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十年：希望工程“老友记”

　　“2002年（有人）说我投资出问题，当时就是要把我‘打死’。这个时候，康晓光正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放弃了做访问学者，冲回来危机公关。这是什么感情？所以康晓光骂我几句就骂吧，我不理他就完了。”2018年9月25日，“北大光华·益行者之夜”活动上，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台下的康晓光和公益同仁说。众人轻笑，心领神会。

　　2017年，徐永光出版《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一书，继续大张旗鼓地鼓吹公益市场化。众人称道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一篇檄文《驳永光谬论》横空出世，把徐永光骂得体无完肤，措辞之激烈，令人咋舌。面对老友责难，徐永光心中不悦，却没有在舆论场上针尖对麦芒，先是沉默以对，后来一笑而过。上个世纪末，两人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结下深厚情缘，一晃30年。

　　过来人说当年事

　　发端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开创了中国公益社会，奠定了中国公益伦理，培养出一批中国早期公益人。此次“益行者之夜”，便是一场希望工程的“老友记”。这一天，公益界的“三光”—徐永光、康晓光、陈越光，希望工程宣传“三驾马车”—黄传会、解海龙、杨铁钢，与到场的公益同仁共同回望了自己与希望工程结缘的故事。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如今已年近古稀。

　　康晓光在上世纪90年代深入研究过希望工程，他观察到，希望工程不仅是扶贫济困项目，更关键的是让社会自己（而非政府）来定义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自己提出解决方案，自己行动起来。“这是社会力量的一种爆发，社会自主性的觉醒。”

　　康晓光不习惯鼓掌捧场，更直白地说他是常常拍案怒骂的人，《驳永光谬论》一文便是因措辞尖刻广受争议，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甚至评价他是“外儒内法”，他的学生却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益行者之夜”的主办方希望他讲一件自己可笑的糗事，他拒绝了，他选择讲一件严肃的事。

　　2018年初，康晓光的母亲去世。送别母亲之时，他猛然意识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的时候，往往就是为时已晚的时候。“经常听人说，要珍惜健康，要及时行乐，实际上，行善要及时，爱别人也要及时。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同胞，爱高山大河，爱蓝天白云，爱日月星辰。不要等将来，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公益是什么？康晓光说，是我们有能力去感受别人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把我们的爱奉献给别人。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基会原副理事长陈越光带来了一块厚重的石头，上面刻着希望工程的徽章图案。那是他1991年刚参加希望工程时收到的纪念品。从那时至今，陈越光搬过4次家，办公室也搬过七八次，这块石头一直陪伴着他。“这个石头给人一种力量感，我们心中有一些软弱的东西，需要有一些坚强的东西和我们站在一起。”那块石头的形象是双手托着日出，对陈越光这一代参与公益的知识分子来说，希望工程也是他们心中的日出。

　　陈越光的一生，经历过很多艰难。至暗时刻，人脉没有用，资源没有用，聪明智慧也无济于事。浮沉之间，他体悟出两句话：“当你最困难的时候，所有外部力量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己的心愿之力；如果觉得环境是黑暗的，那么你自己就来做那道光，没有路标的时候，自己做自己的路标。”

　　对于希望工程的成功，陈越光有一种极具人文关怀的认知。淮海战役之后，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话：“淮海战役是150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陈越光借它来比喻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事业是几百万受助学生完成的，他们在时代不公平中，不去埋怨时代，而是用感恩的方式来接受援助，他们才是冲锋陷阵的正规军，参与其中的公益人只是在边上推了一会儿车、挑了一点担子的民工，仅此而已。

　　1989年，希望工程报告文学作者黄传会也被徐永光“拉下了水”。“我参与希望工程的时候，全国有400万非常不幸的失学儿童。我也非常‘不幸’，我跟徐永光是温州老乡，所以他就拉着我参与进来。”黄传会回忆，当时他并不了解希望工程，徐永光让他去太行山看一看。回来后，他写下《一项工程和四百万失学儿童》。此后，他又走进十万大山、沂蒙山和西部高原，希望工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让他更了解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更了解中国的国情。2014年，凭借《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黄传会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这里的人就是满脑子都是搞希望工程”—这是青基会留给黄传会的印象。有一次去香港商谈《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出版事宜，徐永光说要给女儿买一件衣服，拉着黄传会去逛铜锣湾的商场。他相中一件329港币的衣服，说要货比三家，转了一圈之后发现一件同样的衣服，标价也是329港币。徐很感慨：“香港的买卖很公平，刚才的店和这个店价格一样。”黄传会提醒他，这家店就是刚才那家店。回大陆前一晚，徐永光给儿子买了一双鞋，到酒店收拾行李时发现，两只鞋的方向是顺的。俩人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商城，发现售货员也正急着要找他们，“他说你把两只顺鞋拿走了，剩下两只我怎么卖？”黄传会笑说，徐永光搞希望工程太累了，脑子都搞残了。

　　1991年，中国青基会计划做希望工程全国百场巡回义演。第一场效果不理想，经人推荐，徐永光找到了杨铁钢，请他来接手义演的事。杨铁钢用了半年时间学习协调、广告、捐款等一系列演出之外的功课，事无巨细。历经千辛万苦，最后以69场义演告终。“按照中国四舍五入的传统习惯，我们也可以号称百场了。“杨铁钢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巡回义演团结了全球很多华人，崔健、台湾女歌手潘美辰都曾是义演团队成员，“这么多场演出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每一场演出都非常成功，我认为在成功的背后，是每场晚会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眼睛》拍摄者解海龙与希望工程的故事更多。1990年底，他在河北涞源看到一个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他决定用一年时间跑遍全国的大山，拍出一组反映孩子渴望读书、老师辛勤耕耘的照片。不久，他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块宣传黑板上看到一句话：“朋友，让我们每人每天少抽一支烟，少喝一杯酒，节约一元钱来帮助一个少年”，落款是中国青基会。他一路小跑到中国青基会所在的办公楼，等不及电梯从2楼下来，靠着双脚爬到了10楼的中国青基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问他来干什么，解海龙自我介绍说是做摄影的，想加入希望工程，需要一封介绍信和中国贫困地区分布图。

　　解海龙清楚地记得，那天是3月5日（学雷锋日），他与徐永光初次相识。“永光说，你还有什么要求？不需要钱吗？我当时一听太高兴了，这还给钱？我刚要说，一看不对，这是一个坑。我就说，我没想过要钱，你们能给我一封证明我身份的介绍信，我就心满意足。”徐永光一听乐了—不要钱，才是真的要干事。双方当场签署了合作协议。解海龙回忆的协议内容令全场观众“哄笑”，“我要用我自己的相机，路费自己掏，拍的片子一张不差全部给中国青基会（不给我一分钱），还没有保障。”最后，徐永光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一定要保证生命安全。如果你自己不能保证，我们也不好管，但是我希望你每次拍完东西都要回来。”

　　听完这一番话，解海龙竟然挺感动。正要转身告辞，徐永光递给他一张5000元的支票，让他买胶卷。就这样，解海龙拿了70个最好的进口胶卷，跑了12个省28个县，带回一组轰动全国的照片—《大眼睛》。当时，《大眼睛》有三个孩子都可以当标志，徐永光一锤定音：女孩子更应该受到社会关注。

　　“有人说希望工程这些年渐行渐远了，但是我每年讲课都讲希望工程，讲永光，讲身边人的故事，每年不下50场。”解海龙说，希望工程的故事他会一直说下去，说他亲眼看到的中国教育这数十年的变化。

　　再论公益市场化

　　徐永光得意的是，在1991年，他一出手就能给解海龙5000元拍摄资金。创办中国青基会，除了10万元注册资金，团中央只拨付了1万元办公经费。为了解决中国青基会的经费问题，他办了一家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公司，并想到一个可以发行数百万册书的点子，于是跑到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由团中央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起全国个体工商户税法教育活动，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纳税意识，读物发行公司承担税法教材编写、印刷、发行的全部工作。国家税务局欣然接受，并将相关文件直接下达到各县。靠着卖书，读物发行公司挣到了2000万元。“我早就做企业了，晓光同志。”在台上回顾自己这大半生时，徐永光不忘调侃台下的康晓光—康一度嘲笑他不懂商业。

　　徐永光认为，希望工程之所以成功，可以从公益市场化中找到基本答案，他自称公益市场化“拓荒牛”。但事实上，公益市场化这一论调至今仍难以服众。不仅是康晓光，何道峰、陈越光、金锦萍等一批业界及学界人士都曾对徐永光提出批判。“益行者之夜”论道时，康晓光一句“今天以和为贵”引得哄堂大笑，他避开争论焦点，重点谈自己对公益市场化的理解：“第一是去行政化，公益要摆脱来自政府的不合理的束缚和干预；第二，公益领域要引进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促进公益领域发展；第三，公益组织要向企业学习一些好的组织管理方法；第四，在项目层面也可以向商业借鉴有效方法。但是，我认为公益在组织所有权、组织的治理结构等方面不需要向商业取经，它们动摇了公益的根本。”

　　陈越光也明言徐永光存在极大的误区，但他同时提出，倡导公益市场化的正面意义更大，“我们这个国家，在非常长的时间里对市场莫名恐惧，莫名警惕，过分排斥，这才是应该排除的。”

　　2011年，101岁的诺尔贝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对中国经济发出警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成就伟大，但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缺乏思想市场。科斯再三强调，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对中国经济极为重要。“科斯是在讲，市场有一些根本的属性—法治化、自由化和平等化，这三条中国公益都非常需要。”陈越光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公益界从来没有被市场扭曲过，有的是被权力扭曲，继续坚持市场，向着有法治精神、平等精神和自由灵魂的方向发展，是中国公益的康庄大道。

　　徐永光认为，团中央背景及系统力量的支持是希望工程成功的重要条件，要用好体制优势，但又不能做成官办慈善，必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希望工程发起之初，他便说希望工程必须定位于民间公益事业，什么时候变成官办希望工程，它的生命就结束了。

　　左列钟铭右谤书，为了做希望工程，徐永光一直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他在中国青基会时反复告诫工作人员，只要善款出现一点点问题，就会被捐款人的唾沫淹死。“做公益一定要守住初心，一定要守住道德底线。不要把公益做成名利场，千万不要。”

　　“守住一道光，回望来时路”是此次“益行者之夜”的主题。来时的路是什么路？是尊重市场和法治，追求自由灵魂，推行去行政化的改革之路。那道光是什么？是良知和善念。

　　撰文_章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