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北京不但在她的想象中而且在我的想象中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
1955年，福建还不通火车。从我们家乡的连城县出发，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有火车的江西省的鹰潭。山高路险，行程艰难。“宁化青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泽东的诗句所描写的路，正是我上北京必经之途。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上一趟北京，比我们现在去一趟西欧、北美还要遥远得多。记得我在龙岩读中等师范时，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作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至今我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讲冬天北京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站着一排排整齐的穿着白衣的护士。
我上北京读书的消息，经乡亲们的渲染，变得“十分重大”，使我们家的“两个女人”更是手足失措，心绪不宁，不知为我准备什么好，更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盘桓在她们心间折磨她们，可理智上又觉得儿孙“进京”读书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哭的。离别的痛苦只能忍着。所以我离开家时，祖母始终是平静的，起码表面上是如此。
我上路那天，母亲要送我到离我们村子十五里的朋口镇去搭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也搽了白粉，嘴唇也好像用红纸染过，脑后的圆圆的头发结上还一左一右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那十五里路如何走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已很模糊了。唯有在汽车开动前母亲的“空前绝后”的哭和流不完止不住的眼泪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
她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语无伦次地说着：北京“寒人”（冷），要多着衫。实在有困难要写信给家里讲，我会给你寄布鞋。我知道你惦记祖母，不要惦记，有我呢。也不要惦记弟弟妹妹，有我呢。读书是好事，要发奋，光宗耀祖。毕业时写信来，让你爸写“捷报”，在祖宗祠堂贴红榜，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说着说着，她突然流下了泪，而且那泪像家门口的小溪那样滔滔汩汩，堵不住，擦不完，完全“失控”，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她的哭就如同蓄积已久的感情的闸门被启开，非一泻到底不可了……后来她不再擦她的眼泪，任其在脸上自然流淌，她一边哭着一边嘴里还唠叨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了。
我觉得自己无能，在这个时候竟说不出一句恰当的、有力量的话来劝慰母亲，只是傻傻地待着，还轻声说：“妈，你别哭了！人家看咱们呢！”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开动了，她似乎意识到离别终成事实，举起了手。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她的泪脸，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跑了几步，但汽车快了起来，她向后退去，在第一个拐弯处，她的脸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了，但我仍清楚地看见她头上的那两朵红花在晨风中轻轻抖动……
（安宝珊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旧梦与远山》）
◎童庆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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