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治水的“速度”与“激情”

　　2017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存在利益驱动，执行不力；企业只顾自身经济利益，缺乏社会责任；公众环保意识不足，是我国环境治理工作的三大难题。而浙江治水行动上下同心，铁腕出击，不仅赢得了36.2%的受访者点赞，另有46.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希望其他省市也能向其看齐，为环境治理实干大干

　　3月22日，世界水日。“20万！”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报出了参加剿灭劣V类水体誓师大会的人数。通过视频形式，这场会议从省、市、区（县市）、乡镇（街道），一直开到了村里和社区，成为浙江史上参加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个主题会议，目标相当明确--到2017年底，全省全面剿灭劣V类水体。

　　对照全国“水十条”的任务和目标，浙江将提前三年完成相关消劣任务，决不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康。

　　浙江，这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发展前列的经济大省，在2013年3月，却因一条来自民间的“悬赏20万元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的微博，而感受到水环境的压力。2013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时“接招”，启动“五水共治”。四年艰苦治水，成绩斐然：消灭6500千米垃圾河，省控断面水质Ⅲ类以上逾七成，换来了浙江大地江河湖海新面貌。

　　“全国黑臭河水体最少的省份是浙江，全国消灭黑臭水体进展最快的也是浙江。”在今年举行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推进会上，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曾经用这样的评价给浙江治水“点赞”。

　　“点赞”的不止倪虹一人。据2017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浙江治水，36.2%的受访者认为行动铁腕出击，轰轰烈烈，为其点赞；46.8%的受访者表示，不只是浙江，希望其他省市也能向其看齐，为环境治理实干大干。

　　剿劣是一场拼策略的“硬仗”

　　一张河道分布图，一张剿劣进度表，神龙桥河边，正和工程承包方、施工方布局治水方案的拱墅区河道建设指挥中心工程部部长朱永宏仿佛在指挥一场“战役”。

　　“神龙桥河第一段整治难点是两边的菜地，农用肥是污染源。再往前走是一段铁路生活区，要在整治前和铁路部门充分沟通，铁路桥下面管道建议用钢管。过了铁路，前面是一片民工宿舍，一定要截污纳管，防止污染源直排。再往前是一个老桥，这段非常特殊，旁边有部队，为了不影响他们，咱们看看是否可以把提升泵做在围墙外面。”较快的语速、笃定的判断、迅速的应变能力，不到十分钟，朱永宏就定下了“作战方案”。

　　在被问及为何能像“活地图”一样精准描述其负责区域内每一条河时，他笑着说：“我们都是要么在治水现场，要么就是在去治水的路上。”

　　千里运河杭州止，运河南端在拱墅。水，是杭州市拱墅区的优势，也是眼下剿灭劣V类的难题。41条河道、108个项目，拱墅区的剿劣任务体量大、问题复杂。怎么治才能又快又有效？

　　“首先是划分片区。”拱墅区治水办副主任管建弟向《小康》记者介绍说，以往治水都是分段式进行，一条河一条河治理，拱墅区创新“片区化”模式，将水系划分为“祥符北片区、塘河片区、红旗河片区、上塘南片区、康桥片区、上塘东片区”6个片区，实行“河岸同治、上下同治”。

　　片区划分后，剿劣方案也都是“私人订制”。朱永宏所在的上塘东片区多采用“清水入城”的方案：在进水源头设立过滤池，截住上游的污染，通俗地说，就是“洗水”。

　　“入口有守门员，出口也有守门员。”朱永宏领着记者来到隽家塘河一处河道排出口预处理池，“已经实现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零直排’，但是下雨天会有很多脏东西排入河道，这部分污染源也不能轻视”。

　　在排出口，入河的水经过陶粒、挺水植物、人工飘带、生物坝组成的“过滤网”，分离水中的各类杂质，大幅度减少污染物的浓度。这个原理，很像人们家里常用的活性炭净水器。水质监测设备还会提示，什么时候应该换“过滤网”的滤芯了。

　　在另一个红旗河片区，“清水入城”就当不了主角了，主打招数是“水下森林”，通过种植一些水生植物，实现水体自我修复功能。

　　浙江省治水办常务副主任方敏介绍说，劣Ⅴ类小微水体的判定，相对比较复杂，以前也没有相应的标准规范，本着能够满足群众的感官体验、能够满足景观用水的标准要求，浙江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判定。定性指标包括，河底无明显淤泥或垃圾淤积，河道（湖）水体不黑不臭（无异味、颜色无明显异常），沿岸无污水直排口等。定量指标主要检测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pH值和透明度。

　　事实上，每个治水工程都由若干个环节构成，大致分成截污纳管、河道清淤、配水、生态治理养护。多年来，这些环节都由不同的施工单位负责，截污的只管截污，种植水草的只负责水草，各自为政。但治水是一个需要配合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让效果打折扣。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管建弟介绍说，拱墅区大胆地采用了EPC总承包，把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全部委托给一家工程总承包商，总承包商对工程的安全、质量、进度和造价全面负责，业主对工程总承包项目进行整体的协调和控制。治水工程完成后，还要对治水后的18个月水质负责。

　　“类似拱墅区的EPC总承包模式，杭州各区县都在不断创新河道治理模式，例如江干区采用的‘设计-治理-养护’一体化模式和滨江区的PPP模式。”杭州市区河道监管中心副主任王春华向记者介绍说，经过几年的摸索，如今的河道治理模式正在从条段治理、分散治理向流域治理、综合治理转变。

　　全民治水打通“最后一公里”

　　治水不易，护水更难。在浙江的治水战略中，无论是走向全国的“河长制”还是如今新涌现的“河小二”，全民联动是长效管理的关键点。

　　早上8点半，刘燕准时骑着电瓶车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白云街道出发去巡河。车上必备的几样东西是：雨鞋、手套和塑料桶。一路上，她所巡的“五一溪”会经过城中村、几所学校、拆迁区块、水库、产业园区，情况复杂不说，对水体造成污染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

　　“一路上边走边看，有菜叶啊、垃圾啊我就穿着雨鞋自己下去捡起来。”刘燕说，巡一圈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测算步数接近两万步，“捡垃圾没什么难的，有时候还要像破案一样去找污染源”。

　　在刘燕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三本厚厚的记录本。

　　“2016年5月31日，天气晴。今天发现两个问题：城西村村民将砍伐的竹子扔在河中，产业园施工将黄泥水偷排入溪中。”

　　“2017年2月20日，天气多云。今天发现职业高级中学污水池坏了导致周围水域发黑，联系了街道刘主任，下午已经维修好。”每天巡完河，刘燕都坚持将自己发现的问题以及交办、落实情况如实记录，这样一坚持就是两年半。

　　五一溪，位于丽水市莲都区，属丽阳坑支流，全长3公里，最终流入瓯江。 以前，五一溪有一个并不光彩的绰号--龙须沟，因为“藏污纳垢”水体发臭，老百姓甚至直接将沿河的窗户封了起来。

　　回忆起几年前的五一溪，城西村的陈阿姨直摇头：“不敢碰那个水，不然手脚都得发痒，臭得不得了。”随着上游养殖厂的搬迁、截污纳管、清淤等工作的有序推进，记者今天看到的五一溪已经清澈见底。“水好了，空气好了，已经封起来的窗户都打开了，现在房价都提高了。”话锋一转，陈阿姨开始夸起来。

　　“莲都是生态的‘资优生’，劣V类小微水体剿灭任务并不繁重，如何长效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莲都区治水办副主任叶泳梅说，像刘燕这样的基层巡河员在当地还有很多，他们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治水多了很多“眼睛”和“耳朵”。

　　当前，浙江全省前期已摸排出1.6万个劣Ⅴ类小微水体，分布在全省108个县（市、区、开发区）、1087个乡镇、9264个行政村。全民治水的案例也随处可寻。

　　宁波市奉化区推行“一河、一医生、一专家”机制，打造奉籍治水智库，邀请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奉籍治水专家作为“河医生”，不定期会诊、把脉河道。聘请水利、环保、生物工程、排水等相关领域专家成立治水治污专家组，当好河长科技治水的助手和参谋。

　　在台州温岭，当地34条市级河道边竖起了“护水牌”，市民们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查询河道信息，举报相关问题。

　　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医学院、浙江警察学院、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河小二”与杭州市滨江区的河长们“结对子”，他们将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巡河。

　　治水倒逼转型 产业涅槃重生

　　采访期间，各地官员说得最多的是：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源头在岸上，根子在产业。治水工作之初，浙江就提出，推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产业层次的提档升级。铅蓄电池、电镀、制革、造纸、印染、化工等六大行业的5740家企业被纳入整治范围。

　　说到浙江省诸暨市，人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珍珠”：这里拥有全球70%以上的珍珠交易量和全国80%以上的珍珠产量，年产值突破百亿。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光鲜的数字遮住了产业背后的污染问题。

　　“为了让河蚌长得快，传统的养殖方式是向养殖塘里投入大量动物粪便，来产生更多的藻类，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严重；一些养殖户缺乏环保意识，养殖废水甚至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诸暨市治水办专职副主任、市环保局副局长俞坚松一边指着“诸暨剿灭V类水作战图”，一边向《小康》记者介绍说，大大小小的珍珠塘成了诸暨治水的“拦路虎”，这才有了最严珍珠“禁养令”的出台。

　　春寒料峭的三月并不是剖蚌的时节，但是在诸暨市山下湖镇随处可见捞蚌、剖蚌的壮观景象。“禁养令”明确规定：诸暨全市范围内所有公共开放性水域、水库山塘、水源保护地、湿地公园等区域，全部被划为禁养区。

　　“听到禁养的消息，我急得浑身发抖。”养了十几年珍珠的何华玲，有140亩珍珠塘在禁养区范围，从最初拒绝签订退养协议到催着工人加班加点清理珍珠塘，村干部的反复劝说让她明白：这片水让她富起来，但是也让她欠了不少“环保账”，从源头上把水治好了，下一代才有好的环境。

　　3月20日，13000多亩被划为禁养区的珍珠养殖塘全部完成退养，退养面积超过了总的养殖面积的一半。没有被划入禁养区的养殖场也并非高枕无忧，必须接受生态化改造，环保部门每个月对这些养殖水域的水体和排放尾水进行一次检测，累计两次不合格的养殖场将被取缔。退养后，一部分养殖户选择将珍珠塘改种荷花，改善种植水域的同时提高收入，余下的241家养殖户则将重心放在如何让1.6万亩养殖水域“既要珠光宝气，也要碧水青波”。

　　“我们这是自动化清水养殖，用食品级的蛋白原代替了传统珍珠养殖用的有机肥做食料，通过自动化管网养殖技术可以将事先培育好的藻类精准输送给每一个蚌类。”浙江清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伟峰介绍说， 精准喂养从源头上解决了水污染问题。

　　智能化养殖的模式不止这一家，直埠镇的傅柏成利用2400平米养殖了12万个河蚌，相当于传统模式下150亩水域的养殖数量。“养殖废水利用智能化系统进行物理和生化处理后可循环使用，而产生废水可以用于无土蔬菜栽培，既处理了污水又为蔬菜提供了养分。” 傅柏成说，这一项目的最大特点就是“零排放”。

　　“会有阵痛，但是要倒逼转型，凤凰涅槃背后一定能实现浴火重生。”在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张晓强看来，“禁养令”不仅仅是减少了13176亩的V类水体，更是推动产业绿色、健康、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围绕“珍珠特色小镇”建设，创新创业成为诸暨珍珠产业的热词。青春宝珍珠科技总经理何延东的父亲是山下湖第一代珍珠养殖人，如今这位70后企业家已经从为青春宝公司提供原料升级为青春宝的合作伙伴，一款款贴上“青春宝”商标的珍珠粉、面膜、洁面乳，从山下湖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天使之泪珍珠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文化延伸产业链。在公司的体验馆里，游客可以亲手养下一个珍珠蚌，等到第二年再来收获珍珠，体验馆的专业设计师再对珍珠进行个性化加工打造。这种个性化体验式服务，去年为企业带来了近千万元收入。而在厂区对面，由公司出资建设的全国第一家珍珠文化博物馆，已经全面开放。

　　“治水之意不仅仅在水，更在乎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资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治水，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环境换取增长”转变到“环境优化增长”，真正走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路。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