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市民下乡”,或能对生产要素进行一次聚合,对改变落后农村有实实在在的价值,但前提是要在公共服务建设上有所投入,否则,田园虽好,终是难归
武汉市在摸底全市长期空闲农房约11.6万套后,于近日出台了《关于开展“市民下乡、村民进城”活动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措施(暂行)》,鼓励充分利用农村空闲农房,以租赁、合作方式创业创意、休闲养老养生,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其中包含20条具体支持政策,被称为“黄金20条”。
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市民下乡”,武汉市的这番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堪称创举。其支持力度也相当大,城区市民下乡租赁农村闲置农房自住或发展休闲农业,还能获得奖励资金支持。
这一做法非常有针对性。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很多农村成为老弱病残幼的留守之地,土地撂荒、农房破败、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村庄空心化现象较为普遍。与一些农村的凋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人口、资源拥入城市,城市不堪重负,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企、成本上升、生活焦虑……“大城市病”频发。一些人也想重返农村进行创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可是农村的凋败,尤其是城市与农村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导致大量的人口只能进城,不能出城,农村作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功能无法体现。
事实上,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出现“逆城市化”的潮流,就像一些发达国家,乡村和城市的鸿沟被填平,两者的差距不太大,很多人宁愿住在乡村,而不愿意挤在城市。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互为作用,将是大势所趋,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市民下乡”,实际上是超前预判,顺应潮流。
这也是武汉市“黄金20条”的意义指向所在。一方面解决困扰人们的“大城市病”,为大城市减负,提高城市生活的品质;另一方面有助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包括住房、土地、林木等资源,避免浪费,增加农民收入。
更重要的是,“市民下乡”是人口和人才的回流。目前农村最缺少的是人口和人才,人聚财兴,只要有人、有人才,就会给农村带来资金和技术,带来先进的理念,改变农村日益空心化、凋敝的现实。
我们喊了多少年农业现代化,政府提了很多发展现代农业的想法,在一些地方成效不大,就是因为人才、资金、技术和理念没有聚合。所以,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市民下乡”,或能对生产要素进行一次聚合,对改变落后农村有实实在在的价值。
然而,就像“村民进城”会遇到很多阻碍和门槛一样,“市民下乡”如果不能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也会遇到诸如户籍、公共福利等问题,那么,田园虽好,终是难归。
“市民下乡”不能只是农家乐的一日游,也不是下乡搞公益活动,而是要鼓励能人回乡、企业家下乡、知识分子下乡、城镇居民下乡办实业、做生意,这就涉及到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交易问题,产权不清晰、产权无法交易,是没法做好生意的,也就较难落地。
按照国家政策,目前农村宅基地以及农田只能在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当地村民)之间流转,城市居民不能购买,即便能购买,也只能购买到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无法“有恒产”,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市民到农村投资的热情。
因此,如何突破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解决产权交易上的障碍,这将是深入推进农村市场开放的重要一环。现在城市资金人才充裕,资金到处在寻求投资洼地,人才到处寻找创业创意的空间,农村无疑是“大有作为”的天地,但解决制度障碍必须纳入顶层考虑。
当然,如何让“市民下乡”不变成对乡村的又一次掠夺,如何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是必须考虑的。
此外,“市民下乡”如何才能更接地气,农村还需要提前投入一定的公共服务建设,比如优化农村道路、搞好卫生通讯、强化农村治安等,城乡落差太大,基本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回得来、留不住的问题,这是基层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文/廖保平
(作者系知名评论家、专栏作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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