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光：守望中国文化

　　历史深邃迷人

　　历史打开了一条门缝，陈越光挤身进去。他的前辈们，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庞朴……那些人文思想界的大师，却在一个梦想上永远被关在大门之外。

　　1999年，中国文化书院进入第15个年头。8月15日，创院院长汤一介给所有导师和来往紧密的朋友去信，对书院长期陷于平庸甚为内疚、自责。中国文化书院曾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汇聚了一批“五四”以来历尽动荡的学术老人和中青年学者。1989年以后，时代巨变，坚守已属不易，更不复当年的轰轰烈烈。为了中国文化书院不被淘汰出局，汤一介随信附上创办私立大学的设想—以“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出发点，创办一所高起点的私立大学。办学也正是季羡林、张岱年、庞朴等书院导师孜孜以求的梦想。

　　创办民办人文社科类的研究型大学何其艰难，中国大陆至今未建成一所，何况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面对资金不足、缺乏行政许可的局面，汤一介束手无策。他自知现实前景暗淡，亲手把2000字的设想抄录下来，说如果不成，哪怕作为一份档案也行。汤一介一语成谶。设想真就成了“史料”，被锁进2米高的大铁皮柜。此后的岁月里，不管世事艰难、人心诡谲，汤一介仍穷尽心力办学，可惜结局不是沦为一纸空文，就是不得不半途而废或降格以求为民间培训机构，更甚的还有受骗受辱。近20年以后，陈越光为写作《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从故纸堆里翻出尘封的档案材料，满纸心酸。自1991年至今，陈越光一直兼任书院的副院长，见证了先生们（尤其是汤一介）创办私立大学的种种挺进与失败。

　　2014年，汤一介去世，他期待的这个成功永无来日。但历史之所以吊诡，就在于它塑造传统、影响后人。2016年年底，陈越光受敦和基金会创始人叶庆均之邀，出任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掌舵这家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为使命的公益基金会。当时，陈越光已过退休年龄，他做过文化，做过公益，还曾长期奋战于传媒行业，历任“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中国妇女》杂志编委兼总编室主任，以及《中国残疾人》杂志、《中国农民》杂志、《中国市场经济报》、《科技中国》杂志创刊主编和《东方》杂志编委会主任，创办过“世纪中国”网站，还做过电视、文化创意项目和出版社，一生经历丰富。他说，再出山接手敦和基金会是内心的感召。“历史的深邃迷人之处，恰恰在于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时，就被平庸就地消耗掉了，而那些没有成功的远大目标，却像灯塔一样召唤着后来人，感动着后来人。”陈越光在不同场合反复说这段话。

　　陈越光主导下的敦和基金会，从使命愿景、战略设计、机构文化、制度设计到项目布局，都能看出他在继续前辈们未竟的理想。只是，陈越光比前辈们幸运，那扇闭门打开了一条门缝。

　　星空与道德律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批文，西湖大学的举办获得官方许可。西湖大学的举办方——西湖教育基金会目前接受的捐赠中，敦和基金会是唯一一家以基金会名义出现的捐赠者。陈越光与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第一次见面的晚上，百分之七十的话是施一公说的，施一公对学术的追求，对新教育模式和冲刺世界高峰的热情，感动了陈越光和敦和基金会理事会。从签约到完成3亿元捐赠，敦和基金会只用了两周时间，且一次性全款完成捐赠支付（由两位理事专项捐赠）。

　　另一方面，基金会办大学的模式也极具探索价值，在国内近7000家基金会里尚属唯一。2018年4月16日，西湖大学召开创校校董会第一次会议，陈越光作为捐赠方代表出任西湖大学创始校董。他的职责在于监督捐赠项目如约履行。敦和基金会和西湖教育基金会约定，捐赠资金只能定向用于西湖大学和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发展。前期会谈，陈越光还提出一个问题：如何预设在什么状况之下属于对方违约？他自己提出一种状况：如果哪一天西湖大学改变了民办非营利大学这一性质，就是严重违约。更具考验的是，西湖大学如何确保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个现代化大学的治理结构被高效执行。陈越光表示，西湖大学要给校长最大的治校空间，但校董会不能只成了荣誉称号、象征、程序性的符号。

　　在敦和基金会，陈越光集执行理事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三大职务于一身。可以看出，敦和基金会创始人和理事会给予了陈越光充分信任和授权。从权限上说，陈越光是名副其实的“船长”，那么敦和基金会如何形成它的治理结构？

　　敦和基金会并不强调执行和决策过度分开，理事会和秘书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嵌入，秘书长同时是执行理事长，一部分理事直接在秘书处任职。同时，秘书处实行信息全透明，秘书处的一切信息和文件、处理事情的一切过程对理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全部公开。作为敦和基金会《战略规划委员会议事和行为规则》的起草人，陈越光专门在文件里写道：“故意屏蔽信息是不道德行为。”为此，陈越光十分强调“集体中用权，会议上决策”的决策程序：“团队成员打电话或和我个别交谈，只能算个人交流，但不是决策。决策一定要在会议上产生，一定要所有人都知道信息。”

　　西湖大学是一所专注前沿科技研究的理工科大学，而敦和基金会是一家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使命的基金会，两者看似大相径庭，内在逻辑却有很强的关联。科技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会走向何方？“西湖大学虽然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同样要问一个科学人的人文情怀是什么，同样需要在仰望星空和内心道德律之间架起桥梁。”陈越光说。

　　从西湖大学的治理结构可以看出，三十年前汤一介设计的私立大学制度多么富有远见。他当时提出，由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一所高起点的综合性大学，大学的机构设置以“少而精”为原则，可设董事会；教授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设党委会（监督和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的实行），党委书记作为董事会成员参加董事会。如今，西湖大学便是如此。不同的是，汤一介要办的私立大学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以人文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而西湖大学聚焦前沿科技研究。不同之处还在于，命运之神给了西湖大学空间和机会，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却闭眼以对。但西湖大学最终能成功吗？这有待历史来验证。

　　敢于在面向失败中争取成功

　　仔细关注敦和基金会2017年的资金走向，不难发现绝大部分资助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

　　2017 年，浙江大学提议重建复性书院，敦和基金会心向往之。复性书院由国学大师马一浮（时在浙江大学授课）创建于1939年，旨在存续中华文化，培育通儒，以“六艺”统摄教学。时值战乱，复性书院开办一年多后即陷入困境，停止讲学，以刻书为主。80年后，浙江大学发出重建倡议。在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前一天，敦和基金会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1亿元，与浙江大学重建马一浮书院，继续马一浮“六经为本”的教育理念和研究事业，循其源流，遵其宗旨，权其方略。马一浮书院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有了大致轮廓：在学术上打破门户之见，“无吝于宗，天下来同”；建立以经学为主脉，以经学、小学、义理名相学、国学教育为重点的人文研究门类。

　　在书院名称上，最初双方考虑仍以“复性”为名，最后确定为马一浮书院。陈越光说：“无论以马先生当年创办的书院命名，还是以马先生本人的名字命名，其精神追求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六经为道本，以淑世为关怀’，没有道本就只是无根之木，不讲淑世所谓人文精神就无从谈起。”

　　马一浮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担任理事长，陈越光担任副理事长，院长人选却一度难以决定。计划2017年年内成立挂牌，但直到11月下旬仍无法落实人选。于是，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任少波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楼含松去北京请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当时，刘梦溪没有应承。11月28日，极冷的一天，吴朝晖亲自登门礼邀，和刘梦溪有近30年交往的陈越光作陪。刘梦溪很受感动：“当年竺可桢校长请马先生也就二次，梦溪何德何能，焉能有三？”最终，刘梦溪出任马一浮书院院长。

　　同样要问，马一浮书院能成功吗？须知，当年复性书院便不算成功之举。在西湖大学和马一浮书院成与不成这个问题上，陈越光的信念是：“既然历史感动了我们，我们也应该可以成就感动后人的历史。”他说考验人的是立定文化传承的常数，敢于在面向失败中争取成功的情怀，而不是只计较成败得失。

　　无论是基金会办大学（如西湖教育基金会），还是大学基金会创新（如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中国的基金会对大学改革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敦和基金会和浙江大学的合作协议，马一浮书院将成为浙江大学教育创新的实验性特区。双方初步形成了一套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在院长人选的确定、财务管理、书院方针的落实、重大活动的拟定上，都是共同商讨，光是理事会章程就往返5稿以上，这意味着社会力量对大学教育有了更多博弈、互动的空间。西湖大学更是立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基金会办大学的模式未来可期。

　　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陈越光确立敦和基金会自我定位是“做守道者的同道，做步行者的陪伴，做探索者的后援”。他解释，敦和基金会不是散财童子，项目选择考验的是眼光、理解、战略。除了资金支持，敦和基金会还希望在观念和方法上和受助方产生互动，“比如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一些事情操作的方式；还有，我们能不能为他们赋能，怎么样帮助他们做筹资，怎么样提高他们内在机构的管理水准，怎么样帮他们找到平台。”

　　无论是西湖大学、马一浮书院还是其他一些合作伙伴，陈越光都进入他们的决策层，他也要求自己的项目官员深入受助方的项目机构，这是敦和基金会机构文化的一部分。“如果项目官员只是在项目执行机构和基金会的财务部门之间做传递，就叫不深入项目。项目官员应站在资助方的角度，深入项目来获得成就感。”

　　2018年5月，敦和基金会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捐赠3000万元，资助干预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养育的“慧育中国”项目，加上此前对该项目的捐赠，累计达5400多万。敦和基金会项目官员黄佳向理事会介绍项目时，经常以“我们”作为主语。理事会一位成员当场指出：“这个项目是敦和基金会在执行吗？你从头到尾说了那么多‘我们’，你感情完全投入，作为一个项目的资助官员，你理性审视了吗？”项目审议的确不能从感情出发，但陈越光也认为在最深层的意识中有这种感情，是值得致敬的。“项目官员去了项目现场，介绍项目时想到的是那些孩子。”

　　拿得起、放得下、等得住

　　不难发现，陈越光重点关注机构的制度文化。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里，陈越光说院务委员会的老先生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已久，他们的人际相处之道是“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而中国文化书院在鼎盛时期规模和收入相当惊人，作为书院的最高决策层，院务委员会是权力中心，却又缺乏制度的刚性保障。这一不足使得后来的利益冲突失去控制，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化书院的一次分裂。

　　也许是这个教训令陈越光意识到，中国文化不但要指导为人，也要解决有效行使权力的问题。在管理敦和基金会的过程中，陈越光极其在意机构的内在文化。他在起草《敦和基金会议事和行为规则》时写道：“尊重不同意见，尊重少数观点，在决策异见中善于沟通，敢于放弃，肯于等待，是一个人胸怀和修养的体现，是一个机构成熟的表现。敦和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慈善基金会，既无营利组织商场如战场的急迫性，又无筹资机构客户要求的无奈性，从容、放远是我们的优势，拿得起、放得下、等得住是我们的智慧。”

　　敦和基金会最核心的文化是“责任伦理”，以责任为主体界定权利。权利可以外生，责任只能内生。2016年，陈越光作任职演讲时，没有常规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展示策略图景和各种指标体系，而是表达了他对敦和基金会的理解，这种理解日后塑造着敦和基金会的内在精神和文化。

　　在当下以引入企业化、市场化指标和理念为时髦的公益行业，敦和基金会并不热衷套用企业界的概念和文化。“敦和基金会的使命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如果我们内部的处事规则、选择项目的原则、思考问题的方式，统统沿自西方，那还叫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的基金会吗？反之，如果一概排斥学西方，那该怎么办？陈越光说，如何不用西方式的投票机制解决内部分歧、确立什么原则评判是非，以及决策者如何对待不同意见，都是敦和基金会面临的文化实践，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体系更看重责任。“中国慈善事业在大发展的进程中，只靠引进一些外来思想文化和工作策略做支撑是不够的。在群己关系中间，以权利为中心还是以责任为中心，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

　　陈越光第一次被责任感所感召，是在小学三年级。严厉的语文老师创造了一种教育方式—让学生站起来，用自己的话把课文叙述一遍。这种场合，她最得意的学生就是陈越光。也许是欣赏产生信任，有一天下午放学，语文老师给了陈越光一张演出入场券，并把3岁的女儿托付给陈越光，请他去工人文化宫观看演出时，把小女孩带去交给在那里工作的家人。到了工人文化宫门口，检票员无论如何不让一张票进两个人。无奈之下，陈越光决定把女孩留在门口，他进去把她的家人喊出来。

　　结果，陈越光一进场，被演出的音乐、舞蹈乐懵了，把找人的事，把留在外面的小女孩忘得一干二净。待演出终了，陈越光才猛然意识到闯大祸了。他跑到门口，女孩已经不见踪影。站在门口的几分钟，陈越光大汗淋漓。那一年，他不到10岁，第一次在恐惧中的警悟体会到“责任感”三个字，从此一生追随。万幸有惊无险，小女孩只是被另一个熟人领回去了。“我一生不忘当时的场景，成年以后都做过这个梦，我就此看重责任，在责任感中警惕自己，要在责任中挺立自己。”

　　陈越光提出，敦和基金会要以基金会的使命、内部文化和所做的项目来赢得业界认同和尊重，而不是以资助资金。他认为，中国公益慈善界有很多逻辑需要反思—过去多年，始终在项目操作手法、行为规范、机构治理结构、法律法规、筹资策略等层面发力，在慈善物资、慈善资金、平台设施上求结果，却缺乏慈善伦理哲学的探讨。

　　敦和基金会在项目审批中贯彻责任伦理，主张“集体用权，个人负责”，审批项目者不得指定项目，项目官员必须个人作业，完成项目审核；非会议不决策，项目审批必须在集体会议上讨论并当众决定；项目决策也不搞票决制，审批者个人承担责任……并将这一系列原则写入了规章制度。敦和基金会的三大项目维度中还特别提出了“慈善文化”这个维度，和中慈联合办每年的“中国慈善文化论坛”、资助了面向慈善文化研究者的“竹林计划”和“圆形组织与善经济”等项目。这就是陈越光所说的—慈善伦理哲学的深层意识支撑公益慈善方法论的行动层面：“中国公益慈善界要从在问题面前寻找方法，转变为到方法背后去探讨文化，寻求支撑点和内生动力。”

　　敦和基金会的再出发

　　敦和基金会的挑战在于，如何把自身的宗旨、使命和战略设计、机构文化统一到项目上。

　　从2012年5月11日成立以后，敦和基金会一直不断摸索和试错。直到2015年10月，理事会确立了“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的战略使命，并引发一轮大调整。随着陈越光的到来，敦和基金会逐渐结束摸索和调整，一招一式开始有了讲究。敦和基金会的自我定位正在被业界和社会逐步接受和认同，在业界的地位影响也正不断提高。

　　现在，敦和基金会的区域战略选择是以北京为龙头、杭州为中心、深广后续。项目布局主要有三个分段自成系统。首先，是以高等教育机构为合作对象，形成学术教育研究的平台性项目群。这中间最早的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接着是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中国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西湖大学等；其次，在布局中体现以社会组织为伙伴网络的系统性集成化项目群，例如种子基金、莲子计划、竹林计划等；再次，是以行业支持为方向的公益慈善组织行业建设项目群，如中国基金会论坛、资助者圆桌会议等。在这些行业性建设中，都可以看到基金会的布局和思路。

　　陈越光希望带出一支对中国文化负有使命感的团队。2016年7月，他给敦和基金会理事会作文化专题演讲时提到，敦和基金会面对的使命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又面对时代的挑战。“我们面对在5000年历史风雨的凝练过程中留给我们的东西，和新一代人怎么去理解这一种凝练的时代落差；我们面临着在不同文明碰撞和融合的时代潮流中，如何认识自我、更新自我和发展自我的历史挑战。”陈越光决定应战，他做好了穷几代人之功守望中国文化的决心—敦和基金会要成为一个百年基金会。“以百年为单位来做，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根据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的观点，陈越光归纳一个百年基金会有三个构成要素：一个带有伟大使命的弘善资本、一个被文化和信念凝聚的专业团队、一套科学的工作机制。如果说陈越光之前的敦和基金会除了有弘善资本之外，专业团队和科学机制两个条件均不成熟，那么，现在的敦和基金会更有能力挑战百年这一伟大目标。当然，目标能不能实现是一个未知数，也许需要100年以后才能验证。更重要之处在于，一个6岁的基金会，从今以后，要朝着长命百岁的目标审视自己的每一步行为。

　　从反思到融合

　　如何理解中华文化，陈越光自身也经历过大转变。1983年，30岁的陈越光从杭州来到北京加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9年，“走向未来”丛书停止出版，时任第一副主编陈越光除了处理善后工作，自身也需要重新确定未来的方向。经老友引荐，陈越光在1991年8月29日被中国文化书院正式聘为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副院长，负责书院日常工作。

　　陈越光先后担任过“走向未来”丛书和中国文化书院的“大总管”，事实上，两大团体的学术观念并不相同。在文化态度上，“走向未来”属于所谓“科学派”，对传统主张反思；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书院则属于所谓的“传统派”，保守主义的风格，看到了几千年传统文化负面的东西，但更多的是抱以同情和理解。

　　1998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到香港拜访他的老师南怀瑾。那一次，南怀瑾布置了一项任务：在两岸四地儿童中推广中国文化导读，意在激活传统，继往开来，再续断层的中国文化。“须知，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中跟着‘批孔’遭罪，被打进‘十八层地狱’，这时候还没见光明呢。”徐永光说。

　　回到大陆，徐永光第一时间找到陈越光，请他出山操持儿童“读经”项目。陈越光一口答应下来。1998年6月，由中国青基会发起实施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以下简称古诗文诵读工程）在全国正式铺开，以“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为口号，号召各地学校的少年儿童每天诵读20分钟左右的中国古诗文经典，南怀瑾亲任指导委员会名誉主任，陈越光以他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的人脉资源请来季羡林、张岱年、王元化、汤一介、杨振宁等人担任顾问。

　　1998年至2000年，古诗文诵读工程组委会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根据先秦至晚清经典，选编出一套适合少年儿童阅读、背诵的《中华古诗文读本》，内容的时间跨度将近3000年，几乎包含了诗、词、散曲等所有常见文体，以及历代名家的作品，目的是希望少年儿童通读读本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概貌。

　　当时，陈越光的一些朋友对他主持古诗文诵读工程感到匪夷所思。从反思传统文化的“走向未来”丛书，到推广传统文化的古诗文诵读工程，转向太大了。陈越光说：“在我的内心是有民族情怀的，做‘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前，这种情怀更多地以批判的形式表现，这承接了‘五四’风骨；此后，更多地以融合的形式表现，穿越‘五四’承接了宋明。”

　　古诗文诵读工程有两大宗旨：一是在历史进程中传承中华文明；二是在人类进步中发扬中华文明。2500年前，孔子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意思是说民间自有值得学习、传承的道义和精神，不一定要专注学习和迷信某一个人。

　　经过近代以来的动荡，“文武之道”还在不在民间，中华文明能否经受住多元文明的挑战？当时，陈越光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生存危机，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感到悲观。“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走到哪儿去？”也正是这种悲观，使陈越光更积极、紧迫地推动古诗文诵读工程。“不忍中国文化从此衰败，相信中国文化有力量在未来世界中继续向前走。”

　　古诗文诵读工程原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100%的省市自治区、100%的地级市、80%的县和县级市开展诵读工程；直接参加的少年儿童达到500万，间接影响3000万至3亿成年人；通过媒体所辐射的公众达到1亿人。实际情况是，各地学校的参与热情远超组委会的预想，原计划10年完成500万参与者的目标，5年就实现了。该工程实施8年，最终有800万少年儿童参加了古诗文诵读工程。“中国文化如果只在博物馆的藏品之中，只在出土文物的展品之中，这样的文化就和活着的人剥离了，就不会有力量。”陈越光说。

　　古诗文诵读工程的宗旨，与敦和基金会的使命“弘扬传统文化，促进人类和谐”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使得陈越光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下场踢球”。不过，陈越光更在意超越性——弘扬传统文化意在获得民族精神的浸润，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中包含对未来的答案。

　　宏愿背后往往是艰难险途。汤一介带着落空的夙愿离世，南怀瑾生前也满是无奈和失望，常叹自己“一事无成，一无是处”。而今，陈越光的成败又是未知。从中国文化书院、古诗文诵读工程到敦和基金会，从汤一介、南怀瑾到陈越光，几代理想主义者在理想主义晦暗的时代里，以异于常人的心志和定力守望中国文化。

　　（本刊资深记者张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撰文_章伟升 题图摄影_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