为。平台背后是每一个公民，慈善组织也好，政府也好，只要发布了信息，社会马上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监督系统。民政部的表态也很清楚，这个平台不是政府自建为主，是政府跟社会合作共建，以社会为主，发挥社会资源的最大优势。

　　现在还是政府监管，政府直接面对慈善组织，纠结于是收还是放，接下来可能是政府往外退，社会公众依据法、通过平台来面对慈善组织，不需要政府直接监管。在这之前，民政部也推信息公开，包括地方政府通过信息公开来加强政府监管，这个公开并不是政府退出，而是政府进入，因为信息要向政府部门公开。慈善法意义上的监督和问责，政府职能大大地缩减、往外退，社会监督是大大加强，慈善组织也应该有内在的监管、问责、自我约束的机制和能力。

　　之前，政府监督的依据是政府文件、领导讲话、领导授意，甚至一些政治判断，以后的依据就是法。老百姓手里有法，根据法律可以质疑，对发布的东西可以监督。社会监督取代政府监督，国家社会关系的格局就会发生逆转，很多政府职能会转移给社会。这个改革是天成的，不是人为设计的。

　　从改革的意义上说，在慈善领域探索国家社会关系转型具有示范意义。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是政治过程，慈善比较偏离政治，相对不敏感，社会公约数比较大，转型如果能在慈善领域实现，那么在其他领域当然也可以探索，比如社区民主、城乡基层民主、行业治理等领域。

　　在慈善领域实现转型，绝对不是靠社会动荡，不是通过暴力。它是靠一部法和基于这个法所建构的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平台建设以及慈善组织参与，是非常和平的。所以，这个过程如果能够稳步推进，其他领域以法的形式建构规则，引入开放的社会参与系统，对既有的制度、资源重新安排，起到的效果会是一样的。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中国的深化改革可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常规的发展路径。

　　撰文_章伟升 摄影_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