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GDP目标后的经济变局

　　重质量而非速度，重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与此同时，大会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一判断之下，中国过去30年的主要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GDP论英雄的绩效机制，这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出现飞跃性发展，但也带来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也遇到一些挑战。

　　36年后的今天，十九大报告再次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而非速度，更注重可持续性、全面性，更注重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这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

　　主攻实体的供给侧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也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如何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实现新的发展方式的转换，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首先，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是欧美发达国家经历金融与债务危机后的教训，它们正在重返制造业并推动技术变革与产业革命，重新占领制造业高地。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不能脱实向虚，而是以实体经济为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增强经济质量优势。

　　其次，要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抓手。中国制造业低端的成本优势减弱，中端缺少品质优势，高端缺乏技术优势，因此，一定要从降成本、增加质量与效率以及技术创新等全面进步才能保持并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同时，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除了实体经济需要提质增效，优化升级之外，更重要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参与到全球技术变革与产业革命的浪潮之中，增加经济新动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获得更高的国际竞争力。创新首先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其次，就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报告中的这些要求基本确立了中国创新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三个层面的再平衡

　　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新理念之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纠正结构失衡的局面，实现更协调的发展，这就需要推动各个失衡领域的再平衡。

　　在十九大报告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点提到了三个层面的再平衡。

　　第一个层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工作重中之重，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收入，也关系到13亿人民的吃饭问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好坏更是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

　　因此，要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十九大报告宣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其次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其三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第二个层面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实现均衡发展，尤其是缩小地区间差异。在过去五年，中国已经推出了两大区域战略。其一，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雄安新区；其二是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同时，在扶贫工作的框架下，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通过“一带一路”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都属于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应该继续深化。

　　第三个层面的再平衡，是对外开放与走出去的平衡。要继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其次，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其三，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体制的再完善

　　不管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提质增效、创新驱动，还是实施区域间、城乡间以及国内外的再平衡，都是结构性的调整，是为了更协调更充分更可持续的发展。但是，中国现在最大的挑战在于市场基础体系不完善。因此，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这会改变过去的体制框架与利益结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经济改革最终的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也是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其次，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其三，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其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这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因为经济结构性问题越来越多，而发展需要稳定与改革齐头并进，如何完善调控手段与能力，避免像股市与楼市那样政策性的大起大落，为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创造条件，是目前最关键的因素。

　　其五，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中国目前面临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就是因为软预算制度造成的，而且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并未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因此，在改革预算制度的同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其六，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这也是长期以来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说明改革进展过于缓慢，甚至因为创新与监管不力而导致金融风险累积。因此，还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指引，在不以GDP论英雄的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效率，更注重可持续性、协调性，更注重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这一过程既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又要推动结构性调整，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过程。我们深信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终将建立起来，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强劲的增长，带领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

　　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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