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士李慈铭与《祁忠惠公遗集 》

  • 来源:书屋
  • 关键字:学术,影响,友谊
  • 发布时间:2019-03-17 22:36

  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式侯,后改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在有清一代的学术史、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不过,李慈铭在科场并不算春风得意。在同治九年步入不惑之年时,他才考中举人;光绪六年才中进士,次年官授山西道监察御史。通过围绕他对《祁忠惠公遗集》的藏书活动的考察,有助于对其建立起更为深入的认知。

  清代藏书、刻书风气盛行,尤以江浙地区为最。在李慈铭的家乡绍兴,藏书事业在明代就有良好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不仅为著书立说而积累大量文献,并且因兴趣爱好而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广泛搜集,晨夕经营。著名的藏书楼澹生堂主人祁承即为李慈铭的八世外祖。而李慈铭的外七世祖祁彪佳是明、清鼎革之际自沉殉国的忠义之臣。祁家为了避乱,将家藏书籍转移至云门山化鹿寺。清顺治十八年(1661),祁彪佳之子祁理孙、祁班孙卷入著名的“通海案”,祁班孙被遣戍宁古塔。祁家为了解救他而被迫变卖家产。从“澹生堂”到“八求楼”再到“奕庆楼”,反映了祖孙三代人对于藏书事业的执念。到了道光年间,山阴人杜煦、杜春生兄弟热心乡邦文献的整理,“延访故家,力为摭拾,鸿文只字,巨细毕赅”,于道光十五年(1835)刊印了《祁忠惠公遗集》十卷。中华书局在1960年整理出版了该版本,并改书名为《祁彪佳集》。此外,杜氏昆仲还在道光二十二年曾经对原来的《祁忠惠公遗集》进行了增补、刊印,是集一直湮没不彰。

  笔者近读国家图书馆北海古籍部所藏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祁忠惠公遗集》,偶获李慈铭题记,现迻录如下,并略作考述:

  家藏旧有是集,经乱不存。在都时,得一初印本,为吴梅梁侍郎旧物。昔年将出都,潘伯寅侍郎来别,属至南中购《刘子全书》及是集。予即举所购吴氏物赠之。去年,至武林,阅市,见有此数部而皆阙其(末)附编《锦囊集》等一册。今年冬,始以钱六百文买得一以归。越中刻版已毁,印本亦甚难得,当续觅所缺者补完之。

  文末落款为“时同治戊辰十月,外七世孙李慈铭谨识”。同治戊辰,即同治七年(1868)。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集序是考察文集版本源流的重要资料,作序本身亦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越缦堂日记》“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夜阅《祁忠惠公集》中《越郡园名记》,以壶觞村为山阴山水最佳处,余以为不及湖塘也。”此次读书所依据的是旧有家藏本。《越缦堂日记》“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条记载:“傍晚复阅肆,买得《祁忠惠公集》一部,捧归,喜甚,即系一跋。夜阅《忠惠集》。”此即题记中所提到的吴梅梁之初印本。吴梅梁,即为道光十五年刻的《祁忠惠公遗集》作序之吴杰,字卓士,号梅梁,浙江会稽人。清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他在序中谈到自己“向往之志,亦犹是尔。第以在官之身,不能如尺庄、禾子搜访之勤,使前贤遗文轶事备载于编”。尺庄、禾子即杜煦、杜春生兄弟。

  李慈铭在题记中谈到自己在出都时,友人潘祖荫来送别,并请求他代购《刘子全书》与《祁忠惠公遗集》。潘祖荫,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咸丰二年进士,官拜工部尚书。潘氏所求之《刘子全书》亦是杜氏昆仲于道光年间所刻之书。从道光二十二年的增补本的保存情况来看,李慈铭谈到由于兵燹,家藏本“经乱不存”,而“刻版已毁,印本亦甚难得”,因此,當他在都中看到这一吴杰旧物时,其举止是“捧归,喜甚”,并写作一跋以纪念。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少研究者均致力于探讨李慈铭与其同道中人的友谊。例如他与周星诒、周星誉兄弟由亲善到决裂的过程,从中反映出他看待挚友是“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从他毫不犹豫地将此珍本赠送给友人潘祖荫的举动来看,想必既有其礼尚往来之义,亦有可能是有求托之事。对于后者的具体史实,我们并不清楚,但对于前者,则有史实根据,在此略谈一二。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提到李慈铭“至都,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为上客”。可以说,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是他与身居高位之人结交的基础。就经济状况而言,李家家道中落。在李慈铭入都以后,生活开支陡然增加,但薪俸微薄,他不得不时常接受友人们的各种经济资助与礼物馈赠。从兴趣爱好来看,潘祖荫通经史,工诗文,又喜金石。他与同是会稽人的赵之谦亦有深交。赵之谦与李慈铭既同籍绍兴,年龄相仿,亦同是仕途困顿,二人的整体情况很相似。书籍既是李慈铭的知识来源和一大爱好,也是他与他人礼尚往来的见证。从现实层面来看,人情往来的一大来源就是对方心爱之物。李慈铭与潘祖荫互动良多,不仅得到过潘氏的提携,也在彼此的切磋文艺中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

  《越缦堂日记》记录了在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那天,李慈铭“以钱六百文购得《祁忠惠公集》一部”。此书即是他在武林购得之物,亦是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所看到的本子。从人物形象来看,李慈铭是晚清名士的一大典型。他始终与周围的各色人等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关系,有着共同的旨趣爱好,互利共存,从而对其本人的仕途、学识与生活产生影响。通过研读道光二十二年《祁忠惠公遗集》中的题记,并结合李慈铭日记所提供的线索,既可补版本之阙,亦可一窥晚清名士的生活面相。

  曹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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