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工作中的委屈？

　　每个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都受过大大小小的委屈。这里所说的受委屈，按程度轻重可分为正确的意见不被接受，因种种原因替人“背锅”，工作中遭受错误的对待，甚至错误的处理等。有时几种情况叠加，给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待委屈多泰然处之，坚守党性，最终迎来转折，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毛泽东：等待机会，仍坚持真理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队伍转入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然而，这一符合实际的决策却遭到当时中央负责人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随即毛泽东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务。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又对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进行批判，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长达两年多，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发言权。

　　对前一次受委屈，谭政在《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中提到：“这时怎么办？毛泽东同志是党员，他敢反中央吗？这是纪律问题。”抗战时期，毛泽东对英国记者斯坦因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时候，我只有等待。”

　　李维汉曾对毛泽东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作总结：“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内心中，存在着一种坚定的本质的活力。”这既是坚守党性，也是豁达从容的精神。

　　在逆境中，毛泽东通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并深入各县调研了农村情况。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贺子珍回忆，宁都会议后，只要让毛泽东参加会议，他都不放弃。在会上都要尽力阐述自己的观点。当他的正确意见不被大家理解时，他服从组织的决定，但绝不放弃自己主张，并创造条件宣传，坚信党和同志终将接受他的意见，直至迎来遵义会议的转折。

　　彭德怀：“帮人背锅”，坦然也有教训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但是，遵义会议后质疑毛泽东的“余波”依然存在。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有人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林彪曾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撤换新上任的中央领导。四渡赤水中，他一直埋怨说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期间，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他的这种错误做法遭到彭德怀当即回绝。

　　1935年5月，中央决定召开“会理会议”，统一党和军队对新的行动方针的认识。会上，毛泽东驳斥了谬论，并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毛泽东说，林彪的信就是彭德怀鼓动的。会议中，彭德怀也批评了林彪的信。但因当时大敌当前，面对误会和批评，他采取“事久自然明”和“等当事者将来自己去申明”的态度。由此，毛、彭产生误会。直到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上受批判，林彪才解释，他给中央的信与彭德怀无关，澄清了此事的误会。

　　此后，彭德怀也做了总结：“此后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李先念：连降六级愉快服从

　　抗战初期，大批将领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负责人找到率领西路军余部突围，回到延安的原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委降至营长，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表现出惊诧，而是很愉快，他想，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于是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许多西路军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从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见李先念。见面后，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最后李先念没有去当营长， 而是在毛泽东安排下改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后又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粟裕：打了胜仗却挨批，向上级反复陈述

　　1944年在江苏淮安打响的车桥之战，新四军变被动防御和偷袭为主动出击和强攻，标志着新四军对日军进入局部反攻阶段。经过一天两夜战斗，新四军攻点、打援获双胜利，共消灭日军大佐以下465人、伪军483人。

　　对此，获胜的官兵都很高兴。3月8日，粟裕将车桥战役的发起理由和战斗经过报告新四军军部。不料，当时由饶漱石主持的新四军军部，却发电报对车桥战役提出批评，指责“攻击方向不对”，“主动过分暴露自己力量”，“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责令粟裕检讨。

　　面对上级的批评，打了胜仗的粟裕很难受。他考虑了两天，与叶飞、陈丕显共同署名，复电反复直陈组织发起车桥战役的理由：“在敌人兵力不够之现势下，不一定对我们再作大的进攻。如其小的进攻， 我们当易于应付。”当时已到了战略反攻阶段，事实证明军部的“担心”是多余的。

　　捷报传到延安，毛泽东欣喜地对粟裕称赞道：“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新华社也向全国播发“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并热情赞扬“我军粟裕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风波终于过去了。

　　整理/艾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