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怀念

　　2018年9月12日，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在中风、卧病多年后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六岁。笔者与沈先生有忘年之谊，自1992年始，先后在台北、香港等地与沈先生有过个人接触，面聆教诲。2007年夏在台北，第一次中风后坐着轮椅的沈先生，还曾专程请笔者吃饭，相聚甚欢。不料，离台回美不久，就听到沈先生二度中风入院的不祥之讯，从此他再也没能真正康复。可与此同时，笔者却接到了先生万里迢迢从台北寄来的、一本他经手操办的已逝中国学人的口述实录传记。此书是当日他在饭桌上言及的，显然是重病入院前的沈老先生，还心心念念惦记着，专门托人寄出的！此一刻，隔海捧书怀想遥念，痛祭这位海峡两岸广受尊崇的一代贤达，确实泪目难忍，感慨万千啊。

　　想象得出沈君山先生机智谐趣的快人快语，但想象不出他深挚动情的絮语绵绵；同样，想象得出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却想象不出沈君山家长里短的人生况味；想象得出他长袖善舞、广交天下的名士派头与书生儒雅，却想象不出他“左”倾反叛、冒险犯难的金刚怒目与拍案而起；想象得出他的睿智超群，在任一涉猎的领域里都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却想象不出他的旧学根底、文采斐然，能作一流的棋、桥国手，更能写一等一的好文章。当然，最可想象的，是沈先生三头六臂举重若轻地在朝野、科文、棋桥之间进出的健步如飞与笑声朗朗；最不可想象的，则是昨日还见“青丝玉颜”的沈君山竟然会一夜之间鬓发苍苍、支杖颟行而为残障者立言，却依旧不改其衣冠潇洒、笑声朗朗……

　　——这就是当年读《浮生三记》时杂陈在我心头的诸般感慨，也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仿若让人经历了五湖烟雨、十世三生的地方。

　　作为来自海峡对岸的一个小字辈，笔者曾有幸在台岛和海外场合，多次面聆先生的教诲，喝过先生的咖啡，与先生有过极难得的个人接触交往。那样的场合，大家都习惯称呼他“沈校长”、“沈老师”或者“沈公”的。他是这样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兄长式的长辈。无论在台北、在香港、在新加坡，在那几次议题宽泛的研讨会上，只要有沈先生在场，就一定不会有冷场、有隔膜、有僵局的时候。无论观念、旨趣多么不同的人物，他都能为大家找出共同话题，都能和你坐在一起，一无挂碍且一无矫饰地胡侃海聊——从两岸政经、琴棋书画一直谈到饮食男女。这样几乎是无边界、无疆域的包容度和被接受度——可以和海峡两岸的历届朝野人物平坐论道，可以超越从台湾“党外”时期到今天“蓝绿”纠缠的多党恩怨而始终保持独立参与、协调沟通的知识人姿态，更能在围棋、桥牌、诗酒以至武侠诸般武艺上和天下英豪一较短长，又能以优雅的绅士风度和流利的英语能力在西方政经、科研、人文舞台上如鱼得水——如此这般，都使得沈君山当得起“海峡两岸第一‘高人’”的称谓。

　　一如上言，沈君山纵横科文、政教、棋桥包括两岸事务多年，其“角色定位”是不容易“一言以蔽之”的。在晚岁写的《老病与生死》一文中，沈君山对自己一生经历有过如是的概括：“我的人生经验较不同，已经经过了两个大的转折，二十五岁出国是第一次，从台湾到美国，文化上很需要一番调适，但像我们那代的精英青年一样，也只有尽力在潮流安排的轨道下向前冲。十六年后，我在四十一岁时回国，是第二春，也是第二个大转折，变换了轨道，其后又度过了二十五年。其间虽然担任过短期的公职，也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但基本上还是在校园里度过，过的是士的生活。”士——从古代的“士大夫”到今天的“知识分子”，虽古今有歧义，但古义、今义中的不同意蕴都可以落在沈君山身上，凝聚成《浮生三记》最突出的一个主题——这是一本关于现代中国“士人”的书，一本适合讨论“士与中国文化”这个好题目的书。

　　在古义中，“士”通“仕”——“仕”乃官员或公务人员的意思。或者说，“士”是“仕”的字根，“仕”则是“士”的出处。“那个时代，仕是士的正途也几乎是士的唯一的专业，读书人总要到仕途去转一趟，才算尽了读圣贤书的本分”。古人所谓“入世”，一个重要含义即是：士而为仕。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以学科、专业的身份，与政治发生关系的知识分子。这，正是沈君山多少年来在台湾社会以及两岸政治中从不回避甚至有时是自觉选择的角色。从童年时代，受孙中山幼年破除迷信的故事影响，当着“党国大员”面扮演“打菩萨”英雄的童稚举动开始，沈君山其实就表现出这么一种富于社会意识的、敢于为认定的真理冒险犯难的个性特征。在兵荒马乱的学生时代，沈君山受“左”倾影响，把邻家喜欢管束调皮孩子的“好奶奶”当作“封建反动分子”来“革命批斗”的故事令人莞尔，却也表现出年少的作者当时已经逐渐确立的一种入世、有为、参与的人生态度。青年时代在美国参与“保钓运动”，选择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职，回台湾“清华大学”任教。应该说，沈君山的成为“保钓右翼”，与他出身于台湾国民党官宦家庭的成长背景直接相关。但是，难得的是，权贵出身的背景并没有使他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相反，自小形成的蔑视权威、同情弱势的个性以及多年在西方受教育所接受的熏陶，使他这位台湾当时的“四大公子”之一，竟然在威权政治当道的年头，发出“我们应该做红卫兵，给这些当权派来个当头棒喝”的宏论而语惊四座，并且身体力行，一直把自己的同情关注点放在当时受迫害的受难者家属一边。这种秉持知识良知，在书斋与庙堂之间自由进出，主动参与、自觉担当的朝野沟通的角色，是古来中国士人“明道救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胸怀与道义担当精神的现代版本，并成为沈君山人生里程中最夺目的一个标记，最鲜明的一道彩虹。

　　这里，我想稍稍停顿下来，花点笔墨讨论一下《浮生三记》中呈现的两岸关系中的“沈君山”角色。沈君山，可以说是台海两岸之衮衮诸公中，对两岸问题的研究、操劳，用心最勤、着力最深的前台人物。沈曾为聂卫平自传《围棋人生》作序《卫平与我》，现在来读这篇序言，你会惊讶地发觉：早在两岸尚未开放的1986年（台湾宣布“解严”、开放两岸探亲为1987年），身为台湾学苑政界“大公子”的沈君山，就“斗胆包天”地在香港的公众场合，“公然”与大陆“国手”聂卫平联手搭档下围棋、打桥牌，参加国际比赛了。面对当时记者挑衅性的提问，沈君山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政治是暂时的，民族、文化是久远的，我和聂先生都是中国人，围棋是几千年的文化。”“聂君在自传中认为这回答很政治，但这是（我）内心诚实的话。”更为难能的是，沈君山多年来玩围棋、桥牌之“物”，却不丧“家国”、“天下”之志。对自己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他一直存有非常清醒而睿智的认识。下面这段话，真是非历尽沧桑而高瞻远瞩的“高人”无以道出的：“人在世间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地位，也有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是暂时的，得位时高，失位时就消失了；社会地位是长期的，建立起来后，只要束身自爱做你自己，总在那儿，别人奈何不了你；历史地位则是永远的，但不是只靠努力可得，更不是人人可得，要靠机缘，就看怎么把握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而你正在创造历史地位的边缘。’我对卫平说。”文中写到与聂卫平、孔祥明交往的温情片断，笔底所流露的作为海峡那边一位知己、忘年交和贤厚长者的深挚感情，读来深情款款，入骨入肉，令人动容。沈君山把他与聂卫平的关系喻为“琴箫合奏，共创笑傲江湖之曲”，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作者心目中未来两岸关系的最好愿景呢！

　　沈君山在《怀念魏重庆》一文中言：“余与先生识于桥，君山触类旁通，然兴趣过广，复逸豫自适，才或有余，而未能为能。”这是先生的夫子自道。沈君山真乃当今时世一等一的聪明大脑矣。“过目不忘”、“举一反三”、“出口成章”、“四两拨千斤”等形容智慧才情的溢美之词，却是如笔者一样的每个稍稍接触过沈先生的人，马上就能在几分钟内切身感受到的真切情状。过多的兴趣与过多的才华容易使人“备多力分”，或许影响他在单一成就上的登峰造极。“追二兔不得一兔。”《浮生三记》里的许多篇什都言及围棋大师吴清源对初到日本学棋的林清峰的这一段告诫，这乃是作者的自剖与勉人——对于普天下衮衮“聪明人”，这都不啻一剂清凉散。然而，对于一般读者，《浮生三记》最令人会心之处，正是它的这种随处可见的、熠熠闪光的聪睿智慧的华彩，无论对于科学、政治、社会、人生或棋桥，那种知微见著的领悟力，要谈就谈出见地，谈到点子上。

　　比方，“理性和信仰是人类本性中的两部分”，宗教是“信而后验”，科学是“验而后信”。“知识障是‘破’要克服的困难，语言障是‘立’要克服的困难”。对常识性、认知性的话题，作者的一语中的，发人深省，显然得之于他胸有成竹的素养的厚积薄发。一篇《后科技时代文明和中国》的演讲，却是将常识上升到科学分析，然后再形成宏大的形上思辨，言简意赅地把今天在东、西知识圈子哄炒热闹的许多大问题——比如“文明冲突与科技发展”、“科技普适性”和“文明的普适性”、“普世文明与区域文明”、“东方文明与科技危机”等，言述得逻辑严谨、脉络清晰，并且，决不说模棱两可的“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之类的“拜年话”，在温润方正的立论中始终持有明确的价值取舍，持论中道却不乏质直敢言、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以“大角鹿的困境”寓意后现代文明的危机，全文充满了启人思迪的警世之言。这样的见地，就是言之有据却也掷地有声的：“因为科技的不断创新，文明也将不断变更。创造历史的原动力，渐将不再是不同文明的冲突，而是新科技与旧（普世）文明的冲突。这点福山和亨廷顿都忽略了。”

　　此书在知人论世方面所表现的人生智慧，读来也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试看，“世间成大事业者，由于才赋性格的不同，有春蚕和秋蜂两种风格。春蚕吐丝，尽其在我，至死而无悔，其成就之大小，在其一己之才力。至于秋蜂，自己并不产蜜，却懂得四处去采，其最后的成就，就要看他所处的环境和识别花果的才能。在艺文科学方面，成一代宗师者多是春蚕形的，但在经世治国方面，功成名就者多是秋蜂形的”。又如，“完美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完全不一定能画上等号。有情人当然最好成为眷属，但不必也不一定要成为眷属，婚姻的形式在改，将来也许契约的形式都会改掉，但终究是共同相处的伙伴。有灵性的伙伴，有知性的伙伴，有事业的伙伴，更有生活的伙伴。所谓生活包括柴米油盐日常相处。聪慧才情的男女，在爱情中沉湎于前两者，而婚姻的基石却往往在后两者。……真正懂得爱情的人，不只在获得，更在如何转化。失败了，如何化爱情为友情，成功结果了，也要花激情为温情，使之可长可久”。

　　《花莲的白灯塔》则完全是一篇美文，这样的文字功力，即便是放在今天那些“专业写手”手中，也不是可以轻易为之的：“……也是一个孟夏的黄昏，我在爱琴海畔，独自眺望着地中海的落日。重重的碧波，一重涌着一重，涌上礁岩，化作千丝万缕，沿着岩隙礁缝，直泻进来，只一瞬，便又急急地寻路归去。落日余晖，映着爱琴海中的小岛，裁罢蜀锦展吴霞，低低抹在秋天半，碧绿侵蚀着火红，太阳沉沉地向大海落去，一片浑圆，渐渐地便只余红一线，透出碧波。忽然，微微地跳一下，便都没有了。……”再如，写香江初见金庸：“……不过当晚，金庸还是约了几位棋文之友——我还记得，其中一位有一对炯炯眸子的青年，是胡菊人君——在半山他的寓所小聚，美酒佳肴，继之以围棋，风卷残云之后，就天南地北地谈起来，从聋哑老人的珍珑棋局到刚起的“文化大革命”，兴尽而返，已过子夜。望下山去，灿灿烂烂，也分不清是星是灯还是渔火，只是好一片江山。”

　　“淑世”这个词，或者可以理解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吧，它表示一种入世的、与现实保持一种参与、亲和的联系而又始终坚持独立、中立态度的入世与用世方式。爱德华·萨伊德曾在他的《知识分子论》里强调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就是“淑世”。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曾言：“就‘士’只重视‘知识’而言，他是近于希腊哲学家的；古人以‘通古今，决然否’六个字表示‘士’的特性，正可见‘士’的最重要的凭借也是‘理性’。但就‘士’之‘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而言，他又兼备了一种近于基督教的宗教情操。……就其兼具两重性格而言，中国的‘士’毋宁更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沈君山的《浮生三记》，正是这样一本“淑世”的中国士人——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灵读本”，它的意义，它的余味，是让人一卷在手，可以咀嚼再三的。

　　苏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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