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外省人的性質與其命運——對時代的反思

台灣的外省人在性質上是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國共戰爭結束以後的產物，但是其﹁前身﹂必須溯源至國共內戰與抗日戰爭前的歷史，這可以看出台灣的外省人族群歷經了長期發生與演變的過程，戰前戰後不同時期、不同環境對於個別的外省人具有不同影響。以現在的外省人來說，民國三十八年固然是一個界說的分水嶺，然而其個別的異同必須涉及其上一代與兩代的過往，也就是說，集體性的外省人有其共同回憶與意識，而個別的外省人之間由於社會層級的分化以及目前的狀況而有相當多元甚至分歧的差異。

近年來由於持續受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高度壓力，外省人的危機意識越來越強，其同質性也漸漸有越來越高的現象︵這個現象包括移民至美國的外省人，對於台灣和兩岸的政局發展顯示出高度的關切，而有﹁深藍﹂的性質︶。和其他族群不同之處，在於多數外省人認同的國家符號是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存在與發展是其能夠具體依靠的力量，如此長期以來建構了外省人基本的心理與意識結構，而許多外省人對於中華民國的強烈認同以及對於國民黨的過度依賴，也形成中華民國與國民黨能夠存續的關鍵因素。

近年來，民進黨在其選舉基盤的擴大下，台灣政治日益浮現出在地性的面貌，使得中華民國地域化，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圍堵與抵制下，中華民國成為缺乏國際人格的次國家，加上國民黨本身的支離破碎，外省族群持續面臨其認同的國家及民族的未來不確定性，使他們在中國共產黨與台灣民進黨對立的語境中越來越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成為兩岸中的﹁他者﹂。

可是由於心理及思想上和對立族群的絕緣性所產生彼此的盲點，要外省人大規模地轉向認同共產黨或民進黨非常困難。對於外省人越來越強的集體危機感的治療，惟有依靠他們自己在極為困難的處境下，找到下一階段的目標，否則他們將漂泊而無所依。然而，縱使未來中華民國與國民黨萎縮到只剩一面旗幟，其圖騰的象徵意義仍然重要，說明了外省人的心理標記與百年來以國民黨立場建構中國歷史回憶的高度重疊。

以下，對於台灣外省人的部分﹁原生性﹂做簡略的歷史性回顧。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日戰爭結束，中國收回台灣，不久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才發現兩岸隔離半個世紀，彼此差異之大，事先根本難以想像︵這樣子的彼此以為﹁別人應該是怎麼樣才對，如果不這樣就是錯誤﹂的頑固觀念至今沒有太多改變，這令我非常驚訝，一個人、一個族群、一個政黨的﹁我一定正確，所以別人一定要改﹂自以為是的心態是如此地持之以恆︶。之後，一九四七年發生台灣本地人和大陸人嚴重衝突的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在殘酷激烈的國共戰爭中，國民黨失敗，十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的根本原因，因為我家的其他孩子們在美國都能自立而且生存良好，我們楊家需要有一個支脈留在台灣，我做為長子，責無旁貸，承繼父親一代保台與大中國革新發展的志業，而且避免被台獨所恥笑外省人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排山倒海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年優秀的廉潔官員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人，如清末自強運動，扶植起中華民國最成功的民間與國家產業，包括蓬勃發展的中小企業以及高科技搖籃的台積電與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也就是說，沒有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的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日本的﹁拋棄﹂台灣，也就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中華民國真正的成長與復興，也不會有一九八〇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民間基本產業快速發展的基礎。台灣中小企業當年在大陸找到千載難逢擴大發展的機會，壯大了台商，從而也帶動了中國自己中小企業的產業轉型，進一步由於豐沛的人才與廣大的市場，發展出二〇〇〇年後中國獨特的資本市場經濟模式。而當年﹁二次逃難﹂的外省第二代，許多留在美國，融入美國社會，他們可能是近代中國戰亂下處境最好的一群人，不過他們已經脫離中國的軌道，對中國與台灣的影響是間接的。

我認為外省人人格的真正成形，是在產生第二代之後，成為緊密依靠的﹁兩代人﹂族群，並且開始延續下去。做為來台第一代的外省人與其第二代的子女之間，由於逃難而離散的悲懷以及他們在台灣社會與外國社會中的孤立，具有非常強烈的親情，所以當父母過世，第二代外省人和過往完全斷裂，成為孤單的一代，許多發生極大的傷痛，這種深刻的傷痛，由於政治對立與歷史記憶差異，在台灣以及大陸社會中不能被其他族群所理解與體恤，很少有機會能表達出來，以免於被視為軟弱與孤立而難以立足。

總結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到蔣經國於一九八八年過世的近四十年間，一方面是台灣外省人產生共同心理與性格的過程，一方面擴展至相當大量認同中華民國的本土同胞，成為日後﹁藍營﹂的基本群體。這個群體，一方面，強調歷史的過渡性，認為日後的良好政策與經濟成就，可以慢慢取代一九五〇年代的惡性記憶以及失去大陸的悲劇性，一方面，也產生了歷史盲點，忽略了由日本殖民體制下現代化與高度紀律的受惠者與認同者，在國民政府來台後執行強烈抗日文化政策下的失語及身份轉換過程中的失落，經由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發展出對國民黨政權以至中國的深刻敵意。另一方面，完全沒有想到的，兩岸分離半個世紀，在大陸和台灣生活成長的人，彼此在心理和行為上已經產生了很大的不同，形成統一真正的困難︵也就是說，統一的阻力不在於台獨，那是假議題，統一的實質阻力在於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抗日戰爭期間國共之間還有一部分共識的中國，現在兩岸的同胞不易彼此融合，才是統一的困境。所謂九二共識，是設法讓兩岸去認同一個想像中的中國︶。

由於台灣政治發展的在地現象可能越來越明顯，以及大陸上政治發展的單一體制一時之間難以改變，這些事物的形成具有複雜的歷史過程，短時間內欲彼此說服，相當困難，要能互相體諒與融合，還需要很多人放下自己的成見。強制性地要求對方改變或屈從，認為自己正確，別人錯誤，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但是如此中國人的政治與社會是不會進步的。不同族群、政治實力與學術界間的真誠對話，以及媒體的中立性非常重要︵不是喊話，不是說服，而是先省察自己，再指責別人︶，惟有對話，才能彌補彼此的盲點，也惟有多元化的視野與寬容，在日趨複雜的變動中個人與群體才能有更大的生存與發展機會，尤其是我們下一代的成長空間有賴於我們這一代主動的自省與改變。

做為一個根在大陸台灣的外省人與中國人，在中國經過百年來的外患內憂以後，我深刻思考自己與國家民族的未來，終於認識到，只憑權力和金錢並不能解決中國人的問題，往往反而製造了更多的問題。中國人問題的解決，必須開始有一群人，能夠考慮到不同歷史與政治背景及不同社會層級的人，會有不同的觀念和目標，而能坐下來，聆聽彼此的訴求，以耐心和愛心，尊重彼此，嘗試討論出不是最佳但是可以接受與可以改進的方案。這牽涉到我們待人處事態度的改變，也是生活方式的改變，這可能是自從清末以來，我們中國人在追求現代化的曲折過程中，一個重要而關鍵的學習。(楊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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