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为人

　　中国人之为人，则是一总体，非部分。西方观念各治一业，各得谋生，即为一人。中国则认为此只一小人，非君子，非大人。君者，群也。必通于群道，通于人生总全体之大道，乃得为一君子，一大人。中国人讲一切学问思想，亦在求为一君子，不为一小人。如只为一小人，则亦如一架机器，虽各有其用，只限于部分之用，各自独立，无自由，不平等。人为机器所使用，如一电机工人，则其人为电机所使用。如一文学家，其人即为文学所使用。西方人乃重视此等用，各专一门，互不相通，称为一专家。其自由乃为其专门所限。中国人则谓“君子不器”，做人不当如一架机器，限于专门一用途。纵谓其有生命，亦仅一小生命，乃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不得通于生命之总全体。此则终是人生一大憾事。

　　中国社会亦是一总体。先秦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合成一总体，乃同为此总体而努力。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心者即士，依近代语，乃一无产阶级，但实乃劳其心以为人。而劳力者则受劳心者之领导安排。故有产与无产，食人与食于人，乃相互融通和合，会成一体。或谓中国社会之士，乃从孔子儒家起。实则孔子以前已有士，如管仲鲍叔牙皆是。其实封建贵族亦即是士。如文王周公，实亦皆如后世之士。前如商代之伊尹，夏代之傅说，亦皆士。孔子同时郑子产吴季札亦可谓之皆是士。士与贵族本不易分。亦可谓中国封建时代贵族平民本属一体，应称为氏族社会宗法社会。秦汉以下，则为四民社会。政府则成为士人政府，惟士乃得从政。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不当耻恶衣恶食，而农工商劳力者亦不得锦衣玉食。中国社会之经济人生，有一适当之安排。要之，重道义，不重功利，不以部分妨害总体为原则。故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西方则古希腊主要为一城市工商社会，郊外有农人，则称为农奴，两者大有别，明其社会之不成一总体。如人身有五官七窍百骸四肢，又孰为主孰为奴。若分主分奴，即不成为一体。

　　罗马则军人为主，而农亦为奴。马克思称希腊罗马为农奴社会。但谓其社会中有一部分为农奴则可，谓其乃一农奴社会则不可。马克思此语，可谓乃属哲学，非史学。其主唯物史观历史演进，乃以物为主，而人亦为之奴。故其分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产社会、共产社会，皆主物质经济条件，不以人与人道分。中国之四民社会，士在上，农工商在下，乃分人生职业为四，而共成一体，非有主奴之别。则非马克思所知。

　　西方中古时期，除却封建堡垒贵族骑士之外，又有教堂林立。严格言之，可谓有人群，无社会。社会乃人群之总体，无社会，则可谓之有人而无群。近人谓西方乃个人主义是已。人必依于群以为人，个人相别，则俨如一物。故个人主义实亦与唯物主义相通。西方社会个人唯物，故有部分，无总体。中国社会乃一人群人道之社会，其部分则尽在总体中。

　　倘称西方为一宗教社会，或庶得之。人类共信一上帝，乃有其综合性。但必死后灵魂上天堂，乃始见此道之真实。方其在人世，则恺撒事恺撒管，其道仍不见。近代欧洲除共信一上帝外，一切不离希腊罗马两型。资本主义之工商社会，则不脱希腊型。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则不脱罗马型。资本主义必建基在机器上。苟无种种机器，则近代资本主义亦不得产生。而各项机器则由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而形成。故古希腊只得称为工商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之资本主义社会，实应称之为机器社会。人群集合在资本之下而有组织，实则乃集合于机器之下，而始有其组织。然则人之生命，岂不寄托于无生命之机器。

　　然则全世界人类前进，终将以何一目标作领导？此有一义，当首先指出者，即人类绝不当由机器来领导，而终必以人道为领导。人有生命，为人之道，首当认识其自己之生命。再由认识自己之小生命，而认识到人类共同之大生命。此大生命乃一总体。再由此总体而认识到其总体中之各部分。有了此种认识，乃知所谓人道，庶可领导此下世界人类之前进。而中国文化传统，则正重在此一道义之认识上。故中国人生不重职业与职位，因其只是人生之分别面。特重品格品德，因此始具人生之总体面。果使全世界人类能各自注重其一己之品格品德，则人类庶可有理想之前途，而各项科技与机械亦可得其正确之利用，中西文化亦可得其会通和合之所在矣。

　　（阎蕊森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晚学盲言》，本刊有删节）

　　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