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待隔年迟

　　2008年初，我应一位“纽约读书会”成员的要求，壮着胆子给余英时先生写了一封信，请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们纽约的同仁做一个讲座，谈谈他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上的一些成就。在信中我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点私货——一份我在2005年纽约读书会所做的关于波斯纳《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的首次讲座摘要，那是为了介绍我们纽约读书小组的情况。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余先生居然答应了我的请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现在已不到外面做讲座了，但对我们可以破一次例。我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把时间定在５月份，地点就在我的家里；因为我们都住在普林斯顿周围，余先生住校园以南一个竹林深处的幽静区域，我则住在校园以北的一个小镇上。

　　讲座定于5月24日（周六）下午两点半开始。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最高气温在二十二摄氏度左右，那个周末也正好是美国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前来参加讲座的有我们“纽约读书会”学社的戴舫（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文学系教授，他曾戏称我们的读书会为“食书蛮”学社），写了多本精美散文集的张宗子，台湾地区女作家施淑青，花旗集团的同事吴冰青，费城坛坡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赵善阳以及纽约社会科学新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刘海善等。遗憾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普切斯分校的历史系教授于仁秋因教学安排冲突而未能参加，但他请戴舫转带了两个问题。当我把余先生从他家里接到我家时已差不多是两点半了，正好我们那批读书会成员也陆续到齐了。余先生先做了一小时左右关于他中国知识人研究的一个总结性的自由演讲。然后由各位参与者提问，余先生再做详尽的答复和解释。这样的析疑答惑又持续了两小时。下面是笔者根据录像整理出来的余先生的演说和讲解，尽量把口语转换成了书面文字：

　　一、“轴心时代”

　　2006年12月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给我终生成就奖时，我在致辞中提到了一个论题，那就是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五世纪左右出现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轴心时期，西方产生了希腊的古典文化（索福克斯的悲剧、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国则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哲学）。这时的希腊和中国都首次出现了以游说为生的“士人”，孔子和柏拉图就是最著名的代表。这说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明或文化像希腊文明一样是一种“原创性”的文明，拥有原创性文明的所有潜力。比如，文艺复兴后再度花蕾怒放的人文主义也完全可以在儒家的原始思想里发掘出来。

　　我不太喜欢用“知识分子”一词，因为这个词充满了火药味，会使人联想到“革命分子”或“反动分子”。所以，倡导用“知识人”一词来概括受过大学教育、以传播知识和阐释知识为职业的阶层，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阶层。

　　“知识人”一词最早是从日本传播到中国的，也就是说是日本人对“Intellectual”一词的译法。同样，在上世纪初，中国人还从日文中借用了许多其他的翻译用语，比如像“哲学”、“国粹”和“国学”等。西方的很多概念不能准确地描述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比如，中国古代就恐怕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因为中国知识人直到佛教传入之前，基本上就不关心“形而上”的学问，没有西方那样的形而上学，就是像王国维和梁启超等人的学问，恐怕称之为“国学”更为合适。

　　但是，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知识人传统。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作为知识人的士便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不太关心“六合之外”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关怀人间的人文现象。关心形而上学，一直要到佛教传到中国之后才开始，宋、明的理学家才关心形而上学。中国知识人的特点是人间性，他们的学问“以人为中心”。但我们也不能套用西方的“人文主义”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儒学、心学或理学，许多西方的概念应用到中国要经过修正。许多中国的人物现实是中国特有的，用西方的概念无法表达。中国古代也没有西方那样的神学和宗教。西方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但中国知识人则像庄子那样采取“存六合之外不问”的态度，知道有一个超越于人间的世界，但是存而不问，因为讲不清楚。中国人也敬天，但和西方人崇拜上帝是不同的。中国知识人讲人心之学，把所有事物都收到心里，讲“内圣”，所以是心学和理学，认为读书的人明理，从而能够治理天下。因此，“內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士大夫事业和人生理想。

　　二、独特的科举制度

　　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引导下，中国在公元前140年就建立了一种“太学”制度，经过考试选拔，起用优秀的读书人在中央做官，差一点的派到地方做官，从而把治理国家的任务交给了知识上的精英分子。这种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从“太学”开始的制度以后就演化成了科举考试制度。这种考试也讲究知识人的道德品质，如孝顺，贤良等；认为读书人应当有道德责任，从而在治理百姓时不会过分自私（所谓“天下为公”）。这就是以“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人一直流传下来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当时的知识人经过科举选拔以后直接就进入了权力的中心，唐朝的时候一年才几十个进士，整个唐朝三百多年加起来也不过几千个进士。到了公元十一世纪的北宋时期，二三十年里便产生了几千个进士。宋朝以前法律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因为商人的利益不局限于他们家乡的地方利益，不像农人那样代表地方的利益。宋朝以后商人的势力逐渐壮大，王安石变法后，商人也可以参加科举了。到宋朝时每年的进士名额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清朝每年基本上是三百多人，最多时达五百人。到明、清时期还产生了幕僚制度，那是一批法律和税务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判刑、判例和税收等方面做参谋，供那些年纪轻轻就做了官的进士们聘用。“士”本来是农家出身，但“士”的竞争相当激烈，十个人差不多取一个，而从商的成功机会更大一些。到宋朝社会空间突然加大了，商人也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也推动文化发展。宋以后读书考试也更加花钱，所以有很多商人参加科举，中进士；而且商人有特别名额，商人也成为国家收入来源，大户出钱支持读书人。

　　古代读书人大都是自己耕种的农人。“耕读”就是联在一起使用的。范仲淹就是出身于农户，拜相之后鼓励宗族捐钱成立“义庄”，以便让更多的农户参加科举。同样，曾国藩家里也是一个农户。科举制度也设立了一些公共的规则来限制人的私心，比如考中的举人或进士不能到自己的家乡做官。中国的士人制度是超越朝代的，它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消亡，相反却在几千年里不断得到完善。它的继承性更加明显，到明清时趋于完善。以读书人治理国家的制度建立在儒家的“修身”理念之上：读书人必须有文化修养，超越个人私利，“天理人欲”是针对读书人说的，对百姓来说则是“民以食为天”。

　　因此，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便逐渐建立起了用读书人做官的制度，以后发展成科举考试制度，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西方建立的是贵族制度和宗教信仰。西方的知识人要到十八、十九世纪之后才出现，在那以前只有牧师才多少起到了知识人的作用。西方因为信仰宗教，关心身后升入天堂，关心人的灵魂和宇宙，牧师则掌握着每个人进入天堂的大门。因此，一位近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曾说：西方的知识人起源于牧师。最早的中国士人也出身于贵族，比如孔子就是贵族出身。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中国“知识人”也由权力的中心而落到了社会的边缘。之后，中国的知识人经历了不断的边缘化过程。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人传统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是由知识人搞起来的，所谓“匹夫有责”也是一种“知识人”意识。西方人不懂为什么中国的民主特别与“知识人”有关；“社会良知”实际上也是一种“知识人”的传统。

　　三、从儒家思想中开发“民主观念”

　　费城坛坡（Temple）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赵善阳问：中国在清朝以前是否也有“民主”思想？

　　余先生回答说：

　　孟子就曾说过：“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泰誓》）“民为本，君为轻。”这与西方人说的“Vice of the people is voice of the God”（民意即是神意）是一个意思。不过这些都是个别的言论，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系统的民主思想。但是儒家思想中拥有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所以，我相信，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可以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接轨。中国的传统官员也必须为民请命，为民说话。虽然中国没有选举的制度，但在中国传统制度里，有一种议政的制度：谏官可以对皇帝的政策提出各种意见，可以批评其他官员的政策措施。宋朝以后的皇帝实际上受到很多的牵制，比如有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御史台），他们也专门检举其他官吏。所以，在一个比较开明的皇朝，就是皇帝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到了1840年以后，提出民主改革的都是儒家官员，最早是王韬，后来有郑观应，再后来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君主立宪。他们都是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成年之后也没有放弃儒家思想。如果儒家思想与民主制度是相冲突的，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儒家官员提出民主改革的主张了。

　　纽约市的社会学博士刘海善问：知识人的定位有时给人以某种困惑感，是否一定要有“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才能成为知识人呢？

　　“道可道，非常道。”知识人在专业上（Occupation）做贡献，通过职业对社会做出贡献，便实现了一个知识人的作用。如果人人有使命感，社会必将大乱了。我不认为没有使命感就没有贡献，每人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在美国有想法就去市政厅举行的集会（Town hall meeting）。孙中山曾经说过，大志不是立志做官，而是做事，建立小秩序。所以，大道必须包容小道。作为普世价值，自由和平等之间也是有冲突的，自由如果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相反，过度的强制性平等则导致个人失去自由；所以最为重要的是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取得一种最佳的平衡。各种最为基本的普世价值要相互共存，有些价值（比如自由与平等）也只能是作为一种人间的最高理想，但是社会要有自我纠正的功能和自我完善的机制。

　　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大陆上很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动不动就用非常激烈的情绪化方式排斥国外的批评和某种政策。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一定要学会容忍，容忍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念；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要有“雅量”，像当年梁漱溟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我们知道，极端的民族主义往往导致民粹主义（Populism），而民粹主义则一向被专制统治者所利用；辛丑年间的义和团运动便是最典型的民粹主义案例，是下层民众排外情绪的一种大爆发，被当时的统治者利用了。

　　四、知识人的困境和未来

　　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知识人逐渐从权力的中心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知识人的边缘化在现代中国中不断深化，而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那时知识人的人格彻底威风扫地，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但中国知识人仍然抱着公共关怀，仍然拥有社会良知和“匹夫有责”的知识人意识，因而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共知识人。

　　在西方社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知识人也出现了不断边缘化的现象。英国学者C·P·斯诺写过一本《两种文化》，指出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人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相互之间根本没有联系，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他已经最先看到了知识界不断专业化的趋势。另一位学者彼特·瓦特生在《现代心灵》（2001）一书中则认为公共知识人来自自然科学，事实上也反映了专业化的情况。总之，随着社会空间的增大、知识专业的不断深化，大学生都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里，知识人在现代活动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在西方，知识人相对起作用的两个领域是新闻和律师行业。这也不是说，现在知识人在其他方面都不起作用了，而只是说，现在知识人没有以前那种“一呼百应”的影响作用了。但作为具体的知识人，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和道德品格，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在自己的领域里对社会作出贡献。

　　近年来美国政治也有走向极端化的趋势，但是正像哈佛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只要拥有一种“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那么各种看似政见极端不同的仍然可以凝聚在一起，保护共同的制度和价值。在一个多元价值社会中追寻基本价值，避免价值虚无的方法就是“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也就是从共同价值出发保护做人的基本道德和尊严。只要守住这个底线，中、西知识人最终都会走出自己所处的困境。

　　傅 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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