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书房时翻到一本2010年1月号的《书城》，有一篇《赵园先生访谈》，讲到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向明清之际史学领域的缘故之时，赵园说：“我被这一时段士大夫的某种精神气质所吸引。”她说：“这个时段吸引了我的，不是被津津乐道的‘名士风流’，而是那种严肃。”又说自己“于理学不契，于‘名士风流’也不契，对江南的文人文化并不迷恋”。
我本人并未读过赵园的著作，对于明清之际卷帙浩繁的史学材料更不曾“一函一函地读过去”（赵园自述）；最早把这个时段士大夫的学术思想介绍给我的，乃是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梁任公所称的“三百年”，正是从明清易代之际的十七世纪讲起，直至他身处的十九世纪。其中述及的十七世纪代表人物像黄梨洲（宗羲）、顾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朱舜水（煌言）等，都正是吸引赵园“在明清之际这个时段停留”的士大夫。
我之所以把梁、赵二先生扯在一起，是因为长期以来，凡谈及明未清初，人们无不以“名士风流”相羡叹，然后次第说到张宗子（岱）、钱牧斋（谦益），乃至秦淮名妓、《桃花扇》。又以“方巾气”“道学”来攻伐当时的另一种社会学术现象。羡叹风流之末，则近于糜烂；攻伐道学之际，又不免吠影吠声。而凭着“风流”与“道学”两张标签去搜索“明清之际”的，偏偏又以我等学有心而力不任的读书人居多，于是“晚明的那些事儿”统统被讲成了一抔“锦灰堆”。
而那个时段有多少倜傥权奇的人为我们所忽略！以顾亭林为例吧，他的一些奇行义举（如组织反清等）固然已为多数同人所熟知，但有的方面恐怕知晓者并不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9页：
（顾亭林）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经理，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
按照有的传说，则认为山西的票号业也是发源于这位顾老前辈的。这固然有附会的可能，却倒也附会得有些依据。梁书又说：
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嗾使，告他“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
像这种江湖侠士般的壮举，黄梨洲也曾做过。梁书第46页说：
他的兄弟宗炎……尝以奔走国事为清吏所捕，梨洲集壮士以计篡取之。
其实这种侠气在糜烂的晚明一直存在。比顾、黄高出一辈的孙夏峰（奇逢），“在明季以节侠闻”。崇祯九年，他以诸生身份督率昆弟亲戚，调和官绅，固守家乡，直至清兵自退。康熙三年，他已经八十一岁了，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闻信后从容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并于即日投呈当局请对簿，竟以无事而罢——即以上述三位的行径来看，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说：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怎一个“风流”“道学”可以了得！
虽然如此，真正要了解那个时段的士大夫以及全社会的状况，非要亲自读一些一手材料不可。这些材料，鲁讯先生曾读过不少，也正是因此发现了礼教的吃人与国民的劣根性。对于社会的恶，我们自然是要时刻警惕，但正如赵园先生所说的：“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在我，偶尔也想“竖起极坚强的意志”（梁启超概括顾亭林的思想），常常地怀念明清之际的那种严肃。
文/谢觉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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