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阻碍了信用投放？

　　信用投放“表内结构不好，表外总量不好”的情况并不是2018年6月的特例，而是半年多来问题的延续，似乎情况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那么，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为何信用投放状况仍在恶化？

　　虽然“金融严监管”和“政府债务严监管”的政策导向并没有错，但我们也很难否认“双管齐下”是抑制信用投放的根源。“严监管”通过资产端和资金端两个渠道对实体经济的广义流动性造成了影响。资产端的表现为缺乏合意的项目供给，资金端的表现为缺乏合规的资金投放渠道。在从表外转回表内的过程中，又受到了资本金和稳定负债的约束。

　　根据笔者的调研结果，银行家认为制约表内信贷投放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次为资本金压力、缺乏低风险的项目、缺乏稳定的负债。这三个矛盾的重要程度一直处于动态转化的进程。

　　2018年年初至4月，缺乏稳定负债的矛盾较为突出；目前银行表内投放的主要矛盾是缺少低风险资产，成为阻碍信用投放的主要矛盾。

　　一方面，地方政府相关项目的风险相对较低，但合规上可能存在瑕疵；另一方面，“严监管”遏制了地方政府相关项目的生成，使得银行体系得不到足够多的项目供给。民企项目的合规性相对较好，但其资质又可能无法满足资金供给方的需要。

　　随着信贷的陆续投放，资本金约束将会变得更加明显。截至目前披露的数据，2018年一季度末存贷比超过90%的银行依次为浦发、民生、中信、招商、光大、华夏，均为股份制银行。事实上，股份制银行也是自从“严监管”以来存贷比上升最快的一类主体。当前，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监管最低值之间的安全垫正在缩小且处于较低水平。

　　此外，金融从业人员普遍认为，监管达标压力和金融监管政策不明确是制约表外信用投放的两个主要因素。

　　货币政策具有不对称性，即经济下行周期中扩张型政策的效果弱于经济过热时的紧缩型政策。每轮经济下行周期中皆如此，本阶段也会受到此规律的影响。此外，当前信用紧缩也具有一些前几轮周期中所没有的特性，因此，货币政策宽松的效果更为不好。

　　没有一项政策是万能的，解决信用派生问题需要多种政策的“组合拳”。信用收缩来源于“金融严监管”和“政府债务严监管”，因此，监管政策可以从源头上标本兼治地解决信用派生的问题。在“严监管”的大环境中，金融机构的思维模式已经从“法无禁止即可为”转变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政策早一点明确，在执行尺度上拿捏得更为合理一些，其对融资的增长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政府债务严监管”的过程中，如果能推出创新型的融资路径，既让隐性债务显性化，又让流动性合规地支持实体经济，就可以将“开前门”与“堵后门”更好地协调在一起。

　　宏观经济学经典的IS-LM模型说明当前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2018年以来，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出现了一定的上升，显示出今后仍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2018年二季度末，财政存款余额为4.5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2%，且各个地区之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差距较大，这显示出财政资金仍有盘活存量的潜力，更灵活运用财政存款的政策值得期待。

　　相对于传统的总量型货币政策而言，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对于疏通信贷投放渠道会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可以使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受到更多的信贷支持。而且，在流动性供给上“以长换短”可以更好地解决商业银行缺乏稳定负债的问题，对于贷款利率的传导也更为有效。

　　张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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