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计划”：重建公共理性

　　一帮人，气势汹汹地聚集在某单位门口，表示要“讨说法”。

　　楼里走出个负责人，要求这群人选出一个可以进行对话的代表。

　　理想的情况是：代表站出来，一二三四提出诉求；负责人于是也心平气和，一二三四，一一作答；之后双方就有分歧的地方开展进一步的交流或者辩论。

　　但经常，才说到“二”，人群里就会有人跳出来，情绪激动地指着那个负责人：“别尽扯这些没用的！我问你，那啥啥啥到底怎么弄？”

　　指头一出，现场画风立马跑偏。

　　“有话好好说，你别指我。”“我就指你了，怎么着？”“你再指着我试试看？”“我就还指了，你信不信？”

　　充满硝烟味儿的几句话之后，大多数人就会将此行的原本目的忘到九霄云外。别说要探讨的问题得不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就连场面也很可能变得各种难看以至无法收场。

　　任职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的几年间，蓝方对于以上情景再熟悉不过，但她并没有“见怪不怪”。本科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归纳概括、逻辑推理等技能几乎已经内化为蓝方的一种思维方式。她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场合由不同的人们不断地上演，小区业主群、学校家长群……对于一个具体计划的讨论，总能演变成没完没了的“扯皮”。

　　蓝方发现，但凡稍带公共性质的讨论，几乎总是“充满毫无逻辑的骂战与毫无意义的冲突。相比理性的表达、协商、就事论事，人们似乎更热衷于站队、诛心、人身攻击。”她逐渐有了为公共理性的构筑添砖加瓦的想法。

　　在巴黎政治学院的求学过程中，蓝方也一直留心着国内外民间关于公民教育的各种实践。2015年秋天，蓝方在菲律宾一家NGO—“菲律宾公民教育与民主中心”（PCCED）访学了三个多月。PCCED做过许多与公民教育相关的项目，其中一个是让高中生以社区内的实际问题为研究课题，进行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倡导。

　　在这个项目的展示会上，蓝方饶有兴趣地听了十多组学生的汇报。孩子们的选题都是切实存在的问题，如校园禁烟、减少上下学路上的交通事故等，他们调查研究、制定政策的过程也踏实认真，但是拿出的方案都很简单粗暴—无非是以不同方式加大惩罚力度。公民社会的形式不难模仿，但蓝方意识到，“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才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口。”

　　然而，强调知识记忆的学校课堂、强调集体主义的公共生活，留给独立思考与多元价值的空间并不多。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谈何容易？

　　研究生毕业前夕，蓝方遇见了同路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专业、曾就职于高盛集团的郭兆凡，直到进入公益与教育创新领域之后，才终于感到生命中的热情与事业合流了。看过国内外许多教育机构，她相信，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解决诸多个人、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因此，她曾专门前往美国批判性思维协会研修。

　　蓝方也一直记得从北京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劳工法律援助的叶明欣。几年前，叶明欣听到蓝方计划未来创办一个公民教育机构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等你创业时，叫上我。”

　　轻资产的社会企业“C计划”就这么诞生了。“C”代表着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与Civic Education（公民教育）。“C计划”计划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课程、工作坊，帮助人们系统性地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最终目的，则是指向公共理性的重建。

　　“C计划”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按顺序完成线上整套课程，包括旨在“破”的“堵住思维漏洞”课程四期（破解偏见、理性沟通基础课等）与意在“立”的“大脑加速器”课程七期（学会提问、批判性阅读、批判性写作等）。每期3~4周，三位主创轮流负责，使用与当周社会热点紧密相关的案例、习题，结合课前讨论、课后作业及点评，引导大家去质疑从前生活中的那些“理所当然”，学习思维分析工具与论证方法，练习提出建立在可靠事实基础之上与经过自我反思审视的观点。

　　例如，在今年三月初由韩国部署萨德引起的反韩风潮中，一个爱看韩剧的女孩被自己上初中的表弟鄙视：你居然还在看韩剧？真是太不爱国了！女孩隐隐觉得哪里不对，想反驳，却发现自己也没想透彻。

　　在一篇文章中，蓝方阐述了“C计划”的一个办法—图尔敏论证模型：一个观点（结论）的提出肯定有理由，而一个理由背后至少会有一个假设作为支撑，要想发现观点有什么问题，就一一列出，检视观点与理由、理由与假设之间的关系是否成立，或理由、假设本身是否合理。

　　在这个案例中，表弟的观点是“你不爱国”，理由是“大家都在抵制韩国，而你却在看韩剧”。这背后存在两个假设：1.抵制韩国即爱国；2.抵制韩国就不该看韩剧。争议的焦点在于两个是观点而非事实的假设，进一步用图尔敏模型分析每个假设，并用“四步法”（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理清其中关键话题如“萨德”，整合相关权威信息……检查每个论证，并试着提出反驳，在一个个环节中破解偏见的圈套，形成独立判断。

　　C计划课程所做的就是传递这样复杂但负责的思考方式与方法。2016年，C计划课程自第一期于7月18日上线之后一直备受好评，尽管没有进行商业推广，单凭微信公众号与朋友圈内的传播，每次课程、线下工作坊也都能很快报满。微信群中进行的课前讨论发言活跃、交锋频频，不少学员表示收获很大，“体会到思考的方法是可以像学习开车这样的技艺一样，通过训练掌握一些方法的。”

　　2016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根据果壳网发布的《2016知识青年报告》，70%的学习者在2016年为在线学习付过费，这一数字在2015年仅为26%。然而，在用户数量暴增之后，必然紧随着对产品内容与体验的进一步反思、筛选。36氪对多家知识付费平台研究后发布的《我们研究了28家平台，为你揭开知识付费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提到，“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费方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问题以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复购意愿不高等问题。”

　　“C计划”自身的特性也导致了如火如荼的场面很难一直持续下去。思辨教育的本质是严肃的，受过系统人文社科训练的蓝方、郭兆凡、叶明欣对她们所认为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有所准备，只是一开始时，她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鸿沟的宽广。

　　随着课程进展，蓝方她们发现，尽管每期课程之间相对独立，可以随时加入，但发言积极的多是一路跟了许多期的老学员，一些相对跟不上的新学员越来越沉默，可能就慢慢掉队了。线上课程以视频讲座为核心，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门槛，也挑战了人们如今时间愈发碎片化，可能连完整的一个小时都难以拿出来的生活状态。

　　创立至今，蓝方、郭兆凡、叶明欣三人最多的时间就花在打磨课程上，经常争论各种学术细节直至半夜，讨论怎样把政治哲学、人文社科领域晦涩的概念，变成让所有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内容。但受过相对良好的人文社科训练的学员往往听了两期之后就表示，他们就等“C计划”出书了，这样自学效率更高；也有不少学员反馈，“C计划”的课程和文章“复杂、烧脑”。

　　以“C计划”的愿景—重塑公共理性来说，最紧要的目标可能是提升那些在各种风潮中盲目而狂热的不当行动者的理性，好比将批判性思维20分的人提升到60分。但这部分人恰恰不太可能主动来上这样的课，于是“C计划”做得更多的其实是将60分的人提升到80分。这并非没有意义，但是蓝方她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效率。

　　在将近一年的课程开发、教授、调整中，“C计划”积累了大量的案例、习题、知识点。接下来，它将基于这个数据库，做一个标准化的产品—一个高交互式的小程序或者APP，将知识点打散，根据更多用户的不同条件与需求，以测试、知识卡片、小游戏、短音频等形式呈现。

　　从2016年11月开始，清华大学、广州一家上市公司、银杏基金会、EV青年公益发展中心等越来越多的企业与机构邀请“C计划”前去进行批判性思维培训。一直以来，“C计划”对NGO的收费仅是对企业收费的1/3。现在，她们要将产品标准化之后节省出的时间，更多投入在机构定制课程中。

　　“C计划”今年七八两月的时间已经被针对各地乡村教师、校长、大学生的培训排满。蓝方将“20分提升到60分”的希望寄托于对教师的培训，“这一代已经长成的，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但是我们努力瞄准下一代，通过瞄准他们的老师。”认清实然，确定朝应然而去的方向，“C计划”不缺乏调整方式的勇气，正如郭兆凡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或许不能很快改变潮水的方向，但至少，我们还能改变自己。”

　　撰文/王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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