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专访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

　　孩子们无法选择他或她出生的家庭，但社会可以丰富弱势儿童的发展机会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1944年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任教，后获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2000年，他因在微观经济计量学领域“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在56岁即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在应用经济学和理论计量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他的关于选择性偏差和社会规划评估的方法，以及对异质消费者偏好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方法，在应用经济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他致力于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去证明，孩子的早期教育能为其后天技能的形成打下基础。在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举办期间，《中国经济报告》专访了赫克曼教授，他就扶贫、教育、养老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洞见。

　　扶贫的最终落脚点是投资教育

　　中国经济报告：精准脱贫是中国现阶段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你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到“长期有效的扶贫政策注重的应该是投资教育，而并非单纯的收入再分配”，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詹姆斯·赫克曼：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点不在于事后的矫正而在于预防。美国在过去50年间实行的收入再分配扶贫政策已经失败了。中国的扶贫政策应避免重蹈覆辙，并从美国实践中积极吸取教训。

　　教育的今天，就是经济的明天。外出打工挣钱的父母、疏于关注和教育的留守儿童，正成为中国许多农村家庭的普遍状态。这些被留在乡下的孩子在同龄人中占据很大比例，而其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一般非常低，收入水平非常低，资源很少，我很担心这种贫困会代际传递。所以，在扶贫过程中，应该加快弥合中国城乡教育的差距，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而最应注重的，就是对于贫困家庭儿童的投资。

　　如果社会能尽早针对贫困家庭的儿童进行能力培养，并进行持续性的投入，将极大地提升他们的认知、品性、健康等核心能力。而这些核心能力是产生人类其他能力的源泉，低能会引发辍学、犯罪、持续贫困等主要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幼年时期所受的教育质量，培养核心能力。这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孩子们无法选择他或她出生的家庭，但社会可以丰富弱势儿童的发展机会。

　　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报告：说到投资，中国的教育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投资的时候最关注的是这些投资能否带来经济回报。因为人力资源投资不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大部分资金被投向物质资本，比如基础设施。你认为，应该怎样做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加强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詹姆斯·赫克曼：其实不只是在中国，美国的地方官员们注重的也都是有形的政绩，像招商引资或产业发展等。中国教育投资主要来自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这造成了富裕地区在教育上的投资远大于贫穷地区。这种情况在20世纪教育资源匮乏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就不行了。

　　至于如何解决，我想关键是中国应该建立一种良好的官员责任制度。我们研究发现，通常在教育水平高、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地区，实物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这是有真凭实据的。所以，政府考核官员的政绩，不仅要考察这个地区在近期内的经济表现，还要考察其对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考察在未来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这样才能使地方官员有更多的激励因素来做这方面的投资。也就是说，在考评地方官员政绩的时候，要考察他所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而不仅仅是看他建了多少项目、吸引了多少外资。

　　中国经济报告：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你对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有何建议？

　　詹姆斯·赫克曼：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求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提高这一劳动者队伍的水平很有必要。

　　第一，应该进一步提高中国受教育水平的百分比，并且加大公共教育占GDP的支出。可喜的是，中国的这一比例在上升，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人口受教育的程度不仅和美国比还是比较低的，和韩国、菲律宾比较，也是比较低的。所以中国还应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第二，中国需要加强早期教育和技能教育，平衡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早期教育具有更高的回报率，我的研究显示会有14%以上的回报率。因为年轻时学习会更有动力，更有效果。而且，我们做这样的一些投入，能够为以后的追加投资做好铺垫和基础。而且，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除了去大学读书以外，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更适合职业教育、技能教育。技能教育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这往往被忽视。

　　第三，中国应该改革教育市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开放，以便创造融资条件，让人们不但愿意、而且可以投资教育。在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占到了整个社会教育支出的绝大部分。但是，政府绝不是教育资源的唯一供给途径。虽然刺激教育投资的一个可能方法是补贴，但是政府资源有限，而且有大量其他问题需要解决，大量补贴肯定无法持续。

　　中国经济报告：教育阶段的技能培养很重要，但中国在这一阶段似乎更重视考试成绩。

　　詹姆斯·赫克曼：的确，当前侧重于用考试成绩来衡量和提高认知能力，比如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然而，认知能力只是人生成功所需要的众多技能中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很多“软实力”方面的技能，比如人格技能。除此之外，身心健康、毅力、自信等等也都非常重要。

　　早期教育的核心在家庭

　　中国经济报告：你之前的研究发现，接受早期干预的儿童年龄越小，其获得的收益越大。越晚实施早期干预，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得到的回报就越少。撇开深奥的理论，也就是说，人的早期教育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中国孩子很早就要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乐器、下棋、算术等。中国家长的这些行为与你的理论算不算同出一辙？

　　詹姆斯·赫克曼：的确，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随儿童年龄的增加不断递减，0-3岁儿童早期干预的投资回报率最高。不过，我所说的早期教育并不是指课堂教育，不是学术训练，而是更宽泛的，比如和父母的互动、和同伴的游戏。早期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家庭教育，这在个人能力的形成过程中起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作用。研究表明，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能力较高，创造力、抗压力也更强。

　　中国经济报告：好的家庭教育是否意味着要投入很多钱？

　　詹姆斯·赫克曼：衡量家庭教育的标准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和引导的质量，并不在于家庭收入本身。这个投入意味着时间、精力、与孩子的互动。比如，孩子从家长那里听到的词汇量会因家庭背景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尽管在互联网条件下，孩子们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更加多元化的资源，但有一些互动是无法通过新技术来实现的。

　　中国经济报告：我很好奇，什么样的早期教育才能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能否结合你小时候接受的早期教育，给中国的年轻父母一些建议？

　　詹姆斯·赫克曼：我的早期教育来源于我有很好的父母，他们给我自由，让我去探索我感兴趣的一切，给我很多时间和伙伴们玩耍，并且父母和我有良好的互动。我甚至记不得小时候我要做作业，也不记得有过什么压力。

　　好的父母并不一定是高学历的父母。我不知道别的诺奖获得者接受了怎样的早期教育，我的父母甚至都不是大学生。而且据我所知，很多诺奖获得者的父母也都没有接受过太高等的教育。但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比如：提供和睦的家庭环境，给孩子任意探索的自由，不给孩子刻板地规划未来，给孩子适当的鼓励等。

　　教育方式应多种多样

　　中国经济报告：很多中国父母为了让子女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而选择购买昂贵的学区房，或花更多择校费。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詹姆斯·赫克曼：现在的父母都很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是好事。但是认为“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就能得到好的教育”，未必十分正确。我想这些父母把教育想得太过简单、也太过单一了。好的学校并不代表好的教育，在我看来，家庭教育才最重要。我有一个孙女，她的父母现在为她选择上哪个小学而犹豫烦恼，之前为给她选择进纽约第一好还是第二好的幼儿园而焦虑不已。在我看来，去哪个都是一样的，我也实在看不出二者有什么差别。而且，即使学校有差别的话，家庭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我自己其实都没有上过幼儿园。

　　中国经济报告：但是，中国父母们相信，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进入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考不上好的大学。

　　詹姆斯·赫克曼：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提高考试成绩或是去读好的小学、好的大学，而是培养孩子的核心能力，去做适合他自己的事情。一方面，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一概而论。父母应该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不是仅仅以取得优异考试成绩、上好的大学为目的。另一方面，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的是具有不同方面能力的人才，因此带来了对于不同能力的需求。调查研究发现，企业最需要的往往是可以在岗位上发挥能力的技术知识，而不只是学校传授的基础知识。例如微软、宝马这种大公司就需要大量技术人才，而不仅仅是高学历毕业生。社区大学与这些企业的合作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些社区大学传授岗位技术，不仅满足了孩子对教育的需求，也满足了企业对岗位技术人才的需求。当然，教育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使得各个社会层级的人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而这对先天弱势的学生更为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说到技术人才，中国正在逐步普及高等教育，毕业生也越来越多，但企业对技术人才的缺口却越来越大，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詹姆斯·赫克曼：对高校来说，一种很好的方法是让一些高等教育机构跟企业直接开展合作。大学和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是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二是可以解决高校教育资金来源的问题，三是能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应，所以这应该是值得推广的。

　　在高等教育之外，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说瑞典和法国。在这些国家里，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并不是非常高，但劳动力市场中却有很多形式各样的类似职业教育的机构，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上正规大学的人获得更多选择机会，并让这些人和公司结成一种伙伴关系，让他们在工作中得到培训，得到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应对老龄化挑战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力素质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起，中国实行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预期会让出生人口增多，但从2017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非如此。中国该如何应对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

　　詹姆斯·赫克曼：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虽然都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也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家，也都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中国现在也正面临人口增长放缓的问题，也许未来的趋势是出生人口的数量还会不断减少。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更高质量的劳动力代替减少的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中国适应更新的、更加先进技术的应用。为此，需要做的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人口。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未来的养老形势的确很严峻，你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詹姆斯·赫克曼：养老是个很宏大的问题。首先，子女对父母的反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但子女的照顾仍然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依靠。其次，政府对代际间财富转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养老问题上，政府应增加对家庭的支持。中国是一个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的国家，也使得政府在资源再分配上有更多的自主权，让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政府及社会资源。与此同时，政府在养老问题上对家庭的支持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另外，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许多老年人希望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例如，在丹麦有返聘制度。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需要提供一个灵活的退休制度，使得有余力的老人可以发挥余热。

　　□中国经济报告 王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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