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婷：可再生能源的普及需要各方共同推进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可再生能源产品制造国、出口国和消费市场”

　　《中国慈善家》：你在WWF主要致力于中国在海外能源等领域投资与贸易的绿色化。最初关注投资与贸易绿色化的议题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王怡婷：2009年的时候，我正在丹麦访问学习，并在那边参加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当时已经获得了2010年去联合国环境署肯尼亚总部实习的机会。所以在去之前，做了一些关于中国在非洲投资情况的研究，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里面也提到了这些新兴国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贸易和投资的推动。

　　去了肯尼亚之后，看到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开商店、做基建等等，感觉中国人的足迹确实是无处不在。有一些西方媒体做了“中国去非洲以投资农业、林业项目等方式圈地，中国公司倾向于输出自己的劳动力甚至把犯人带到非洲做劳务”等报道。当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学者Deborah Brautigan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并核实了媒体报道中提出的问题，发现很多都是捕风捉影，最后传来传去就完全脱离了事实本身。加之有一些中国公司在海外经验不足，对当地的法律、文化和当地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方式不够了解，因此产生过各种失误和误解。这几年也看到更多中外学者和媒体关注这些问题，增加多元视角。

　　拿到耶鲁大学环境科学硕士学位之后，在探寻各种工作可能的时候，对于中国在海外投资及其对环境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这个大议题很感兴趣，WWF也是当时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最多的一个机构。

　　《中国慈善家》：目前，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与贸易的大概情况如何？

　　王怡婷：按照中国对外投资的资金走向，亚洲还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因为是近邻，文化、沟通和距离都有优势。

　　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在2007到2014年之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境外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2013到2017年之间，在电力行业的贷款中，有41%的资金投入到煤电，57%投入到大型水电，目前有2%投入到了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另外一些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不管是政策银行还是国有的商业银行，都成了全球煤电和水电开发的重要资金来源。常常，这些资金的出口也伴随着中国设备和工程技术一起走出去。

　　同时，中国又是全球第一大可再生能源产品制造国、出口国和消费市场。现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越来越低，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大力投资。但是，如何发挥中国的这个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更早实现清洁可持续能源转型甚至“蛙跳”，建设真正的绿色“一带一路”，实现各自在《巴黎协定》下的自主减排目标，还是需要进一步摸索的课题。

　　《中国慈善家》：中国对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成本的影响，具体如何体现？

　　王怡婷：根据一些报告的分析，全球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板的制造，基本都集中在中国。2000年初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大多数销售到欧美，因为正值欧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黄金期，包括德国制定了一些比较好的可再生能源的推广政策，也拉动了中国这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光伏电板产量的提升、价格的线性下降，制造太阳能板效率的提升带来的效应，其实也是公认的。

　　我在非洲的时候，能很直观地看到一些街边的小店铺和偏远地区村民的屋顶在使用比较简单的太阳能板设备，这些产品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慈善家》：担任WWF项目经理的同时，你也是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的理事长。你觉得能源领域的投资与贸易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什么？

　　王怡婷：《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内，力争 1.5℃以内。基于此，每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其中就包括能源领域的减排贡献，比如要大量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控制煤电等化石能源的比例。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刚发布的特别报告显示，如果我们要在本世纪中叶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1.5℃，到本世纪中叶可再生能源需要提供70%~80%的电力消费，煤电需要极速下降到几近于零。目前全球每年新增的电力产能一半以上已经是可再生能源，不再新建煤电厂是一个急迫的需求。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不断降低，未来全球各地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排放标准的要求都会越来越严格。比如现在在海外投资煤电厂，很难保证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当地的政策和经济环境是否会影响煤电厂的成本和持续运营。新能源市场日新月异，能源意识、分析工具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些国家的能源规划，甚至导致煤电资产搁浅。

　　所以，不管是全球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还是习主席提出的“美丽中国”愿景，青年一代都应该成为缔造这个理想的主力军，因为其成败也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和后代的生存和福祉。像CYCAN这样的机构想做的就是引导和培养中国青年成为绿领一代，推动气候问题改善的同时也能在各自未来的行业领域撬动绿色转型。

　　东南亚的能源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慈善家》：针对中国在海外的能源投资与贸易的情况，WWF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重点关注哪些区域？

　　王怡婷：WWF作为一个国际环保机构，我们能扮演的一个主要角色是从事前沿研究，积极促成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和项目所在国的相关机构等各个利益方的交流，增进各方对于项目和政策的了解，从而建立互信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

　　WWF主要从环境发展和可持续的角度出发。现在针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国家经历了前十年走出去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总结了很多经验，在做一些投资时表现出了更多的战略性，比如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连通性更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从战略规划的角度，可以根据投资所在地的资源和宝贵生态系统的分布情况，做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我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给双方提供方案，希望推动双方能更战略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开发，力求最大程度地避免环境破坏并体现生态系统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中国海外能源投资与贸易，我们主要关注东南亚。整个亚洲，东南亚能源投资的增长较快。目前来看，能源投资的结构依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其中，越南、印尼、菲律宾和缅甸这四个国家是我们在能源方面关注的重点。中国对东南亚能源的投资和技术支持，在我们看来是东南亚国家能源转型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今年6月，越南提出到2030年要将本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升到10%。去年11月，中越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也提到在产能合作方面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企业对接……推进符合各自需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投资合作。中方鼓励代表中国先进技术和发展水平的企业赴越投资”。

　　《中国慈善家》：影响东南亚普遍更倾向于化石能源投资的重要因素有哪些？

　　王怡婷：在过去的5到10年，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工业发展带来了很多对新增能源的需求，对此，主要的解决方式是新修水电或者煤电站。不少国家的电力市场由国家掌控，以煤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涉及到煤矿、煤电站、工程、GDP和工作岗位等面向。虽然可再生能源在成本和环境效益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当地政府的政策是补贴煤电的价格，那可再生能源还是很难去竞争的。

　　一些政府倾向于煤电，也因为当地已经形成了既有的趋势。比如修建煤电站沉淀了经验，之后的煤电厂修建更容易操作和规划，相关的技术人员也是围绕着这一块来的。相较而言，可再生能源则会面临一些新的技术挑战。

　　另外从资金的角度，煤电项目所涉及的投资金额动辄几亿甚至几十亿，但在2013年，世界银行还有一些其他的多边银行就基于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的考虑，基本不再贷款投资煤电项目。这就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煤电项目难以启动，所以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中国国内的能源还是以煤电为主导，且国内有很多煤电行业的公司，在煤电市场已经没有足够增长空间的情况下，这些公司也有很大的压力要走出去，在海外找项目求生存。很多基建行业都面临相同的境况。

　　内外两方面的需求，影响着中国在海外能源领域的投资。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走出去，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国内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也过剩，价格也越来越有优势，但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方面还有所欠缺，且国内从事可再生能源的大部分是民企，资金实力会稍微弱一点。这些是业内人士对此的一些分析，可能不一定完整，但至少是一部分因素。

　　《中国慈善家》：针对东南亚具体的能源结构和建设情况，WWF如何参与其中？

　　王怡婷：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了要建设绿色的“一带一路”，所以其实中国的资金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优势，是帮助这些国家能源转型和构建“一带一路”绿色平台的历史机遇。

　　我们以及许多合作伙伴希望推动东南亚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和市场的完善，让可再生能源能更好地进入。比如促进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形成一些双边合作的协议和备忘录，我们希望能推动可再生能源在菲律宾的发展，达成高层之间的共识，从而影响更多的中国企业和资金去菲律宾找项目，菲律宾也可以借鉴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经验，比如技术、政策、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经验。

　　WWF在菲律宾牵头协助菲律宾一些岛屿和社区共同参与到岛屿的能源规划中去，这种更趋于民主的能源规划方式，会根据岛屿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趋势，测算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能源或者电力需求，并且评估岛屿上可再生能源的资源条件。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中国的技术和资金促成一些岛屿建立100%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电力体系。

　　WWF帮助发起了几个社区能源规划的动议，促成当地政府和相应能源规划部门与居民代表一起商讨，因为菲律宾的很多岛屿都是烧柴油，而柴油供电价格很昂贵，所以如何降低岛屿的能源价格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相较于越南、印尼等国，菲律宾的可再生能源政策稍微成熟一些。最近，菲律宾有很多公众的呼声，导致其立法议员提议增收400%的煤炭税。增税其实是将煤电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负面影响考虑在内。

　　《中国慈善家》：除了东南亚，WWF也在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国，助力其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具体如何去推进？

　　王怡婷：在社区层面，我们在保护区及其缓冲区促进可持续的生计，以降低缓冲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影响，但同时也关注缓冲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的烹饪能源、以家庭为单位的太阳能照明体系，包括最近两年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全世界最大的离市中心最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罗毕国家公园附近安装驱兽灯，保护区的周围没有实际的栅栏和围网，所以像狮子之类的猛兽也会时不时地跑到村子里，特别是饮水区这一块，也很容易产生人兽冲突。所以我们跟当地机构合作开发了驱兽灯，这种灯在感受到野兽的动作和热量的时候，能像舞台的射灯一样吓走野兽。

　　在国家层面，我们主要跟当地政府合作，帮助他们做能源规划，并尽可能地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以及做有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倡导。

　　撰文_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