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亮：保持“无知”

　　40岁之前的周玉亮，几乎可以用佛系形容。

　　13年大学教师的经历，养成了他简单、不喜欢应酬的生活习惯。工作之余他最常做的事情是傍晚和儿子坐在家门口的公园讨论，“今天的天空上有乌云飘过，而昨天，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晚霞。”

　　他几乎没有存款，对未来最大的规划就是，“我们家有两套房子，儿子长大了卖一套就够他读书了。”

　　这种随性的生活在2016年被颠覆。这一年年底，他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去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另一个是前往联合国开发署工作。

　　这两段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局限”。比如，为保持公益的纯洁性，他曾表示“不接受商业赞助，也不冠名”。随着视野的开放，他内心的“绳索”逐渐松绑。纯洁与否的“纠结”，不再那么重要，“做的事情如何能够更有价值，给更多的人带来意义”成为首位。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见识增多之后的周玉亮，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无知”，并希望能够保持“无知者”的心态。

　　带着这些改变，他返回成都，重新规划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爱思青年）的未来。

　　寻找更多答案

　　创办爱思青年之前，周玉亮是四川师范大学的一名英语老师。

　　他1994年进入这所大学，之后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2014年辞职之时，他在大学里待了20年，也跟年轻人打了20年交道。

　　这么多年里，教育方式的固化和成功标准的单一，一直困扰着他。

　　“学校教育往往就等于标准答案的教育，考试对于学生就是标准答案的考核，极少鼓励人去思考。”教学中，他经常感受到诸多条条框框。至于学生毕业后的人生选择，更是让他感到单一到缺乏想象力，“大都是考公务员或进外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最好的选择，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就等于成功。”

　　他想要作出一些改变，让自己的学生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课上，他分享自己喜欢的动画片，把BBC的纪录片当“教材”；课外，他和学生一起创立 “爱思英语网”，将其打造为英语交流分享平台。2009年，爱思英语网开始做线下活动，召集热爱英语的人和在校大学生，定期举办英语沙龙。

　　沙龙吸引了外企白领、海归、艺术家等成都各领域的优秀青年，然而，一个变故让周玉亮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一位经常参加沙龙的年轻人因为创业未果等各种原因，患上抑郁症后自杀了。周玉亮痛心不已，开始正视青年人的生存困境。

　　他发现，焦虑、郁闷、盲目地忙碌是大多数年轻人的常态，而“成功学”是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之一。“当财富成为唯一标准，绝大多数人是很有挫败感的。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未知的好奇其实更重要。某种程度上，对‘所谓成功’的‘已知’，甚至反而成了这些孩子最大的障碍。”周玉亮想通过改变青年人的思想认知，来改变他们的这种“生存焦虑”。

　　2011年，逐渐意识到“思想比语言更重要”的周玉亮把英语沙龙改造成了全球风靡的TEDx模式，并与台湾公益人亘将合办了“爱思塾”（全称“爱思塾青年文化交流中心”），开始做思想聚会。

　　思想聚会定位为“多元发声、跨界交流”，旨在“启迪青年、影响未来”，每期拟定一个主题，请6位身份背景各异的嘉宾做不同解读。聚会不提供答案，只提供不同的视角，鼓励年轻人去看，去体验，“慢慢再去寻找自己想做什么”，向年轻人传递“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的认知。

　　“楼下在卖肉卖菜，楼上就在搞思想聚会。”第一场思想聚会在成都玉林菜市场楼上的武侯区青少年空间举行。伴着市井嘈杂声，原是西方哲学硕士的意大利“怪人”与听众分享自己为何研究中医；用一年时间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美国女记者讲述自己的见闻……

　　“那是一段被热情和理想鼓动的时光。”周玉亮回忆，当时的爱思青年以志愿者团队形式存在，几百元租一个场地，一两个月组织一次聚会，结束后请嘉宾到街边吃一顿火锅，“几乎没什么成本”。

　　不少人受到思想聚会的影响。“比如川大图书管理系一个女生经常参加我们的思想聚会，看到很多榜样后，大三大四时她就做了一个项目，发挥她的专长，去服务监狱里的女囚。她精心挑选一些书目，通过阅读治疗的方法，和女囚进行交流。”

　　李晓萌是四川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专业的研究生，一度非常迷惘。所学专业知识令她感觉没有用武之地，同时父母希望她能考公务员，而那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参加爱思青年的活动后，她渐渐找到一些方向。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敢去尝试之前不敢做的事了。之前很害怕跟人交流，绝对不会主动参加活动，但现在我成了行动派，觉得与其迷惘，不如力所能及做点什么。”李晓萌发起过一分钟实验室，协作过爱思青年说、青年小客厅、开门计划、城市创想等项目，并成为青年小客厅长期协作专员。

　　这些年轻人的成长给了周玉亮极大的鼓舞。2013年，成都市为公益组织的注册提供了一系列的便利，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获准成立。次年，周玉亮从大学辞职，专职从事公益。

　　“不知道”

　　全职做公益之后，周玉亮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从不知道做什么，到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从不知道什么是敏感的，到不知道人性有多复杂，我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无知，也越来越了解到自己的有限……”

　　机构正式注册后，部分核心志愿者转为工作人员，工资、社保、办公室租金等等各种硬性支出接踵而来。周玉亮的头瞬间大了。

　　一位朋友的一大笔捐款，帮他度过了这次危机。“这位朋友当时我也只见过两三次面。他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参加过类似思想聚会这样的活动，对他个人成长与人生发展有重大影响。”

　　周玉亮开始反思，公益不仅仅是“理想与情怀”那么简单。他尝试发起寻找“公益伙伴”的模式，摸索筹款之道，同时也思考一个问题：爱思青年除了思想聚会，“还能做什么”？

　　“让年轻人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可能，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搭建青年与社会创新的桥梁，鼓励青年人自己发起项目，培育相互欣赏、彼此合作、共创卓越的社群。”

　　2014年始，周玉亮将思想聚会分为城市版和校园版，同时爱思青年启动青年小客厅、城市创想等项目，并结合研习营、工作坊等形式做青年人的能力建设，让年轻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社会创新实践。

　　2015年底，周玉亮收到一位名叫卢越的女士的邮件。卢越是攀枝花人，生活在深圳，几个月前曾专程去成都参加了“野新”思想聚会。“在深圳待的时间越久，对攀枝花就越有感情，希望可以把这些活动和讲座带到攀枝花。”她告诉周玉亮。

　　4个月后，攀枝花市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成都爱思青年不定期提供线上培训，输送项目标准化流程，帮助其提高工作能力，并给予少量资金补贴。

　　以此为契机，爱思青年开启了“城市计划”。通过品牌授权的方式，把爱思青年推广到更多地区，招募城市合伙人。重庆、绵阳、乐山、贵阳等地爱思青年城市小组先后成立，源源不断地将思想聚会、城市创想、青年说等带给在地青年，并与在地青年持续开展共创。

　　明月村即是爱思青年以公益与社群的力量参与乡村发展的一个案例。明月村位于成都市蒲江县，距离成都市区100多公里，为改造当地产业模式，当地政府采用了共创的模式，爱思青年作为公益机构的代表应邀参与其中。

　　在明月村的发展过程中，爱思青年贡献了公益理念、社群资源和传播思路，为明月村带去投资者、创意人、体验者和传播者。参与明月村共创的新村民（来自城市的文化创客）当中，有相当比例来自爱思青年社群。

　　为了让两岸的乡建者知道明月村的存在，爱思青年发起了为期12期的明月讲堂，邀请了台湾南投县桃米村、河南信阳郝堂村等相关负责人分享乡村建设经验。明月讲堂的最后一期是在北京798创意园举办的，周玉亮认为，如果798代表都市的文创聚落，那么明月村则代表乡村文创聚落。

　　现在，思想聚会依旧是爱思青年的标志性品牌活动。近7年间，爱思青年举办了城市大会23场、校园版80余场思想聚会，讲者阵容保持着“豪华”水准。“黑暗中对话”全球创始人安德烈·汗尼克、《三联生活周刊》名誉主编朱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人樊建川、水立方中方总设计师赵晓钧、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人像摄影师肖全等六百多人，先后成为思想聚会的嘉宾。

　　公益2.0

　　2016年，接受一位听众的邀请，周玉亮前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深圳校区给蔚蓝班的EMBA学生作公益分享。之后，在他们的鼓励下，他参加了当年的EMBA考试。然而，年底收到录取通知书并获得半额奖学金的他，被30万元的付款通知吓了一跳，“我当时的存款就一万多。”

　　为了凑集学费，他写了一篇名为《一封特别的录取通知书，也许会开启我一段崭新的旅程》的文章，预售自己未来两年的时间。他最终筹得10多万元。另有两位好友各赞助了一笔钱，再找别的朋友借了一些。

　　这段周折的凑钱经历，让周玉亮对自己“佛系”的个人财富观产生动摇。而成为“周玉亮同学”的日子里，他很快地察觉到自己之前对公益与商业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样过于“封闭”。

　　2016年之前，爱思青年基本上依赖于捐赠，同时为保持“公益的纯洁性”，“不接受商业赞助，不冠名”。

　　在商学院的系统学习让周玉亮有了新的认知。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商业和公益的边界已经开始渐渐模糊。从中欧同学的经历里，他看到“一些商业机构解决社会问题比公益组织还有效”，比如做生态修复的蒙草，做人工皮肤修复的兰度生物。而在海外参访中，他看到更多用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比如为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优质教育的Bridge International，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所倡导和创办的一系列Social Business……

　　公益界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令周玉亮警醒。在他的观察里，一些公益人选择这条路往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或者是为了实现自身既定的某种理想，所以其行动方式的设计通常不是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核心，而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我想去做什么事”，在这样的理念下运行的公益组织和项目很难持续发展。

　　2018年秋，读完中欧EMBA的课程，结束联合国的工作，周玉亮回到成都。

　　他首先做了一个决定：不参加腾讯99公益日的筹款，要让“爱思青年成为不依赖于捐赠而存在的机构，以共创的模式运营”。他指出两点原因，第一，依赖捐赠有很多弊端，手续非常繁琐，“要准备非常多的材料”。第二，如果机构基于捐赠而存在，团队的薪酬一定是偏低的，“别人捐赠来的钱，怎么好意思给工作团队和自己拿很高的工资？”

　　周玉亮认为，爱思青年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排除和商业机构合作，或者开发一些收费项目。“收费还是免费”不再是他的困惑，在他看来，这些是可以设计的规则，也完全可以和政府、企业合作，“我只需要确定的是这个东西的内核是我在把控”。

　　他也学会了聚焦，开始做减法。“过去做了很多项目，我们要砍掉，可能只保留两三个品牌项目，把它们专业化，关注的领域要收缩，在服务能力上持续地做，而不是说天下大事都要去掺和一下。”他总结爱思青年的核心价值为三个关键词：启发青年、培力青年和链接青年，将视野聚焦在教育、环保、乡村建设和文化四个领域。

　　对爱思青年，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创建一所开放的、打破学科边界的，基于项目的、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成长与共创的未来大学。

　　同时改变的还有言语和行为。从前周玉亮语速极快，现在他害怕“说多错多”，常常一边讲着话，一边在脑海中提醒自己“切勿指点江山”。他希望未来的自己能够依旧“困惑”，依旧敢于面对自己的“无知”。最近他在看《终身幼儿园》，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书名，“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承认“无知”需要勇气，周玉亮偶尔会拿18岁的自己进行自我激励。

　　18岁时，他从四川一个乡下中学考入大学，入学不久即当选班长，但一个月之后他选择了辞职。他清楚地意识到乡下来的自己并不能领导城里的同学，比如班级团建，“我的想象力可能就仅仅停留在拉个横幅，买几袋瓜子，开个联欢会上面。我不知道还可以做读书会，英语角，或者话剧演出。”

　　当年这一近乎残酷的清醒，让他真正得以成长。关于爱思青年的未来，他希望自己永远可以如18岁一般，随时还能够对着自己“开枪”。

　　撰文_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