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有效应对中美关系新时代

　　贸易战中国政治上扛得起，美国竞选扛不起。美国痛点是振兴部分地区经济，中国可以提供帮助。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极为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客观地讲都是美方单边挑起的。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中美关系是否会像很多人——比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所说的，将陷入全面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此轮的贸易纠纷将最有可能以什么形式展开，将如何演变，最终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中国相关的产业——比如高科技和制造业，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中美关系不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客观和清醒的判断，而其中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基点在于中美双方的诉求不同：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并不是像美国所想象的那样，要变成今天的美国。中国的领导人，无论在十九大报告，还是各种国际场合，包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以及联合国的各种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中国坚决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绝不另起炉灶，中国要坚定地按照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前进，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就是和平与发展，就是开放与融通，更具体地讲，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谋求在军事上的统治力和影响力。

　　虽然中国的战略目标与当年的欧洲、今天的美国完全不同，但仍然总是有人问，将来中国强大了，会不会变？会不会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在世界各地投放军事力量，投射外交影响力，寻求政治代理人？可以说，这绝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当前的治理体制都是很难在其他地区简单复制的。

　　从文化传统上讲，中国人骨子里追求的是“和而不同”，而西方文化以基督教、犹太教为基础，讲的是“信仰”，信奉唯一的上帝，要求其他地区的人民也要追求同样的信仰，所以在拉丁美洲国家，当时的做法就是信教的百姓可以不交税，不信教的百姓甚至生命、财产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这种强大的信仰的力量跟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中国老百姓有着根深蒂固的“家”的概念。历史上，华侨流落在世界各地往往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他们在海外发展成功之后，最后还是要衣锦还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殖民者的代表赛西尔·罗德，罗德当年独霸非洲南边的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从事的业务是钻石开采，他终生未娶，是真正意义上的“钻石王老五”，去世之前，他把自己所有的遗产都捐给了牛津大学，设立了“罗德奖学金”。他的理想就是把前英国殖民地的年轻学子集中在牛津“洗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领导国家重新拜英国为宗主国。这是最典型的西方人飞黄腾达之后的心态。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显然不是如此，中国即使在最辉煌的时代也没有进行过跨越海洋的领土和宗教信仰的扩张。

　　当下，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归结到底就是领土的完整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百姓生活条件的改善。经济的繁荣本身并不是零和游戏，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全球共赢的局面。而中国领土完整的诉求是非常明确的，边界也是非常清晰的，主要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南海和钓鱼岛问题，这些要求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构成最本质的冲突，毕竟中国与美国远隔万里的太平洋，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可能是全球相距最远的两个大国。

　　此轮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将如何演进？

　　这一轮贸易争端的导火索毫无疑问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作为一个民粹主义的、商人出身的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挑起与中国的争端其实并不奇怪，早在去年年底，中国领导人对此就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思想准备。

　　本质上看，特朗普挑起这轮贸易争端，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竞选，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以及两年多以后的连任选举。“让美国重新伟大”是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我们再仔细分析，美国目前最核心的利益、最大的痛点，并不是它的高科技企业优势不再，也不是它宏观经济的下滑。事实上，美国如今在高科技领域，相对中国仍具有全面的压倒性优势，美国的宏观经济也正处于历史上非常好的时期——失业率降到了4.1%，而且还在持续下降。

　　目前美国最大的痛点，就是有一大批过去经济兴旺发达、现在极其凋敝的城市地区——最典型的就是底特律。我曾经在底特律郊区的密歇根大学执教多年，最近带着全家开车重回底特律城里，看到的图景基本可以用“核战争之后的战争废墟”来形容，极其悲凉。如何振兴美国这些像底特律一样地区的经济，这实际上是特朗普总统，也是所有美国人民最想解决的问题。当然，硅谷希望在高科技领域永远保持绝对的领先，但这不是特朗普核心的政治诉求，毕竟硅谷人士是特朗普不共戴天的政治死敌。

　　在振兴美国传统制造业、解决底特律问题上，中国实际上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迅速发展的消费市场，美国在很多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上仍然具有优势，比如说，美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考虑投资建成多条生产线，增加100万到200万辆的汽车生产能力，由此新增10万就业，这些产品中国的市场都能够消化——中国每年的汽车销售量在3000万辆左右，再增加200万辆美国汽车完全没有问题。按照每辆汽车2.5万美元（换算到中国相当于零售价15万元左右的中高端车型）的出口价格计算，每年就可以减少美国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将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

　　我们必须看到，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也是一个谈判高手。他谈判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提出极其无礼的、看似荒唐的条件，同时使用极端手段威胁。在中美贸易谈判这个关键时刻，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重罚绝不是巧合，一定是特朗普政府精心策划的一次重大的威胁，这也是谈判的一部分。在中国方面，尽管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没有优势，但是必须看到，美国这一轮的挑衅，是对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一次挑衅。中国虽然在很多领域没有完全掌握核心技术，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生产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的领域，完全可以针对美国提出有效的回应和威胁。比如说可以根据中国目前的法律和管理条例，对几乎是在中国独家生产的苹果手机、苹果电脑等产品进行惩罚，以此反击美国对中兴通讯无理的制裁。

　　总的来讲，当前中国经济的回暖超过社会预期，也超过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增长要求。因此，中国在经济领域完全打得起贸易战。必须清楚地看到，美国面临的是短期选举，目标是短期的，中国的目标是中长期的，因此综合来看，如果打贸易战的话，中国政治上扛得起，美国竞选扛不起。

　　根据这一系列的分析，应该说中美之间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最后是双赢的协议。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应该是维护当前全球化的格局，维持全球市场供应链的平稳运行。同时，中美也会彼此照顾对方的利益：中国支持美国重点地区的产业振兴，中国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关心的重大问题，也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

　　这一轮贸易摩擦对中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影响

　　必须看到的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迅速赶超过程，从结构上讲，中国的产业布局基本完成。中国的人才力量，包括年轻的工程师资源极其丰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也更为积极主动，因此，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图像不会改变。但经过这一轮的贸易摩擦，中国扶持科技产业发展的策略很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对科技创新的项目支持可能会更加开放，可能支持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研发新技术——外资企业只要是在中国研发、只要在研发过程中和中国企业紧密配合，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当前，中国企业在一些利润很高的产业已经出现了全面赶超的态势，比如说汽车行业的SUV、中低端的家用轿车领域，中国的自主品牌不但销量迅速上升，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有理由相信，在芯片和芯片加工等领域，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取得长足进步，因为这些行业的利润非常高，但前期投入比较大，而前期投入所需的资金中国总体上是不缺的。

　　最具有不确定性的，也最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是一些表面上看没有盈利点的技术平台的建设，比如说操作系统的建设，网络协议方面中国标准的提出。这种工作，短期来看单个公司并没有明显的盈利点，但对整个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却起着最基础的支撑作用，也是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因为我们毕竟是后来者，在操作系统问题上，苹果系统、微软系统、安卓系统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能否诞生一个新系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讲，未来微信就是一个操作系统，每次我们打开手机，第一个界面就是微信，所有的程序都要以微信为入口，比如使用共享单车、订餐，这也许是个方向，但是现在看来还不明朗，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尤其是“BAT系”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些企业的发展必须和解决社会的痛点、破解国家的难题相结合。

　　我相信，由于中国目前市场巨大、人才聚集、资金充足，中国的高新科技产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形成一个与美国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局面。这对全世界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福利，全世界不能只依靠美国一家搞高科技，多一家竞争，多一个选择，对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美人民，都有好处。这就好比电脑的操作系统只有微软、没有苹果，相信用户的体验将会大幅下降。

　　总之，我们进入了一个中美全面竞争的新时代，如何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对两国领导者和两国人民都是重大考验。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欲查看其他资本圈精英评论，请扫描版权页二维码，关注“新财富杂志”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

　　李稻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