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的意义

　　最近一次采访，我怀疑自己遇见了一个“说谎”的人。

　　采访对象是一名11岁女童的母亲。女童一年多前突患白血病，全家东拼西凑了10万块钱从黑龙江来到北京治病。住院第一天，花掉了两万。

　　从卖房卖地开始，这位母亲向我讲述了为筹措治疗费用，娘家、婆家负债累累，另一个孩子被迫退学打工，自己在北京沿街筹款时遭受冷遇等故事……

　　“以后我就没家了，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她流着眼泪呢喃。

　　我哭了。但作为记者，我不得不撕扯着自己—我更想知道儿童患病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民间救助机制。我时不时打破彼此间的“共情”，追问她，每一笔钱都是怎么来的？

　　在她的讲述中，我发现了“疑点”。

　　据她表述，她原籍黑龙江七台河市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险金设有封顶，近百万的治疗费用女童只得到了6万元的报销款。而我查阅资料得知，七台河市10万元封顶，但封顶之后仍有最高13万元的支付政策。此外，儿童城镇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支付的比例也是有所区别的。

　　我几次追问以上细节，希望能够明确，是否存在女孩没有参保的状况，因而导致报销出现难题。

　　她不肯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把话题转向去年冬天她和几名病友在北京的经历。那一晚北京下起了雨，冰凉的雨水浇在身上，她冷得浑身发颤，只能和几个病友挤在一起裹着一床棉被取暖。“有时我真想死啊，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她说，“可一想到我的孩子，我就什么脸都不想要了，我可以一点尊严都没有。”

　　浇在她身上的那场雨仿佛也“落”到了我身上，我再也没有力气追问下去。我想，即便她真的说谎了，我又有什么资格扯开她那床“雨中的棉被”，去逼问一个绝望中的母亲？

　　如同村上春树“鸡蛋与墙壁”的理念，记者是必须具备足够人文关怀的一份职业，选择“鸡蛋”是我们的责任，我需要给这位母亲“最后的尊严”。但同时，梦想成为更好的记者的我，又无法停止思考：如果这位母亲说谎了，什么才是给她的真正的尊严？

　　按照我的理解，记者在采访中，除了和“鸡蛋”站在一起，还需要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墙壁”。“太康女童”王凤雅亦属“无医保的患病儿童”，她的死，除了“网络捐赠”监督机制的缺失，也包括对“无医保的患病儿童”这一群体的制度保障的缺失。这才是我们需要去打破的“墙壁”。我们需要去探讨针对此类儿童的社会补救与关怀机制，尝试呼吁制度层面能否予以稍许关照—我相信，通过讲述这位母亲无奈的“谎言”故事呈现这一点，比单纯讲述她的家庭悲情以呼唤社会救助，甚至更有意义。

　　当然，他者即地狱。从媒体的角度，期待由一个点引起社会对一个面的关注，从而真正解决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结局如何无人知道。这一过程，对于一个怀着最迫切的渴望，不顾一切想要通过争取资助拯救自己孩子生命的母亲来说，过于不切实际。我的新闻梦想，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她的“地狱”？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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