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蓝：何惧阴霾

　　与复杂的社会对视，柯蓝希望能区分善恶美丑，每看清一事，她便画下一条边界清晰的线。她心知太阳会从东方升起，阴霾于她，不足为惧

　　霾中行走

　　不似往年，立冬十日，北京已早别深秋光景应时入冬。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启动，11月17日，雾霾像一位不可拒绝的故人，守时得可憎。近晚八点，柯蓝身穿灰色大衣，被寒气和成分复杂的夜色掩住，缓步朝北大107号教室走。她与身旁的北大学生谈笑，呼出的白雾被路灯照亮，终又散进霾里。

　　“这案子到现在都没说清楚，有那么复杂么？”她问身边的法学院学生，“你学法律的，你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

　　对方不好作答，疑似抹泥，“执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警方那边肯定是要担责任的，但是，我觉得他（雷洋）可能嫖娼也是有一定的……”

　　“等等。”柯蓝出言打断，“你看，你身为一个学法律的，你一直在说跟这件事无关的……公民嫖娼有他的道德缺陷，也涉嫌违法，但是，是不是你嫖娼我就可以暴力执法？你叫什么名？我以后打官司绝对不能找你，找辩护律师可以找你。”结尾是句意图明确的玩笑话，旁人倒也都笑了，但没能化解柯蓝的直接。难为对方又补两句，“可能跟我以前的专业有关。我本科学的是刑事科学技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的。”

　　行至教室门口，《Biang Biang De》公益纪录片放映已接近尾声。柯蓝是该纪录片的独立出品人，庸俗点说，就是“出钱的”。纪录片取材北京霍村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主流表达称他们为“流动儿童”，有时也笼统地叫他们“弱势群体”，柯蓝不喜欢后者若隐若现的优越感。

　　此行北大，她从电视剧《急诊科医生》片场抽身，素着脸，加上荨麻疹复发，气色比电视上黯淡些。教室里，一个工作人员推门相迎。她建议柯蓝进教室看完余下的18分钟，再上台分享，并体贴地说，“这样就像是您陪着北大同学一起看完了（纪录片）。”

　　柯蓝怔了一下，脱口而出，“我没有陪。”对方一脸尴尬。

　　柯蓝1994年出道，在演艺圈生存多年，曾以主持人身份为人熟知，但对她来说，讲话周全圆融并非是个顺理成章的选项。只要她能分辨出真假美丑，她就愿意画条清晰的线。

　　杨澜说，柯蓝追求洒脱自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就去做，认为必须说的话就一定要说，“哪怕有的时候得罪人，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

　　为此，柯蓝闯过大祸。

　　2005年的一天，上海外滩，柯蓝在朋友的雕塑室里做客，身旁都是艺术品，“喝着酒，特高兴”。正美着，电话响了，是电影《惊情神农架》的制片人钟海。“知会你一声啊，我们告你了。”柯蓝惊问因由。“你说我们片子不环保啊。是当地政府要我们一起告你，我们就告了。”

　　此片在神农架风景区拍摄，2005年6月，于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参展。柯蓝是女主角，接受媒体访问时，她指斥电影拍摄目的和主题的糟糕调整。她说，原本是要呼吁保护神农架自然环境，结果各方施压，剧本被篡改成猎奇的“野人戏”。甚至拍摄结束后，拍摄布景未予拆除，被当地旅游部门留作噱头，招徕游客。

　　媒体积极见报，掀起不小讨论热潮。柯蓝说，她本无意，看见了，觉得做错了，就说了。“我那哥们脑子也不太好使，问我说，那人家是不环保么？我说是啊。哦，那没事，接着喝呗。”

　　《惊情神农架》由湖北省文化厅和中国电影集团联合投拍，柯蓝不过是演员“小柯儿”，被制片方和神农架林区政府联合告到法院，“你说完全不害怕么？之前那杯酒和后面那杯酒就不一样的滋味了。”

　　“怕”是隐匿的，“愤怒”则更为激烈和分明。她死活想不通，“你们说的那些话，你们威胁别人的那些语言，我都记着呢。”

　　在神农架，有环保人扎根深山多年，做野生动物生态保护和数据收集。曾有胆大的地方官嘴馋了，要求杀只猴子来吃吃。该环保人一气之下告起了状，却遭到威胁，他担心家人安全，最后只能偃旗息鼓。

　　在电影拍摄时，柯蓝就盼着结束。当地官员常摆着架子来剧组转转，“来，小柯儿，晚上一起吃饭。”柯蓝不搭理。临了一次聚餐，当地某领导酒兴渐浓。“说说吧，小柯儿，我们这儿怎么样啊？”柯蓝心生厌恶，丧着脸扔回一句“不怎么样！”在座的人吓得一激灵，马上打圆场。

　　柯蓝成为被告后，北大教授吕植和该校绿色生命协会一群素未谋面的学生出面支持，原本私下跟她同一战壕的战友，“那些假装读过书的人”，反倒在剧组公开信上联名，广而告之跟她划清界限。柯蓝说她特理解，别人是为生计而妥协。但情感上，她没哄得过自己，“这样比较，我是个男人，你们都是娘们儿。”

　　官诉民的官司打了一年，柯蓝胜诉。其间，《无极》《情天大圣》《神雕侠侣》等电影电视剧也先后被曝出拍摄过程中存在破坏环境问题。2006年底，“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柯蓝获奖，是为演艺界一枝独秀。当夜两点，她发了一篇博客—《真话，官司，奖》，向环保公益人们致谢，称奖杯太沉，实不敢久持，转交神农架那位环保人在北京上学的儿子。

　　个人代价足够沉重，柯蓝为官司花掉几十万律师费。演艺圈灰色规则公私交杂，很多剧组不敢让她上戏。“某颁奖典礼本来就是我主持的，会有些官员说，她得罪了谁谁谁，不要用她了。”柯蓝的一些朋友当时以为，中国影视圈再没她什么事了。

　　未被实现的愿望之魔咒

　　杨澜与柯蓝相识已近20年。2006年，柯蓝官司还没打完，受杨澜邀请，加盟访谈节目《天下女人》。她风格活泼，谈吐机智幽默，与杨澜彼此调侃，反差效果为节目增色不少。

　　柯蓝说自己修养不够，遇到让她厌恶的嘉宾，就把脸撂地上，“捡都捡不起来”。

　　“柯蓝就老调侃我是无知少女，说我对这个世界的丑恶认知有限什么的。”杨澜要对节目负责，“有时候我抹泥抹了半天，她一句话就给我毁了，我老说她是拆台的。”

　　柯蓝一面“拆台”，另一面也撑台。

　　杨澜2006年在香港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开始以组织平台形式系统介入公益，3年后又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阳光文化基金。2014年，大陆民间基金会注册政策放开，她又成立了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希望推动解决打工子弟的艺术教育缺失问题。

　　在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2015年度审计报告中，有一笔柯蓝的50万元捐款。杨澜说，柯蓝对基金会非常支持，基金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她都会积极参与，出钱出力。

　　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资助了多家打工子弟学校，帮助学校开展各种艺术教育实践活动。一次慈善晚宴上，柯蓝看到一部纪录片，片中女孩原本内向，学口琴后，开始愿意与人交流，变得明显活泼了。但女孩即将小学毕业，这意味着，她要离开父母，离开北京，回老家上中学。柯蓝记得那个镜头，“干干净净的一张孩子的脸，她眼圈红红的，但脸在笑，然后她吹了一下口琴，说，但是我有口琴，它会一直是我的陪伴。”

　　柯蓝被吹口琴的女孩杵了心窝。她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颠沛流离，扔舅舅家，扔姨家，扔外公那儿，各种扔来扔去。”如今的她独立要强、不求人、不示弱，似乎都与此密不可分。

　　青春芳华时，柯蓝曾对物质世界充满欲望。还在读大学时，她便接拍广告、走秀，1994年，她加入卫视音乐台（Channel[V]），成为第一代亚洲VJ。她的独立让她比自己的大学教授赚得多。她原名钟好好，祖父是开国上将钟期光，后来她改掉名字，干脆留在演艺界发展。然而，那些物质欲望逐渐消退，仍旧让她耿耿于心的，是来自遥远童年的孤独感。

　　心理学说，“未被实现的愿望之魔咒”会在人成年时显现，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解开“魔咒”甚至成了主人公们的人生追求。现实不会如此夸张，但柯蓝也未能摆脱，以至于谈及此处，她脸上露出了平时难以得见的孩子般的脆弱。“第二天妈妈就要回上海工作什么的，把我扔北京，我会闻我妈妈枕头上的毛巾，闻妈妈的被窝。这种依恋，我清楚地记得。”

　　她开始读儿童心理学，希望知道那些与父母分隔两地的农村孩子如何面对生活。

　　参演《中国远征军》时，柯蓝与纪录片导演张天艾相识，很快成了密友。一次结伴旅行，柯蓝提到打工子女问题，二人一拍即合。“她（张天艾）说行啊，咱做吧。我说，好嘞。那钱呢？我去挣呗，挣了咱就干这个。”柯蓝不习惯求人，也不想被捆绑，她希望纪录片能尊重事实。“我只是社会的一份子，我看到了，记录下来。”

　　纪录片拍了四个多月，素材带有600多个小时，精选200个小时，被柯蓝送去英国剪辑。她不是没试过在国内剪，也找了不错的剪辑师。她问对方需要多久，回答类似“周一给你”，或者“三天后就能完”。她很失望，“这意味着什么？根本连素材都不看就给我剪。”

　　英国的剪辑师是张天艾的师妹，台湾人，看过全部素材后，跟导演讨论，然后才下刀。

　　包括《Biang Biang De》在内，柯蓝如今已拍了两部有关基础教育的纪录片。《Biang Biang De》聚焦霍村一个社区生活馆中的儿童戏剧社，是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之一。另外一部，关注乡村的留守儿童。第三部有关乡村教师，已经启动拍摄。因为剪辑成本增加，如今拍摄总投入已超预算20万。

　　柯蓝没有刻意规划未来，随心起止罢了。关于钱，她似乎不太担心，“哪怕大家都爱看小鲜肉，不爱看中年妇女了，我还能演妈，演不了妈我可以演妈她妈。只要有一天我还愿意演戏，我还愿意去赚钱，我就可以把钱花在这儿。”

　　成片剪好，需要放映。她不奢望上院线，“我要去官府，让他们给我龙标（电影片公映许可证），人家会说，我们要重新剪，然后有些措辞你不能说。”她说哪怕一个人看不到，扔黄埔江里，也不愿纪录片被人指手画脚。

　　友人给她介绍一些视频网站谈合作，但很多网站提出需要收“时段费”。柯蓝不愿把钱花在这个环节。

　　即便有爱奇艺、凤凰网和优酷三家提供支持，可纪录片上线随即被淹没在海量娱乐视频里。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段看过片子非常感动，她认为这部纪录片很有社会价值，应该让更多人看到。于是，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办了“我是公益放映员”公益实践活动。杨澜、柯蓝以及凤凰卫视《冷暖人生》主持人陈晓楠三人联合发起，招募100名公益放映员，组织100场公益放映活动。同时发起自愿众筹，希望能为打工子弟学校捐建艺术教室。

　　陈晓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曾在北京卫视和央视主持双语和财经类节目，凭借其专业性屡获奖项，后到凤凰卫视主持新闻节目《凤凰早班车》，在诸多重大国际性时事新闻报道中表现过人，获公众认可。但她逐渐发现，相对于宏大命题本身，她更愿意记录其中的个体，关照社会冷暖。2003年，她创办纪实类周播节目《冷暖人生》，开播至今已有13年，可谓长寿，报道内容涵涉社会进程方方面面，节目受众层次丰富。

　　柯蓝离开凤凰卫视后，陈晓楠与她已超过十年未见。“我一直很喜欢（柯蓝），挺关注她的，知道她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

　　11月20日，陈晓楠组织了一场观影会。凤凰国际中心一间会议室里，来自多个国家的近二十人观看了纪录片，这其中，有陈晓楠的同事，有媒体同行，也有相关领域的博士和研究生。因观影目的明确，观影质量也相对较高。讨论环节，在场者都有发言，视角多样，内容超出公益和纪录片本身，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社会治理等专业层面，也有很多基于个人经历的对人文关怀和公益伦理的探讨。陈晓楠说，她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准备组织自己的观影会了。

　　“我是公益放映员”自10月10日启动，到11月中旬，报名人数已接近600人，地域并不限于中国境内。这些人中不乏文化名人和演艺明星，很多人不止组织了一场。

　　从短期效果来看，观影会模式很令人满意，但柯蓝不想做得太大，她怕大而失控。她始终打量着自己，也打量着她所面对的人。“这些年我做过一些事情，看到很多事出发点是好的，一路往前走，就走上岔路了。还有一些你帮助的群体，他会认为你应该的，你不来（帮我们），我还生气了。”

　　柯蓝租房，每次搬新家都要作简单装修。不久前，她被房东赶了出来，急着在新家落脚，但装修时，工头却给她用了一些残次品，末了只能返工，延长工期。她一边拍戏，一边做纪录片，“我那个时候毛都要立起来了。我真想说，我这儿干嘛呢？我在关心你们孩子的未来，你们在城里干活糊弄我们。”

　　柯蓝不平衡，但她转念就能想通。“就是这样我才要做，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优秀，有觉知力，这样才会有希望。”

　　从低级反叛到相信

　　虽差着一代人，但某些地方，柯蓝像极了王朔笔下的北京部队大院子弟—“动物凶猛”、反叛，饿不死撑不着，走哪儿都爱谁谁。柯蓝将这种特性描述普遍化，她说，“很多北京姑娘都是这样。”

　　柯蓝是天生反骨之人。她14岁便赴加拿大读书，中国老师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一群习惯扮演全能上帝的压迫者。上着课，柯蓝会按捺不住地站起来唱歌。而7点钟一定要到学校上一堂提高班的课，更让她深恶痛绝，“我不想进步，你可以放弃我么？”她迟到，被老师罚站在校门口，旁边牌子上写着“迟到生”。她恨恨地说，“全是那种文革遗风。”

　　对于老师，柯蓝宁愿“你走你的阳关道，道貌岸然，我过我的独木桥，小桥流水。”她说，“我就低级反叛，没关系。”

　　这一印象在3年前开始改变。在电视剧《我们光荣的日子》里，柯蓝饰演一位乡村女教师。之前，她甚至不愿承认跟老师是同一星球的同一物种，之后她说，“乡村老师何止是老师，他们是妈，我们怎么能慢待他们。”

　　杨澜说，柯蓝“绝对不是一个俗气和小气的女子”，她身有侠气，豪爽，是个笑傲江湖的主儿，能路见不平伸手抽刀以武犯禁，也能相逢一笑了却恩仇仗义疏财。段给了几乎一致的评价。

　　柯蓝的确是个易招惹是非的人。去饭馆吃饭，见保安队长在路边强迫队员做俯卧撑，她叫司机停车，站在街边与人理论。跟主持人何东吃饭，选到好位置，却被人说风凉话，“明星就是不一样啊，想坐哪儿坐哪儿。”她压不住火，也过去吵一架，“你没见我们排队了么？”

　　柯蓝活在自己的大时代里，看见的事，就可以与她有关。小时候，奶奶照顾柯蓝时间最长，教她多读书、行正道、做君子，奶奶影响了她的价值观，是她的启蒙者。“我不知道那些价值观是不是正确，但我很受用。”

　　在此次以公益参与为主题的专访中，柯蓝谈得更多的是对所见不公的批判，并不主动提及自己的公益参与。段说，柯蓝多年来一直资助抗战老兵，“项目的一个负责人一说起柯蓝都哭。都劝她不要再捐了，毕竟她也不是大款。但柯蓝看见了，就忍不住要伸把手。”

　　杨澜说，“虽然情怀这词现在有点被滥用，我认为她（柯蓝）就是有情怀的人。”

　　柯蓝并不躲避崇高，她愿意分清善恶美丑，做积极的行动派，但她一定会消解可能因此带来的自我崇高。可以正面表达自我的话，她总要先扔地上踩两脚再说出口。她说自己只是个自私的中年妇女，眼看就老了，以后可能身体羸弱，赚不到钱了，只愿身边环境变好一点，至少，自己晚年不幸遇到车匪路霸时，对方只劫财不害命。

　　她常说自己是中年妇女，杨澜却笑她是“老年级”的，柯蓝腰上长有骨刺，并患有严重的脊柱炎。经年累月，持续疼痛伴随日常生活，这甚至提高了她的痛点。“我不知道什么叫不疼，也不知道什么叫疼。等发了大病感受到反常的疼痛时，就已经不能动了。”

　　不久前，她跑去阿拉善帮SEE生态协会收小米。踏上那片土地她才知道，大漠苍穹，分明是目视所及之处，却怎么走也走不到。“人家老头（任志强）多不容易啊，现在倒了血霉了，又被封了号（微博）又怎么着，但他一腔热血做了很多事，帮助阿拉善的人民改善生活和环境。”

　　收完小米，柯蓝买回来不少。在导演杨婷组织的一场《Biang Biang De》纪录片观影会现场，她把小米发给买票入场的观众，“来点小米儿，都暖和暖和。”

　　见了任志强，杨澜嘱咐，“下次别再让柯蓝收小米，让她做账房什么的就行了，她那腰根本受不了，回来躺床上好几天不能动。”

　　柯蓝感谢病痛，她因此有更多时间躺在床上，看书、想事。她爱看《红楼梦》，对她来说，《红楼梦》如同一个盒子，人性善恶、起点终点，都在里面。

　　《红楼梦》中有副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挂在八面圆通的王熙凤房里，是王熙凤的应世哲学。但纵然她机关算尽，也没逃脱草席裹尸的悲惨结局。书中人映照读书人，反差不小。

　　在朋友眼里，柯蓝聪明，悟性高，但这仅是对她智商的评价。关于人情世故，她常表现得像拒绝进化的低等动物。她说，看透了，就释然了，钻营和纠结都不必要。

　　“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我是一个相信主义者，愿意相信一些东西。我跟着真善美，跟着太阳。雾霾天戴上口罩，我起码知道，太阳会从东方升起。”

　　撰文_白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