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故居寻迹

　　周有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经历了满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被友人戏称为“四朝元老”。周有光年轻时身体很弱，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周有光曾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他厚重的人生，堪称传奇。

　　后拐棒胡同故居

　　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路南有一条非常不起眼的胡同，路口树立的路牌指示着里面就是后拐棒胡同。胡同很短，直走不远便是一片旧式小区。周有光人生最后三十余年，就是在后拐棒胡同甲2号院的这处普通居民小区内度过的。街坊大妈说，“平时有两个保姆在照顾老人，亲友也常来看他。1984年，我们这房子盖好，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曾有友人回忆起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家，这样描述：房子面积不大，看不到两个家庭当年家底殷实的影子。家里没有红木家具或是古董，但是很干净整洁。周老有一个背阴的书房，它整个的面积不足10平米，书房里一桌一椅，一个简陋小沙发，还有一架书。桌子是六七十年代的，上面还有一个裂缝。当时80多岁的周老，从早到晚呆在小书房里读书写字。友人在周老的书房和他谈话，张允和总是端着茶坐在小沙发上，不断地插话。她总是说：“让我说几句，说几句。”周老就说她有多语症，但是从来也不恼。

　　“错位”人生

　　周有光祖籍江苏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守城将士军饷全部来自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因常州失守，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化作乌有。周有光出生在常州的青果巷，青果巷很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也都曾住在青果巷，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进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升入中学。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其时家道中落，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由亲友资助，凑足学费，才得以入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

　　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周有光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错位”感。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半路出家”

　　50岁之前，周有光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50岁之后，他从上海移居北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1955年，周有光去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决定留在北京。周有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当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有很多争论，特别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还是根据汉字来创造字母，当时争论很大。周有光主张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他写了一本小书，叫《字母的故事》，讲世界各国的字母，以及字母几千年的历史。这本书，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还拿去看。后来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因为中国要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一定要采取世界共同使用的东西。

　　此外，周有光还首先提出要拼写以北京话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6年，初来北京的周有光住在沙滩后街老北大校内，一所民国初建的小洋楼里。小洋楼原来是给德国专家住的，但年久失修，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还写了篇《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或许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在周有光眼中，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让如今的普通话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语言。“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

　　多情人不老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是张允和写给许宝驯八十寿辰寿联。而这也正是周有光和张允和两人爱情的真实写照。

　　张允和曾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高官。父亲张武龄虽为富商，却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还跟蔡元培、蒋梦麟是至交，他全心将财产用于办教育。当时合肥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远近闻名。叶圣陶曾欣羡地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二女儿允和与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女儿兆和跟文学家沈从文结为秦晋之好。

　　娶了“九如巷的张二小姐”的周有光，曾在其《百岁口述》中，谈起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他形容自己与夫人是水到渠成，“流水式”的恋爱。

　　经历了甜蜜的爱恋，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周有光却犹豫了，他写信给张允和，“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但她并不介意，为了打消他的忧虑，她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大意是说，幸福不是你给的，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创造的。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在随后的近70年中，两人一直相濡以沫。她活泼率性，人称快嘴李翠莲；他沉稳持重，温文尔雅，但两人的性格却融合得很好，一如张允和所说的，“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

　　周有光文集里有提到他们感情的点点滴滴，“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

　　然而，生离死别总无情。2002年，夫人先他一步而去。“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如临霹雳，不知所措。有一天，我偶尔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自然规律。”对自己的生命他也是这样的态度：一切应顺自然。2017年1月，112岁的周有光走完了他百年人生。他曾总结人生：“原来，生活就是一朵浪花。”而浪花化为一片涟漪，水面也终将恢复平静，人生本就如此吧！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