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张中行先生

　　一

　　1986年，我妹妹王红舒（小说《杨沫初恋》的作者，中国作协会员）在香河县政协工作，负责文史资料编辑，知道作家杨沫曾在当地当过教师，于是到北京采访了她，两次深情的谈话足有十几个小时，红舒非常认真地做记录，并且录了十几盘录音带。

　　后来，红舒又两次访问张中行，张中行没有杨沫热情，但诚恳、平易，毫无架子并透露出深深的思乡情绪。其时，张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审，我当时在县政府工作，县长侯国强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很喜欢文学艺术，更愿意和文人交往。张先生来后，县长亲自陪同，让我去安排吃饭住宿。当我给张先生安排县招待所的单间后，张先生忽然问我：你在农村有家吗？我说，父母都在农村居住。张先生问：是否有火烧的土炕？我说，有。张先生问：能否腾出一间让我住几天，跟你老父亲一块住更好。我和父亲都很高兴，于是，张中行第一次来香河住在我乡下的父母家里。

　　以前听说，张中行先生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的原型，以为他是瘦小黧黑的人物，以为他是只钻书本、看不起群众的酸腐清高的资产阶级学者型的人。待见了他，却大相径庭，他高大白皙，温文尔雅，像个退休的老工人，和做过教师的父亲竟一见如故。他先摸摸家乡的土炕：呵，真热，真好，几十年没睡过这么热的炕头了，这回到家了。欣喜之态，有如儿童。没坐一会儿，他就拉父亲跟他去到田野中遛弯儿。两个老头出村西口，一直往运河大堤走去。其时，正是农村的麦收前夕，遍地麦田如金波翻卷，大堤上绿荫铺地，堤外的运河水如白练般静静流淌，张先生一路啧啧赞叹：真是桃花源一般，太好了，我要多住几天。父亲回来跟我说：这是那个“余永泽”的原型吗？这资产阶级学者怎么比好多干部更爱田园土地，更平易可亲，哪有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

　　于是，张中行在我家住了下来，每天早晨和父亲骑车子到香河城去吃油条豆汁、豆腐脑，然后老哥俩儿在县城寻找昔日风光及景物的遗存，对昔日光阴发思古之幽情，晚上写诗文记游，谈过去的香河的名人、名事。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在香河县读中、小学，比张先生小，对学界人物略有所知。当时张先生七十七岁，我父亲六十三岁，两位老人骑自行车西行四里到大运河，东行八里到潮白河，南行十五里到青龙湾，站在青龙湾北大堤上，张先生向南眺望，对岸就是他的已划到武清县的家乡——河北屯的石庄。父亲问他是否想家，他说“文革”被哄回家劳动几年，家中没人了，还是香河县人好，就永远认定是香河人了。当年，张中行只是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作文杂谈》，尚没有什么名气，他送我一本，上面写道：“何时一樽酒，相与细论文。奉宏任乡友正之。丙寅仲夏作者。”我和妹妹每天晚上陪张先生聊天，其时他正在写作《负暄琐话》，尚未出版，香河县的领导和乡亲对这个尚未出名的老人是热情真挚的。所以，后来在他成名以后，武清县的领导多次劝其改籍，他始终不为所动的缘由即在此。

　　张先生第二次来香河是住在五百户我的一个学生卢志仓的家里，他和志仓的爷爷每天到青龙湾大堤上去散步，五百户在青龙湾北堤下面，张先生常凭堤远眺，对岸到底是他的父母之邦。志仓爷爷是个两眼近于盲的七十岁老头，基本是个文盲，但是这个大学者竟与老头谈得开心而亲切。志仓家养头驴，张先生爱驴，每天喂驴，给驴搔痒，爱听驴叫。而孙止务的家中养两只大白鹅，两只白鹅一叫，张先生就喂它们青菜。他后来在他被启功称为“思想自传”的《流年碎影》中写道：“住，乡两处，五百户卢家的驴声小院，孙止务的王家鹅声小院；半乡半城一处，南台凌家的维新客房（已易火炕为软床）；城两处，县政协和大气物理研究所香河站。”其实，张先生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有日本学者来专门拜访他，非要住先生家乡的土炕，张先生给我来信兼打电话，让我再找一个有土炕的农家去住上几日，此时我家的土炕已经拆了，我千方百计地找了前景亭村党支部书记张显荣的梨花小院，他在这里住了六天，时间是1997年7月10日。这几天我安排人带张先生游了中信国安公司建的“天下第一城”、“国安度假村”，游了青龙湾、大运河、潮白河，看了八百年仍然蓬勃生长的银杏树，转了香河县几十里大堤，观赏了运河滩上几万亩的青葱碧绿的青纱帐。陪同的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刘志和副县长石文芝，张先生给每位领导赠了书，给我们局的每位局长写了条幅。这是先生在香河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最高兴的一次。还有一次，是住在南台村凌恩毓家，这是离县城很近的农村，凌家也有小驴，先生每天给小驴喂草，让我给他和小驴照了许多照片，先生卧病在床的时候经常看这些照片。

　　先生在我家住时，有一天傍晚回家提几个“面瓜”，这种瓜熟了像熟红薯一样软面，过熟了就拿不起来，先生买的是已经过熟了的。我问：您为什么买这么多？张先生说：一个老太太晒了一天了，还有几个没卖了，我看她太艰难了，为几个瓜还要看半天，给老太太十元钱连兜都买了；老太太非要找我钱，我怎能要哪，农民卖点钱多难呀，不易呀。说着说着，洗了洗就吃起来，没牙老头吃面瓜，吃得用心仔细。

　　二

　　我第一次到张中行先生原在北京大学的宿舍，就像走进一个贫苦教师的宿舍，放眼打量，一片暗淡陈旧：那古老的木床是先生岳母留下的铺板搭的，那陈旧的书桌已经木榫开裂，那1932年购置的藤椅已经像衰年的老人那样摇摇欲坠，可是他硬是把它浑身缠上“绷带”要它在那儿陪着自己硬撑在人间；书架是旧的，书是旧的发黄的，书桌上那块乾隆年间的端砚上面的檀木已经摩挲得如石头一样油滑光亮，墙上挂着叶恭绰的小楷，纸和木框都是陈旧的，张先生的服装还是五十年代的式样。他在九十年代初搬到齐家豁子华严里新楼，他家是唯一没有任何装修的，只是把原来房中的所有陈旧家具和摆设毫无挑剔地请进新房，尤其那个藤椅和书桌、旧床还是按原来的格局放在那个既定的位置上。此时的张先生已经名满天下了，物业小区的传达员说，张先生有三多：来访的人多，寄来的书、报多，寄来的稿费多。

　　张中行先生处世平和善良，善解人意。北大读书几年，对于所有任课教授都尊敬有加，他的《负暄琐话》中写了十九个教授，包括胡适，他对胡适解聘林损教授感到有“公报私仇”之嫌，可见其宽厚仁义。他和熊十力、林宰平、朱自清、周作人等许多人都关系很好。1949年后，与启功等一些书画家关系紧密。最能体现张中行先生君子风格的是他对于杨沫的态度，他晚年心平气和地说：“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杨沫与张中行年轻时热恋两年，后分手。当杨落难，外调到张四次，他每次都说：“我看杨沫永远是革命的，我是永远不革命但是也不反革命！”

　　季羡林盛赞张中行为“至人”、“逸人”，他们惺惺相惜，交谊深厚，甚至俩人在平素生活中，都爱穿旧款衣服，保持老式做派和书生意气，一如本色。中行先生谦恭好学，虚己待人，他和启功交情极好，在我们后学面前总夸启先生如何渊博、功深、道高，他给我求启功先生一幅书法：“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宏任同志嘱书即正一九八七年三月启功。”可是那次我到先生家去，看他桌上有几张启先生给他的书信，是非常潇洒遒劲的蝇头小行书，上书：“中翁大德侍奉：您把沙弥害苦了！又是一夜没睡着。反复拜读大‘话，怎么那么短！何时出续集？我把余生看书精力存着攒着，以待多看续‘话！……是史，是诗，是史诗，是诗史。怎么说都行……”这是启功先生读张先生《负暄琐话》后写给张先生的信。启先生在读《顺生论》后记中说，张中行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唯一的“人生哲学家”。张先生本来想以启先生的文作跋的，见这样写，弃而不用，认为言过其实，自己难以担当。想时下作序找名家，都希望作序者“有骆驼不说驴”，张先生是生怕别人把自己评高了，这是真正的“求真务实”。

　　记得有一次，和张先生到燕莎商城去遛弯儿，出门时有算命者给张先生相面，言其大富大贵，张先生说：“你能算出我富，说出我有多少钱？说我贵，说出我做多大官，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说对了，这位先生作证，我奉送你一万元，说不准，走开，别吃骗人这碗饭！”相面者愧疚而退。张先生告诉我方法：凡遇这类捧人以謀财者，你就叩其细者而问之，他肯定是顺杆子爬的骗子，他利用人的求好运信天命的愚昧的虚荣心。张先生年逾九十还能与时俱进，他在谈其老师熊十力的一篇文章中说：老师样样都好，只是解释宇宙起源还得相信霍金的大爆炸理论。他是彻底的科学无神论者，这是他不同于某些信神鬼和天命狂捧《易经》的所谓“国学家”的优越之处。他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得力于学贯中西，他上大学时，既读“十三经”，也读康德、穆勒、弗洛伊德，而且精通英文，能读原著。他虽然衣着纯粹中国式，可是思想包容天下先进思想，他是科学和民主的追求者。

　　王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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