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扩招储备巨量人才

　　201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在40年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普通高校招生入学考试发展过程中，1999年的那一次“大学扩招”，毫无疑问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

　　“大学扩招”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使中国高校在校生人数在短短三年之中翻了一番，而后十几年这一政策持续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因为这次扩招，也让中国的高等人才储备的增加量达到了千万量级。据教育界专家估算，因为扩招，为中华民族储备了2000万至3000万的大学生人才。

　　现在回顾18年前的这次“大学扩招”，是什么原因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心？又是谁建议并推动了这次“大学扩招”？18年后，“大学扩招”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各种争论又是如何？

　　扩招是时代需求

　　我国高校从1999年至2001年连续3年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使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到2001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共招生550万人，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达1350万人，比1998年增加约57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1998年为108万人，2001年增加到268万人，同期在校生也从341万增加到约719万人。2002年招生规模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公开发表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提到：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是1999年6月上旬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的，是在6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宣布的。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李岚清指出其中四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也是党的十五大所要求的。1998年我国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占同龄人比例为9.8％，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标准15％的水平。就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而言，我国也比印度低许多。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二是广大群众普遍渴望子女都能受到高等教育，政府有责任尽量满足他们这种愿望。三是扩招也可以推迟学生就业，增加教育消费，是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四是由于过去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迫使基础教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的考试，因此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所以，高校大幅度地扩招是客观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约15％，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

　　“扩招之父”：3页纸影响中国18年

　　最终被国家采纳的“大学扩招”建议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也许很多人想不到，提出这一建议的并不是教育界的人士，而是一位当时供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汤敏，这位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在1998年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只有3页的报告，而在次年的6月，“大学扩招”就变成了现实。

　　汤敏是现任国务院参事，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汤敏表示，过去18年来，高考大扩招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多数人能上大学的大众教育，未来十多年后还要进入普及教育（以大学入学率接近50%为指标）。“回过头来看，对当时提出的扩招建议，我没有后悔，反而骄傲。我不是为我自己感到骄傲，而是为朱镕基总理等当年的决策者与高校扩招的执行者们感到骄傲。”他说。

　　汤敏给了记者一组“大学扩招”前的数据：世界银行有个统计数据叫“适龄青年入学率”，就是全世界18岁到22岁的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对比之下，韩国 51%；中国台湾39%；香港地区20%；印度8%；印尼10%；泰国19%。

　　而1999年实行扩招的当年，高校招生人数就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160万人，增幅高达47%，18年过后的今天，我国高校年招生人数稳定在700万人以上，是扩招前的7倍。如今，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4%，越来越接近50%的大学普及教育指标。

　　从1999年开始的扩招，为中华民族多储备了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这是汤敏以及当时支持“大学扩招”的那一批人最值得骄傲的。按教育界专家的估算，如果没有扩招，可能至少3000万人上不了大学。

　　“现在人类正进入一个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在未来二三十年里面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哪个国家人才储备得好，哪个国家跟得上这种新的变化，哪个国家就会先上去。在关键时期，扩招为我们储备了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是最重要的。”汤敏说。

　　当然，任何的改革都有利有弊，从教育微观的角度来说，1999年的扩招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诸如各大学校舍严重不足、毕业生就业优势逐渐丧失、大批以往达不到高校标准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加入到高校队伍中，并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等等。但时至今日，“大学扩招”为中国储备了大量人才的这一事实，已让批评声逐渐偃旗息鼓。

　　汤敏最后总结说：“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扩招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跟当年恢复高考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样，扩招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利大于弊，方向没错，时间过去得越久远，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越可以显现出来。”

　　《民生周刊》记者 郭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