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春天

　　行为经济学不是叛逆，而是回归了原点。

　　2017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斩获。颁奖委员会称，塞勒研究和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及缺乏控制力的后果，并展示出这些人类特质是如何影响个人决定，以致影响市场效果。曾经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旁门左道耻笑的行为经济学，终于堂堂正正地登门入室，被承认是经济学的桂冠之一。那么，行为经济学的春天到来了吗？

　　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在观察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型社会的基础上，以一系列基本假设为前提，如人类行为理性，自动地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很多方面，古典经济学与物理教科书颇为类似，描述一个自动运转、走向至善的人类社会。

　　经济学领域的边缘学派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一直在挑战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指出市场运转经常发生失灵，导致次优甚至有害的结果，很多行为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这个阵营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现实的无限复杂性的话，行为经济学的确在很多方面展示出极大的解释力。

　　比如最经典的行为经济学理念“损失规避”，人对损失的心理估值要大于收获的心理估值。这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很常见，例如人丢失100元钱，甚至10元钱后会感到非常懊悔，但人很少因为自己偷懒而失去赚到100元钱的机会而如此懊悔，按照经济学的理念，不作为而导致的损失也是一种“机会成本”。

　　这个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现实。比如大城市的市民往往认为，被外来移民夺走了工作机会。外来移民的确会造成蓝领工作领域竞争加剧，可能导致A因此而失去工作，A及他的家人会对这个损失评价非常大，以至于迁怒所有外来移民。事实上，该领域的竞争加剧也使得服务费用压低，比如A家庭可以花较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家政服务，他们对此的心理评价较低。

　　又比如，自由贸易给美国人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廉价商品，但也冲击了一些美国低端制造业，导致失业和传统工业带的危机，而前者是润物无声的，后者却在选民的心中无限放大，导致他们倾向于选择反对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尽管这最终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毕竟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又比如另一个著名的行为经济学试验：给甲乙100元钱，由甲来分，对于甲的决定，乙只能选择接受或否定。假如人是绝对理性的话，即使甲只分给乙1元钱，这也比乙否定方案导致自己1元不得要好。现实中，不公平的方案会遭到乙的否定（一对组合只做一次试验，乙无法通过否定来传递信息，迫使甲在再次分配时更“公正”）。这说明人是一种天生的社会动物，会把他人得到很多想象为对自己的不利，尽管自己也分到了一定的利益。这个理论对解释极度贫富不均社会里的激烈冲突很有帮助。

　　其实行为经济学也不是叛逆，在某种意义上是让经济学回到起始点，比如亚当.斯密本人就有不少对人行为方式的观察，而且并不把自己的理论视为绝对的科学，鼓吹对自由市场的迷信。机械化的古典经济学遇到了现实的金融危机，也暴露了自身盲点，所以，有助于弥补这些盲点的行为经济学的春天，来得越早越好。（本文作者系FT中文网评论主编）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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