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立国”战略势在必行

　　中国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确立并实施“创新立国”战略

　　创新是“立国之本”。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力求“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包括建成一个“现代化创新型强国”。而从全球视野看，在全球新科技革命、逆全球化和注重人的发展的世界三大潮流面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须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亟需确立并实施以“创新为本”的“创新立国”战略。“创新立国”战略是中国实现未来三十年新增长框架的核心支柱。

　　全面确立“创新立国”战略的意义

　　20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把经济增长节奏打乱了，金融资本与虚拟资本形成了对创新的“挤压”和“阻碍”，曾经作为全球创新大国的美国，其科技研发投入以及高技术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因此，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到来，如何通过新科技创造新增长，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新一轮结构性调整，将决定如何让世界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

　　当前，全球步入大转折、大调整、大混沌时期，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结构开始重组与再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构和重组过程，各国竞争格局和未来潜在增长前景取决于向以技术进步或创新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型的程度和速度。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理解“创新为本”这一战略命题。创新不仅仅是要素动力转换问题，更是一个制度变革的大趋势。以“创新为本”破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创新动力不足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挖掘创新发展的产业基础和动力源泉，探索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

　　全球主要创新型大国创新战略竞争日趋激烈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全球大体经历过三次创新创业浪潮。第一次创新浪潮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第二次是二战后复苏的商业经济使大量的创新活动不断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革命风暴席卷全球，则是以经济全球化扩张、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为背景的第三次创新浪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摆脱危机。为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把握主导权和主动权，将R&D、创新、人力资本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已成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战略方向，出台创新战略或行动计划，其频率之快、密集程度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可视为全球第四次创新浪潮到来。

　　与此同时，全球创新竞争手段更趋多样，且日趋激烈，包括人才争夺、高技术控制、隐性贸易壁垒等。

　　一是创新人才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世界各国几乎都制订了面向未来的创新性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先后数次修改移民法，吸引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优先来到美国，1/4的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大约一半的留学博士最终留在美国工作；欧盟2011年5月开始实施吸引杰出人才移民的“蓝卡工程”，吸引非欧盟国家的高素质人才。

　　二是科技全球化形成全球创新网络。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的方式和特点，共建大科学工程、开展全球性重大问题合作研发、基于互联网虚拟平台协作研究、从科学问题延伸至产业合作等成为新方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入比重已占其研发总投入的70%以上，跨国技术联盟数量在近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跨国合作产生的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8%提高到21世纪初的7.2%。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高技术的管制不断加强，美国、欧盟等已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技术监管体系，加强“创新挤出”和“创新控制”。

　　三是全球技术贸易保护更趋隐蔽。在《美国创新战略》中，美国发起的清洁能源革命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加剧已非常激烈的新能源竞争；知识产权政策将使中美知识产权纠纷进一步升级，并逐步成为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新借口”和“新手段”。而从发展趋势看，特朗普不会放弃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其本质是由美国来主导重构全球秩序与利益分配格局，势必对美国高技术出口加强管制。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可能向美国高科技公司（如苹果）提供经济上的激励，以使得他们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在这方面，特朗普可以针对那些有榜样效应的科技公司，逐案直接干预。

　　关于全面实施“创新立国”战略的建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遵循从“创新型国家”到“创新驱动”、再到“创新立国”的战略演进，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长阶段里，中国必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确立并实施“创新立国”战略，以更高的创新强度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到2020年真正迈入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1.加强“创新立国”战略顶层设计。从主要创新大国经验来看，美国设有内阁级的“国家科技委员会”，由总统亲自挂帅；德国设有“创新与增长咨询委员会”和“经济界科研联盟”面向未来市场的科技研发；英国在创新技能部设有“国家技术战略委员会”。过去中国“九龙治水”问题突出，产学研(资)金智(力)人(力)资源分割，国家战略整体推动力不足。而在2018年“两会”的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已经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实现创新职能的整合统一。我们认为，为了进一步加强创新战略顶层设计能力，应全面统筹国家创新重大战略部署以及实施方案，完善创新体系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实时根据全球竞争动态，从顶层形成国家战略与国家意志，从制度和法治上贯彻和保障“创新立国”发展道路。

　　2.加强与完善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创新基础设施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等特点，发达国家普遍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强化本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中国创新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必须强化对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未来应更多考虑如何形成对创新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先的信息基础平台，以及国家科技创新实验室等的可持续投入和发展机制。

　　3.重塑面向市场的应用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要重视促进知识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资本化，全面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打造中国的新应用技术研发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采取非对称战略和超常规手段，以更快步伐补强创新短板。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创新需求侧激励举措，包括企业采购需求、居民消费需求、政府购买需求。一是激励企业以绿色发展、智能制造、材料换代、两化融合为抓手，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嫁接。二是激励居民以绿色消费、循环消费、数字消费、新兴消费为导向，促进消费内容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三是政府采购向战略新兴产业倾斜，可考虑编制战略新兴产业产品认定办法，中央及地方政府采购对战略新兴产业优先安排，政府可以推出对战略新兴产品和服务的首购、订购制度，刺激市场更快地发展和壮大。

　　4.持续推动实施“国家创新行动计划”。以持续推动“国家创新行动计划”为主线，在国家层面组建“开放创新联盟”，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加快创新产权交易市场建立，有效解决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创新成本高、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以及创新资源分散等问题，推动中国进入以“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创新2.0时代”。

　　5.全面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体系。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应大力发展技术贸易（军品贸易），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国际创新技术合作、集成创新、开放式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自贸区战略和双/多边投资协定集聚创新资源，以打造“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为契机，全面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筑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全球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和制度保障，使中国这个新兴后发大国成为全球新的创新中心，重建新型全球化秩序。

　　6.尽快制定并实施全球创新人才开放战略。一直以来全球人才流动极度失衡，美欧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聚揽全球创新人才，奥巴马时期美国先后数次修改移民法，吸引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优先来到美国，美国人才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人才集聚能力依然落后。然而，随着近年来“反全球化”和“本土主义”在西方盛行，美欧国家技术移民政策出现调整，特别是特朗普移民政策中涉及改革H-1B签证项目等移民政策的强硬立场引发了各国对国外技术移民的焦虑和不安，这对中国不啻为一次重大机遇，中国应趁此时机抢夺稀缺资源，对全球人才战争做出积极主动的回应。抓紧制定支持、培育、吸引最出色的全球创新人才的开放战略，向国外创新人才发放工作签证、永久居留证等，探索建立国际技术移民制度，围绕产业链高端环节，促进重大前沿高科技领域的国际高端人才和智力资源加速向中国流动和聚集。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部研究员）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