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张园住了一段时间，有了个想法：除非复辟时机已经成熟或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不然我还是住在这里好。
我到了天津之后，北京、天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月费开支，我还设立了“留京办事处”和“陵庙承办事务处”。我看了一份材料，上面只算了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开共支15837.84元。这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
在这十里洋场上，我们见什么就喜欢什么，喜欢什么就买什么，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等买了又买，多不胜数。婉容本是位天津大小姐，她花钱买废物的门道自然比我更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若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也会去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便不足以显出“皇后”的身份。
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很快使我们陷入窘境，张园里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
我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同时买来一个观念：外国人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不要小看它仅卖几分钱，当时这东西足以使我发出喟叹：“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不包括我自己，那时我认为自己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人，我以为那些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为了扮成西洋人，我尽量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和钻石，我要把自己装扮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每逢外出，我会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手指上戴着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眼镜，浑身散发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三条德国猎犬和同样着奇装异服的妻妾……
这是我早年在紫禁城里渴望的一部分自由。
（逆袭摘自群众出版社《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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