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于大地的心灵

　　托翁庄园的文学奖

　　真想不到，以托尔斯泰命名的俄罗斯国家文学奖还有一个缀词——庄园奖，评奖的口子缩小了，作品风格不言而喻。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前不久的北京中俄文学对话会上，托尔斯泰的玄孙弗拉基米尔认真地介绍着。

　　以巨匠之名设立国家文学奖已不鲜见，但为何加上“庄园”的前缀而不是其他呢？我觉得有价值倾向的文学奖有着不一般的品质，最少保持了一种文学个性。接下来，我的思绪飘向了远方，眼前不断浮现去年参观托尔斯泰庄园的情景。

　　托翁的贵族庄园真大啊，占地五百多亩，可以看到辽阔的农田。农田里曾经有很多村庄，每个村子有村长，给托翁家族干活的富人、农民、匠人和底层人，甚至乞丐、流浪者都住在里面。庄园里有学校，农民的子女可以上学，看病有诊所，祷告有教堂，还有孤儿院砖瓦厂和各种作坊，规模像个乡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可以说，托翁就是这里的镇长。

　　托翁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庄园原是母亲家的祖产，父母成婚后，父亲带着胞妹等人住了过来。母亲在他两岁时去世，七年后父亲去世，跟随过来的姑妈将他抚养成人。他十九岁弃学，与几个兄妹划分田产，成为庄园主。

　　托翁故居处在绿荫遮天的花园旁，是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小楼现在是托翁的生活博物馆，存储着过去的生活器物，书籍、衣服、单车、碗筷、锥子、剪刀、小锤等。我在故居过道的墙壁上看到列宾的油画《托尔斯泰在耕地》，为了画好这幅画，列宾躲在田野的沟渠里偷看他犁地，整整蹲了三天，画得生动传情，托翁也非常喜欢。托翁年轻时不想当庄园主，管理庄园常让他头痛，经常跑到地里干活，劈柴、赶马、犁田的农活无所不会，还亲手制作衣服、皮靴等用品。成婚后整天在磨坊磨麦子，友人来访常常见到一袭白衣的托翁，两只黑眼珠骨碌碌转。他还喜欢养蜜蜂，经常头顶纱套搬弄蜂窝，亲自摇蜜。

　　托翁只想做个自由的平民，他老早就要把田地分给农民，可是习惯了农奴生活的人竟不相信有这样的好事。这个事情暂时搁浅下来，但他心潮澎湃，为了转移心事，就关门写作，《青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著名作品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没想到，庄园就此成就了一个世界文豪。

　　托翁作品为什么具有超越世俗的思想，他毕竟是庄园地主出身？

　　青年时代，托翁在喀山大学学习法律，自学了很多西方哲学，觉得课堂远离现实，经常跟老师争论，后来干脆退学。他回乡发动了农奴制改革，但阻力较大，又去高加索军队服役，参加过几次战争，退役后去了圣彼得堡。他喜欢思考现实问题，并用文学表现出来，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写作成了他推动社会平等的另一条道路。

　　五十岁的时候，托翁写出深刻的《忏悔录》，对自己生活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并与很多旧势力决裂。他本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思考使他发现教义与实际差距太远，他认为宗教里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叫人变得愚昧、残酷和卑劣，经常用文字揭露教会虚伪的行径。他不去教堂，不领圣餐，不做祷告，后来被教会开除。

　　站在庄园门口，抬头看到挂在树上的一个大铁钟。这专为农民而设，他们有事就拉钟，托翁出来倾听，经常帮着农民讨债、看病、修房子，还替穷人写状书打官司、办学校、施舍渡难，甚至向政府讨要征税抢走的羊和母鸡。这些内容在他的《村中三日》里有生动的描写。那些时光里，庄园钟声不断，树下站满了远远近近的农民。

　　托翁有时穿着农民的粗袍子到村子里去，很多农民竟不认识他，但正好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农民百般仇恨地主和贵族。庄园复杂的社情，形成了托翁敏锐的思想，不放弃庄园，大地没有平等，理想无以实现。托翁的庄园里有上千个农奴，一天早上他毅然宣布解放农奴，让他们变成自由民，因而有了易骨之作《一个地主的早晨》。列宁说，国家农奴解放是十月革命后，托尔斯泰却是解放农奴第一人。英国作家罗沙蒙德写了一部《托尔斯泰传》，后记标题就叫《布尔什维克的元老》。

　　记得托翁有个短篇小说叫《蜡烛》，写一个农民在复活节做祈祷，他在犁铧上点燃一支蜡烛，嘴里不断念着“世上平安，人才有福”，结果犁铧前进转动，蜡烛不曾熄灭。真是奇巧，我在托翁的书桌上看到两支蜡烛，比一般的要高出很多，因为他要通夜写作，怕更换蜡烛耽误时间，就动手将两支蜡烛接在一起。殊不知，高高的蜡烛照亮了他的书桌，也照亮了世界上的黑暗角落！

　　可以想象，无数个孤寂的夜晚，烛泪流下来，积在烛台里，而托翁独坐案前，为世界上卑微的穷人，甚至会为笔下一个小人物的死而泪流满面。托翁活得很累，痛苦让他保持清醒，磨难使他变得宽容，热情让他的作品充满光芒。

　　世事成灰，烛泪不干，人们记住了明亮的蜡烛！

　　托翁身处庄园，心系广大平民，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援，但他的思想不为当局和贵族阶层所接受，很多人跟他对立着，就如他最亲近的妻子索菲娅。索菲娅出身城里的御医家庭，一向生活优裕，很不理解丈夫把田产、财物分给农民，甚至不领版税，过着清苦的生活。两人越来越难以沟通，多次发生争吵。

　　在托翁八十二岁高龄的一个冬夜，夫妻俩又发生冲突，他义无反顾地爬上马车，在雪花纷飞中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庄园。出走的路上，他又叫人去取回前几天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稿《论社会主义》，他还想将人人平等的看法完善一下，但是文稿没有找到。十天后，托翁因风寒病倒在异乡的火车站里，很多人闻讯赶来，他却说：“大地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受苦受难，你们为什么全在这里照料一个托尔斯泰？”不久，托翁的遗体被运回来，安葬在庄园的树林里。

　　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说：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

　　无数的人来到托翁的庄园，在他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的矮坟前追思。没有焚纸，没有献花，有人就在林子里捡上几个落下的红苹果，摆在长满青草的土堆前……

　　阿赫玛托娃的窗口

　　圣彼得堡的夏园，习称喷泉公园，园内以众多别具艺术匠心的喷泉和雕塑著称。导游说这是沙皇时代皇宫贵族的消暑胜地。突然间，我想起了跨越俄罗斯新、旧两个时代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读她的传记得知，她就住在这个公园附近，故居叫“喷泉屋”。我心跳不已地向导游问讯，他说就在外面的喷泉街上，可以去看看，时间很充足。

　　我一路小跑，很快找到了“喷泉屋”公寓楼，一栋老旧的三层楼房，现为阿赫玛托娃纪念馆。房子是黄颜色的墙壁，铁栅栏围着一个小花园，园内有几棵高树。在一处绿荫下，我看到书中提到的一张长条铁架椅子，椅子对着公寓楼。出于对一位饱受苦难的世界级诗人的尊重，我从园子的侧面进入了楼房，因为特务就曾坐在椅子上监视她，间隔不久要她在窗口出现一次。我不想从正面去凝望窗户，那是对她美丽颜容的不恭。我相信她还伫立在窗口。

　　阿赫玛托娃是一个喜欢倚窗眺望远景的诗人，她卓尔不凡的气质，让她甫一出道，就震荡了圣彼得堡这个老气横秋的城市。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生于乌克兰的敖德萨，父亲是一名从海军退役的文官，她一岁多全家迁往圣彼得堡近郊的皇村。皇村是普希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对她的诗歌理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家人不看好她写诗，但她坚持用笔名“安娜·阿赫玛托娃”发表诗作。1912年阿赫玛托娃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赢得了最初的声誉；1914年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念珠》，诗界认为她的语言简洁准确，叙述有细节，情感真挚，溯流而上，直追普希金。她早期的诗作《我们将不会共用同一只杯子》，足以窥见她站在窗口的独特身姿：“我们将不会共用同一只杯子／喝水，或是饮甘甜的美酒／我们不会在清晨亲吻／而黄昏时一起眺望窗口／你呼吸着阳光，我呼吸着月亮／可我们在同一的爱情中生长。”

　　阿赫玛托娃有着众多的追慕者，就连与她齐名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向她献诗表达敬意，她却不冷不热。对自己心仪的人，她从不掩饰喜悦。有一次，她带着玫瑰花去看望青年画家莫迪利阿尼，画家锁门外出了，她将一枝枝花从窗户扔了进去，画家回来后很是惊讶，因为摆得十分美丽！阿赫玛托娃就是这样在率性中展现诗意的，显得妖娆气高。她成名不久就陷入了风浪，最美好的时光都陷在了婚姻、政治、战争的长期煎熬中。

　　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丈夫经常出国考察文化艺术，身后跟随众多的年轻女性。八年后，两人离婚，阿赫玛托娃嫁给了亚述学者希列伊科，却只能充当对方的生活佣人，苦闷得写不出诗来。五年后，阿赫玛托娃与艺术史学者普宁同居，但普宁未与前妻离婚，阿赫玛托娃就这样尴尬地与普宁一家居住了十五年，后来她与古米廖夫的孩子列夫也过来一同生活，她还担负了给普宁女儿教法语的义务。

　　我看到阿赫玛托娃的居住间十分狭小，儿子住在走廊上，普宁后来又与前妻住到一个房间，她饱受冷眼和委屈，甚至连张床都没有，只能在沙发上依偎孤冷的身心。这样一个巢穴，怎能安放一颗伟大的诗心？阿赫玛托娃没有更好的选择，她离不开这个地方，物质上一贫如洗，只得低首屋檐。然而，三个男人都不看好她的诗才，不断打击、挖苦她的写作。阿赫玛托娃不予回应，相比政治上的压力，这都不算什么。

　　1921年8月，已经离婚三年的古米廖夫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但依然牵连到阿赫玛托娃，因她写诗表达过愤慨。政府取消了她的购物证、医疗证，把她从文艺队伍中清理出去，骂为半修女、半妓女，不准写作、出版、传播和发声，监视了行止。之后，列夫和普宁也受到影响，多次被捕入狱。

　　这种环境里，阿赫玛托娃始终没有放弃，仍然站立在自己的窗口上，其他很多人选择流亡、封笔、自杀或调整立场、跟上形势。阿赫玛托娃选择沉默，用笃定的内心去应对困难和痛苦。在德军进攻到圣彼得堡时，人们都能看到这位著名诗人的身影，她与平民一道在饥寒中躲避炮弹、站岗御敌。她还把儿子列夫送到前线战斗，报答她的是，胜利后列夫第四次被关押、判处流放。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她真实的传记。我买过她不少的诗选本，2017年现代出版社推出汪剑钊翻译的《我已沉默那么多沉重的岁月》，尽管选诗大多重复，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回来，因为我心仪这个书名，取自诗作《一棵老橡树在絮叨着往事》：“我已经沉默那么多沉重的岁月／相会的尝试还不曾放弃／很早我就已知道你的答案／我爱，却不曾为人所爱。”这个书名太贴近阿赫玛托娃的心境了——又能怎样，只有沉默，沉默，沉默。

　　沉默不是停止，思索仍然进行，探索去路是一个诗人的天职。

　　阿赫玛托娃的起居室有一张梳妆台样的小桌，上面摆着一个很大的铜质刻纹烟灰缸，难道她还抽烟，好像只爱好伏特加，酒量极好！讲俄语的管理员比比画画让我明白，这是用来焚烧手稿的，她一直在秘密写作。

　　原来阿赫玛托娃在这个小房子的饭桌和沙发上写了很多诗，她的身体被诗心激荡着。在一个寒冷天，她去监狱探望儿子，长长的等待队列里，一个女人哆哆嗦嗦对她说，你能不能把这一切写下来。阿赫玛托娃很是惊讶，女人不说牵肠挂肚的狱中丈夫，而是寄望一首诗，似乎只有诗歌才能超越生活的苦难！阿赫玛托娃默默地点头了。很多个日子，她在小房子里暗暗地践行承诺，写出了包括最伟大的组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部分章节。写下一段，背了又背，直至完全记到心里，然后将稿纸烧掉。

　　我听了十分惊讶，她怎么写得出来？经常饥肠辘辘不说，窗外坐着监视、随时会上楼来搜查的特务——实质上已多次被偷偷搜查。写作者大多不能在别人的注视下写出字来，除非目无余物。而我透过这个窗户，看到的是那张铁椅子，身上冷意顿起。

　　阿赫玛托娃在这个公寓楼居住了将近三十年，经历了苏联以来所有的动荡，本身就是一部生动又沉重的苏联当代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反后，她凭着惊人的记忆将诗作默写出来，接二连三地发表和出版。人们惊讶，阿赫玛托娃怎么能埋藏那么多的诗作？可曾知道，她早已写出，放在心里一遍遍默诵。这是自我折磨，还是拯救？！

　　阿赫玛托娃的身世是苦难的渊薮，诗歌却保持了少有的贵族精神，就连1929年出版的《苏联文学百科全书》里，也描述她是“既没获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职位，却已丢失了封建社会的贵族女诗人”。英国学者伯林在记录1945年与她的访谈中动情地写下：“她高贵得像一位女王。”高贵其身，阿赫玛托娃何以能够？这莫过于她去除了欲望，用内心的疏远，抵御了所有的沉重和复杂。

　　我越发觉得，“喷泉屋”的存在是一种道途所指，高贵的诗歌并不产生于华丽的殿堂；每一个诗人要展现的是心灵的窗口，窗口不敞开，生命的风景就无以呈现。于此，诗人最重要的是寻找和守望自己的窗口。

　　在《安魂曲》的《尾声》里，阿赫玛托娃执着地站在窗口遥望：“而未来的某一天，在这个国家／倘若要为我竖起一座纪念碑／我可以答应这样隆重的仪典／但必须恪守一个条件／不要建造在我出生的海滨／我和大海最后的纽带已经中断／也不要在皇家花园隐秘的树墩旁／那里绝望的影子正在寻找我／而要在这里，我站立过三百小时的地方。”在她走后，纪念碑出现在了“喷泉屋”的园子里。她好像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这是历史演进中不会漏下的景观。

　　阿赫玛托娃一度被视为承受悲剧的天才诗人，人们捧读她的诗作，亲昵地喊她“安娜”，因为“安娜”这个形象是俄罗斯民族沉静美丽和坚韧隐忍的化身。英国女作家伊莱茵·范斯坦后来给阿赫玛托娃作传时，就取名《俄罗斯的安娜》。我把这本书买了回来，这是多么凝重的名字——唯有“安娜”，可以抚慰和镇定大地上的忧伤及躁动。

　　当然，我没有资格直呼“安娜”，我虔诚地仰视了挂在墙上的她各个时期的相框，以示一个后辈作家的敬意。我还看到一本留言簿，其中有天津作家冯骥才先生的笔迹：“个人命运的苦难和时代的苦难，都在她一生的悲剧中，也在她永恒的诗里。”而我这次从天津转机来俄罗斯时，朋友送给我两个冯先生签名的纪念封，现在竟在这里遇上他了，这全因为阿赫玛托娃。

　　契诃夫故居的芬芳药草

　　参观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乡下故居前，我做了一些功课，踏进故园后，一切似曾相识，林间树木、起居器物和书房陈设，跟书里介绍的几乎一样，透着一种老气息。

　　这是一处幽静的乡下庄园，起居室、储藏室、会客室等七、八座房屋坐落其间，相互间隔几十米的距离，中间有高大的树木，绿荫遮了一地。契诃夫的写作小屋未跟书房、卧室连在一起，是一座尖顶木屋，设置了露天阳台，前方盛开着红白相间的花草。他居住在这里，倒像个孤独的守林人。

　　我独自来到一座有几个窗户的木房前，门口有一小片绿色的植物，散发淡淡的清香，边上插着几块标牌，写着俄文，看不懂是什么。进到虚掩的门里，里面有一个俄罗斯老妇人，应是看房子的管理员。她的脸上没有迎接客人的表情，但我想向她了解地里的植物，就打着手势询问。她指着绿色的草生物，用俄语认真地解释着，可我一点都听不懂。她又呜哩哇啦地说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一副木然的样子。她急了，先是做着双手捧腹的动作，然后表演端杯喝水的样子，再指指地里的草生物。我还是没搞懂，直愣愣地看着她。她更急了，一把将我拉进屋里，指着几样器物给我看，然后躺到一个长椅上，不住地呻吟。这下我明白了，她在表演生病，绿色的植物是熬水的草药，因为房子里还有悬壶、针刀、药瓶等物。

　　我突然想起了，契诃夫是个医生啊！脑子怎不转弯，让人滑稽地表演了半天！

　　契诃夫出生在一个小商铺家庭。生意不景气，父亲跑到莫斯科躲债，想尽办法让他们兄妹几个接受教育，他得以进入医学院。他喜欢写故事，给画报配文，不时挣到稿费，化解了家庭的生活窘迫。

　　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近郊行医，他写了不少的小说，又去了圣彼得堡，继续给报刊投稿。契诃夫显露了不一般的才情，引起了一些老作家的关注，六十四岁的散文家德米特里来信，劝他严肃地写作，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没有分量的打趣文章上。老作家的来信给契诃夫激励很大，他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后面的小说和戏剧转向了社会深层。1888年发表了《草原》，俄国科学院授予了他“普希金奖”，他一下声名鹊起，报刊纷纷约稿。

　　在热闹的称誉中，契诃夫反而低沉了，他的哥哥死于肺结核，他的戏剧被皇家剧院拒绝。他觉得作品接近时代的疼痛不够，化解社会的顽症不力。

　　在自己也患上肺结核的早期，契诃夫毅然独自踏上了去库页岛的迢迢路途，要去看看这个声名狼藉的政治流放地。他穿过漫长又寒冷的西伯利亚荒原，在库页岛停留了三个月，还漂流到了黑龙江上，在瑷珲边城驻过步，最后乘船经中国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返回莫斯科。

　　这次远游回来后，契诃夫思想变化很大，他在梅利霍沃购买了这处乡下房子，修整扩建后，将父母接来一起生活，在莫斯科的妹妹玛利亚也经常来陪同。契诃夫在这里写出了小说《第六病室》，叙述一个医生因为亲近神经病患者，被人视为不正常而关进病室。小说批判了摧损鲜活生命的僵化制度，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他的作品，由此呈现了社会性、批判性和民主性的品质。

　　在庄园生活，契诃夫倾心于农民，协调办了两所学校，参加人口普查，防疫霍乱。他喜欢培育草木，还种植了很多药草，免费送给病人。契诃夫曾送给高尔基一块手表，上面刻着“契诃夫医生赠”，他更高兴别人称他是个医生，行医使他了解到了真实的社会病根，他要把药草种到更广阔的文字世界里。

　　几年间，契诃夫创作了《农民》、《在峡谷里》、《出差》、《海鸥》、《三姐妹》等充满时代道德激情的小说和戏剧。他住房的东墙下，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小戏台，台下放着几排长条椅子，他写出的剧本就在这里试演，让附近的平民前来观看。他说他的戏剧要在树林里布景，然后根据他们的感受和渴求来修改。后来每部作品在莫斯科的大剧院上演，轰动了街巷，戏剧里表达的想法和希望，直抵时代之痒和人心深处。

　　一个作家不仅要写出反映时代的作品，更要分析时代、给出方子，实现抵达。除此，再华丽的文字都是缺乏重量的，更谈不上划时代。契诃夫十分清楚，写作是另一种行医，必须面对时代的痛楚。

　　可是，契诃夫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了，多次咯血，到外地治疗了几次。他觉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紧写出戏剧《樱桃园》，最后一次回到梅利霍沃庄园时，在小戏台试演了一回，农民们和他依依不舍，因为他不得不卖掉庄园换钱治病。后来，他住到了气候温暖的雅尔塔。

　　不久，这部戏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观众，女演员奥尔加由此爱上了契诃夫。两人书信往来，不久秘密结婚，却长期两地分居。四年后契诃夫在德国病逝，年仅四十四岁。奥尔加后来一直未婚，好像在延续着樱桃园的故事。

　　我在庄园里看到了一尊高高的契诃夫石像，上面刻着俄文，碑下放着几枝鲜花，以为他安息在这里，后来参观莫斯科的新圣母修道院公墓，才知道他并不安葬在庄园里。他离世后，妹妹玛利亚极有远见，将这个庄园重新买了回来，恢复了过去的陈设，她一直在这里守护，活了九十四岁。

邓跃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