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商”虞洽卿的善心

　　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虞洽卿”三个字早就标签化了。这个当年上海滩的“闻人”、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大买办”……其盖棺定论固然不佳，但平生为人处世尚有可取之处。

　　虞洽卿的父亲只是浙江乡间的一个小业主，家境极为一般，在虞洽卿六七岁时病故。虞洽卿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懂事后的虞洽卿每天到海滩捡拾泥螺、蚌、蛤等贴补家用。同族的私塾先生虞世民见虞洽卿聪明孝顺，就分文不收地要他到私塾读书，因为晴天帮家里谋生计，虞洽卿就利用下雨天的机会去读书，是谓“雨书”。

　　十五岁时，虞洽卿得到父执的帮助，有机会到上海做学徒。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一双新鞋，对虞洽卿说的话是：“你大了如果发了财，应该对家乡做点有实惠的事情，不要专为自己享受。”虞洽卿铭记着母亲的叮嘱。有人算过，他后来给家乡的公益捐助相当于家乡的财政收入。

　　少年虞洽卿到上海时，正好遇到雨天，他去瑞康颜料行应试，把母亲做的新鞋脱下挟在腋下，进店时一不留神，跌了一跤，四仰八叉，一如元宝。恰巧店老板此前做梦，梦到财神爷送其元宝，老板以为大吉大利。在给应试者吃馄饨时问其数量，虞洽卿回答正确，应对得体，使老板很是喜欢。后来，人们称虞洽卿为“赤脚财神”，他也欣然自得。凭借努力，他迅速满师，瑞康的老板赠给他公司股份。

　　虞洽卿26岁就当上了上海洋行的买办，30岁时花了几百两银子买了清政府的一个“道台”官衔。当时，清廷屈从帝国主义的金融势力，同意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钞票。虞洽卿看准时势，发国难财，乘机为荷兰银行推广钞票的发行额，从中获取大量的手续费。

　　之后，他又两发国难财。第一次发国难财是在抗战爆发后。当时上海附近的难民大批涌入租界，虞洽卿趁机向租界当局提议成立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提议得到批准，他被推举为会长。从此，他在开展慈善救济的幌子下，做自己的航运生意，发了不少横财。

　　第二次发国难财是在抗战中期，他在重庆组织“三民贸易公司”。当时重庆各种日用品价格飞涨，每运回一批货物都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如果把货物积压上一段时间，更是一本万利。虞洽卿就这样在国难之时，投机取巧，为自己聚积了亿万财富。

　　但是，虞洽卿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唯利是图者。他的正义感也是为人称道的。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借口拓展马路，强制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的殡仪馆和义冢墓地拆迁。虞洽卿当仁不让，跟劳工领袖一道，发动抗议示威，进行罢工斗争，并给罢工者发工资。

　　1905年，有一个丈夫过世的官太太黎黄氏带着事物人到上海逗留，被英租界工部局有关人员认为有油水可捞，以“人贩子”为名进行关押。事件发酵后，上海推举虞洽卿等四人为代表跟英租界谈判，其他三人受威胁后纷纷退出，虞洽卿不畏困难，发动英租界的大罢工，他筹集资金支付罢工工人生活费，使罢工坚持十个月之久，最终取得胜利。

　　也许因为这样的担当精神，虞洽卿声望颇佳。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后，陈其美在上海起事策应，无经费，求助虞洽卿，虞洽卿手头现金无多，仍“摒弃手中所有之八千元以为发难费”。

　　因为热心于交朋友，醉心于航运事业，虞洽卿欠下了很多债，一度欠银行三百万元之巨。但他仍然支持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共有19名委员，共产党人有9人，虞洽卿是执行委员。

　　当然，虞洽卿一生最大的失足，就是他在国共之争中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尤其是抗战时期他两次发“国难财”，以至于人们称他是“米蛀虫大王”、“乱世奸商”。

　　文/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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