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

　　一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三天，我才接到通知我已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

　　第一次碰见钱锺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当时我们住的宿舍是旧房子，五个人一间，新大楼正在建设中。同宿舍的还有两位广东人，一位叫方稚周，人很厉害；另外一位广东人名叫石伟，是学社会学的，人挺好，毕业五十周年纪念返校时大家都还见了面。还有一位物理系的同学叫何汝楫，是浙江人。许振德是山东人，不喜欢和南方人同居一室，过了几天就找了个小屋搬走了），原来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锺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锺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锺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锺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锺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我知道锺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我们两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那年入学时，清华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建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我们搬到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型的，中间有廊子。我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我是住在一层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即为饭厅。锺书住在二层楼的左翼一侧的宿舍。他的同乡曹觐虞住在我房间对面的宿舍，他常到楼下来到我对面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锺书常来和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我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锺书来了以后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我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我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我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我一块儿去食堂，饭后我们一块儿去校园散步。我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进城去会女朋友，锺书就把被子抱过来与我抵足而眠，我俩常常是彻夜长谈。

　　锺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他父亲钱老伯赠送我的一本书——《韩愈志》，我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我寄过几本书。

　　锺书这个人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我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儿。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锺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同学同一宿舍住下来。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二

　　“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杨季康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我们班的课。

　　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锺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她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我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锺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锺书用英文写了一篇《论实验主义》的论文。我当时正在练习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来。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锺书参加。每次开会，锺书回来后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锺书一人。

　　锺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

　　三

　　1932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宿舍（133号）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锺书和我除了在学校散步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我们一块儿去逛颐和园。我们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锺书和我都没骑过毛驴，我俩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我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还想到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好像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两块钱。但是要吃饭，三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在北京的旅游。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常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块儿旅游。回首往事已近70年了，老许也已经去世十来年了。1982年他从美国回国约我到北京聚会，我因为得请一个礼拜假，而老许在北京的朋友很多，他只能在北京呆几天，因此我没有去成。老许到北京本来想圆香山浪漫之游的梦，也落空了。锺书请他在“来今雨轩”（中山公园）吃了一顿饭。他还有许多应酬，也没再见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集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届时开会了，梅校长说：“接到北平行营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在新大楼宿舍外突然之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之类，大家就纷纷地离校。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骗局，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学潮。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结束了。我们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锺书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我和叶师、钱锺书师生三人当年亲密无间同声相应的日子也至此告终。

　　（李昭瑾摘自“垒文化”）

　　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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