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山寨,拼多多

  •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 关键字:诗歌,山寨,拼多多
  • 发布时间:2018-10-08 14:54

  从题外话说起,大凡中国诗歌,如果是普通人写普通人的哀乐,常常会产生第一流的作品,比如《诗经》里的《国风》部分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乐府;如果“精英阶层”站在普通人立场上写诗,所谓同体大悲,同样也会写出第一流的诗歌,比如陶渊明、杜甫等人的作品。

  然而,当“知识精英”站在自我立场上写诗,就会如同表演武术套路一样,自认为动作潇洒,实际上美得和塑料花一样,缺少生命力,这是宋代以来诗坛的主流。若是普通人以精英的心态写诗,就会生产出一种被称为“老干体”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写的文言诗词都属于这个范畴。从他们既乏味又洋洋得意的字句中,看到的是一种不明所以的愚痴。这种愚痴是相对于生命本体而言,而非相对于他人而言的。正应了一句古老的犹太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刻意关注就是扭曲

  王国维先生评价李后主词:“俨有释迦、基督荷担人类罪恶之意。”一个被软禁的亡国之君当然不会有这么高的觉悟,但李煜的词之所以能够在情感上打动王国维和成千上万人,是因为他诉说了人生而为人所挥之不去的苦境,这就无意中有了与佛陀、耶稣共鸣的意味。王国维的诗人之路却成了他主张的反例,他曾自评:“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国维的《人间词》按照词固有的审美来说,“终是隔了一层”,隔就是不浑成,不圆融。其根本原因是,王国维当把填好词视为一种功业,作为他与古人以及当时词人较长论短的工具,他在《人间词》序中已经透露了这种目的。尽管他认为应尊重词,不应该用来作为交际工具去酬答唱和,但仍偏离了一个词人的本心。

  为了战胜古今词人,王国维理论先行,表达服从于他预设的、从东西方圣哲那里借来的思想,尽管他试图以此来表达“人”的困境,却始终没能有普通人的心态。他在《人间词话》中严厉批评清代词的种种刻意、造作、不自然,而他自己的词却是清词中最刻意的设计。

  我在失眠经历中发现,一旦我要求自己很快睡着,往往会彻夜难眠,因为这个指令暗示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能睡着,这也代表我在睡眠这个问题上展示了欲望,失去了“常心”。一般而言,当我们刻意去关注一件事时,就已经对它构成了干扰,使得它失去了“本来面目”,变成了被欲望扭曲的、我们自以为是的现实,这与“量子坍塌”的观点也相近。

  从中我们能够更多地去理解王国维先生。站在时代断崖上,他在学术上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作为近代最伟大的学者,一个从知识上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生命中最闪光的地方不是苦心孤诣的学术成就,反而是种种“不通”。他的际遇和心理上充斥着各种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完成”了他对人类困境的描述又无法解脱。他的自沉也是人类悲剧宿命的一种喻示,带有献祭的意味。

  心知肚明的山寨

  中国还有另一大群诗人,数量以万为单位计量。比如我一个很少走动的表舅。前年回老家,我爸拿给我一本“杂志”,只有8页,封面整版是表舅像一个成功企业家一般坐在桌前微笑。不过,我记得他二十年前就下岗了,生活靠父母接济,后来终于熬到退休。

  这是某个可能并不存在的杂志社给他“出版”的专刊,扉页上是他的中英文介绍,英文部分是用百度之类的工具翻译的,一字多义造成的错误比比皆是。他的中英文头衔大约有十几个,各种山寨文艺协会的副主席、秘书长,每个都大得吓人,甚至出现了联合国的字样。后面6页是他的诗,文辞大多不通,但每有国家大新闻、重要节庆,诗作从不缺席,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以前曾经告诉我已经作诗数千首,让我十分惊叹于他的生产力。

  这也是一种“山寨商业模式”,围绕那些自以为是的诗人群体的商业模式。比如我表舅就买了200册、每册定价25元的属于他的“专刊”,一面赠送亲友,一面利用熟人关系,让当地书店帮他代销,中小学的图书馆也买了一些。

  以前他们的模式是“集资”出辞典一样的书,由书商向他们征稿,然后印成大部头的诗词合集,再以数百元一本的高价卖给他们,以供自娱自乐和赠送亲友。衣食无忧的老干部们最为慷慨,往往会买上很多。如今“消费升级”了,变成了一对一服务。而更有意思的是,“表舅们”的诗中总是洋溢着社会精英的心态,而山寨出版作品对于各方来说又是心知肚明的:书商图钱,诗人们图什么?

  很简单,人本身就是一种自己咯吱自己笑的动物,在种种无意义中安立剧情。马斯洛在去世前曾对让自己声名大噪的“需求金字塔理论”十分后悔,他意识到处于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并非在满足其他种种需求后才会出现,而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可以说,金字塔似乎放反了。

  这种“自我实现”在很多人那里,就是给自己一种“精英感”。就像我那位表舅,他想向别人表达的是: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普通人;在你们不了解的世界里,我可是一个“人物”。尽管那个世界是他虚构的,但要让亲友相信它的存在,就需要借助他们能够理解的那些“头衔”。

  正如,因拼多多上市,既产生了新名词“五环内人群”和“五环外人群”,也让雷碧、粤里粤等山寨品牌暴露出来。五环外人群又何尝不知道这是山寨呢?有人说,拼多多的崛起,对于“五环内人群”是消费降级,对于三到六线城市的人群是消费升级。也有人调侃刘强东的各种忆苦,一方面是端给员工的鸡汤,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他对“人上人”生活状态的认同,所以京东代表了“消费升级”也并不奇怪。

  这个社会的另一个现象就是,除了表舅“参与”的各种山寨协会,各种正式协会也以惊人的速度“山寨”化。在内行眼里,严重丧失权威,它们颁发的头衔也成为忽悠外行的工具。

  赋予意义就能驱使

  生活在五环外的表舅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语权”尚且愿意自掏腰包,更何况只要转发拉人砍价,就可以得到小小实惠并显示自身的某种小小权力呢?赋予群众行动意义,让他们有“拥有权力”的感觉,就能驱使他们。绝大多数农民开始并没有打倒地主,翻身做主人的意愿,一旦有少数人从斗争地主中获得些许好处后,大多数人都会因此被发动起来,星火就燎原了。

  从消费者画像得知,和京东、淘宝主流用户不同,拼多多的主流用户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购买目的,他们需要以小利来发动。拼多多CEO黄峥展示了他对人性的洞察,他说:“拼多多有着比多数平台更深刻的对性价比的理解,即始终在消费者的期待之外。我们的核心不是‘便宜’,而是满足用户心里占便宜的感觉。”

  另外,黄峥认为自己从巴菲特身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即:穷人向巴菲特这样的富人购买保险,巴菲特则将从穷人那里收来的钱投入有护城河的“果园”得以致富。于是黄峥想:“存不存在一些机制让穷人也能卖‘保险’给富人,穷人也能卖一些自己的‘软实力’、自己的意愿、抗风险能力给富人,从而实现更精细化的反馈,周期更短的钱从富人向穷人回流的循环呢?”

  黄峥得出的答案是:如果能让前端消费者多一点耐心以及和其他人协调的愿望,放弃一部分所见即所得、现在马上要的冲动,就有机会做“人以群分”的归并,这种需求的归集程度也许不像沃尔玛这种半年期的批量订单那么大,但也能让工厂一条生产线经济地运转起来。

  拼多多迎合了一种广泛需求,包括对山寨的需求,于是构建了价值网络。一个产品能够满足的需求越广泛,这网就越大。巨大的“价值网”不但如大海不拒浊流般,消化了让主流电商平台嫌弃的山寨货,也让拼多多创造了传奇,黄峥的身家甚至超过了刘强东。

  有得选,还是没得选?

  一则旧事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清军终于攻陷围困半年之久的松山城,俘虏了时任明朝蓟辽总督的洪承畴。尽管洪承畴每天叫骂,但皇太极仍心怀侥幸希望能劝降他。有一天,大学士范文程通过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断定洪承畴死志已渐松懈。他在狱中劝降时,房梁上恰好有灰尘落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下意识地将衣服上的灰尘拂去。范文程说:“洪承畴对一件旧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身家性命呢!”

  人性中,人对自己多少存在一番爱惜,只是有得选还是没得选的问题。有的消费者喜欢去超市直接选购商品,有的对价格敏感,习惯在网上的打折区看看。屁股决定了人们怎么思考,也决定了人们能看到些什么。

  反过来说,有时候看似有得选,又其实没得选。比如,当时易到用车因为账上资金充足,活得很好,有来自携程的稳定客流,其创始人周航拒绝风险投资提供巨额资金用来补贴用户,以至于易到用车在当时的烧钱大战中,从中国首家网约车公司很快变得无足轻重。当时的“有得选”,对于喜欢读《通往奴役之路》,乐于结交经济学家的周航来说,其实是“没得选”。出局后周航曾意味深长地说:“人只能领导他喜欢的人。”可是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顾客,常常在他做选择之前就已经有答案了。

  站在大众立场的诗歌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们写出了人类精神底层的需求,使得更多的人,在更多的生活场景中,能产生共鸣和得到抚慰。一个作品或产品融入的价值网络越大,越需要放下人与我的对立,看到自己和他人更多、更深的需求。然而,从他人那里寻找自我的“精英感”和存在感,似乎又是人的本能。这也是王国维先生演示的困境之一吧。

  文/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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