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操场，该对外收费吗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的11个校园宣布因安全隐患、管理成本等问题暂停对社会开放操场。

　　更早时候，上海理工大学的一则公开告示也曾引发公众争议：原本一直免费对外开放的田径场，改用充值卡收费，每张卡110元，进入操场10分钟以上的按照每小时15元的标准收费。

　　大学操场该不该开放？如开放，该不该收费？若要收费，应该怎么收？

　　促高校打开大门 勿用“道德绑架”

　　徐川（天津某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

　　大学操场开放与封闭之争，免费与收费之争，一直是热议话题。其要害不在于收费标准，而在于这与社会的期待不符：大学本该是最为开放和自由的地方，连校园操场都要收费，何谈包容？

　　“谈钱伤感情”。在一些人眼中，拿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高校，却还要向想去操场上跑跑步、打打球的纳税人要求“留下买路钱”，这是缺少社会责任，甚至见利忘义的表现。

　　但是，这种判断更多像是一种道德评判，并非完全出于事实。

　　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这个问题本不值得讨论，因为这本身就是一道单项选择题，只能选择开放。这是由高校的性质和属性决定的，高校任何时候都应该开放，但是存在如何开放和加强管理的问题。

　　学校首先要保障在校师生的利益和安全。如果免费开放大学操场，真的有可能给大学的教学和管理带来不便，比如部分福州市民将学校操场变成广场舞舞池，给学校秩序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学校方面当然可以作出相应管理规定，其中包括收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费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颇为有效的方式。付费与限流甚至门禁相比，你选哪个？如果适当收费能保证高校操场、草坪等公共资源开放的有序和高效，又何尝不可？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学形成了刻板印象，觉得大学是不能沾染铜臭味的；或者因为人们习惯使用免费开放的操场，所以对大学操场收费“零容忍”。

　　但还是不要习惯于用道德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只用对错衡量，要用合理合情衡量。

　　其实，大学操场能不能收费，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都不是问题。什么时候人们不再关注和提起这个话题了，就说明高校的管理到位了、公众的素质提高了、社会越来越文明和进步了。

　　公共资源稀缺的大问题不能由大学一肩扛

　　林杰（大学教师）

　　大学操场成为公众热衷去的地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背景是，人们能够使用的免费公共活动场所实在太少了。

　　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体育健身需求与公共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如何得解。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公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分别为2.22平方米、1.72平方米、2.38平方米、2.27平方米，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1.46平方米。体育设施的面积和数量增长，远无法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

　　此外，与上述数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掌握全国体育场地面积和数量近一半的学校，大量体育设施却出现闲置或低效利用。尤其是在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及周一至五学生离校后的时间里，体育馆空空如也，田径场的大门铁锁高悬。渴望健身的周边社区居民，只能望体育场所而兴叹，“守着金山哭穷”。

　　但是，校园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不只是打开校门这么简单，其背后所牵涉的管理成本、秩序维护乃至安全保障等诸多问题，都有赖配套制度的系统解决。

　　一言以蔽之，公共资源稀缺的大问题不能由大学一肩扛。

　　如果说开放学校体育场地是挖潜社会体育资源存量，那么，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提升社会体育场地的总量供给，才是更必不可少的增量努力，而这更考验政府部门在体育资源投入上的意愿与能力。

　　若仅是把社会的健身需求转移给学校，既难以满足需要，也容易制造像大学体育场地要不要收费这类争议与问题。当然，所有公共性体育场地都能够以最大的善意对外开放，不仅包括各类学校，也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仍是值得期待的事。

　　开放是趋势，收费莫“任性”

　　严峻（对外经贸大学法学博士后）

　　2016年12月25日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并且规定“公共文化设施应当根据其功能、特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收取费用的，应当每月定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或者提供培训服务等收取费用的，应当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可见，“鼓励和支持”是法律规定和政策导向，收费也并非不可为，是收费要“优惠”、要报批、要合理合法不该任意妄为。

　　收费与否与收费多少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应该谨慎再谨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收费标准的制定要在满足人们需求和让人们都用得起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收费标准制定的程序要保证公正合法，并充分接受监督和检验。

　　在制定收费标准前，有必要开展可行性研究，进行充分的调查论证。从收费标准的公布到实施，也有必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作为施行新标准的过渡期和公众的适应期。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对“对应当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收费或者变相收费的”，“收取费用未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事业发展，挪作他用的”，也作了明确的责任处罚规定。

　　在逐步打开学校大门的过程中，监管不能停，要加强制度建设，铲除“任性”收费生存的土壤，确保收取的费用不会被“用错地方”。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心存侥幸者受到足够威慑，让任性妄为者得到应有惩罚。

　　顶层制度设计已经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者和提供者明确了“红线”。开放是趋势，收费别“任性”。

　　化解“开放之争”要靠协商共建

　　王凤萍（居委会主任）

　　高校操场、草坪等设施的无条件开放，导致校园内非师生人员越来越多，增加了学校的管理成本；感觉到被挤占资源的学生怨言四起，无形中给学校管理层造成巨大压力；间或发生的校外人员和校内学生的冲突事件，更是让学校如临大敌，本能地产生将学校封闭保护起来的冲动。

　　许多高校开放一段时间操场，然后又全面关闭，就是这种冲动之下的结果。而大凡把操场收费价格定得过高的学校，其目的多不是为了收回成本，而是希望人们“望而却步”，说白了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赶人。

　　高校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所有一切政策和法规的落地，都要以消除高校的安全顾虑为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切实让高校放心地打开大门，实现与民共享，与民同乐。

　　而消除高校的安全顾虑，只能靠开放而不是封闭。有序有效有水平的开放，可以有助于加强学校的安全系数，提高学校对抗危机和风险的能力。而要做到有序有效有水平的开放，绝不仅仅只靠校方单方面的努力。高校应和周围社区的居民、居委会、街道、社会组织坐下来共同协商，共商共建共享平安、开放的校园。

　　在这个协商过程中，当事各方可以共建行为自我约束制度、成本补偿制度、公益互助制度和安全联防制度。通过这样的协商，可以有效化解高校操场开放之争，可以把高校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化为“安全守护者”。

　　更重要的是，大学可以真正与社区相融，提高服务社区水平，彰显大学精神，而社区居民也可以分享到大学体育设施和休闲设施的便利，助力推进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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