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何以教：关于《思复堂遗诗》笺注本

　　《思复堂遗诗》是“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1909—1978）母亲的诗集。1973年唐君毅在母亲去世十周年之际，在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了亲订手抄影印本《遗诗》。之后1991年、2016年两岸《唐君毅全集》均曾以《亲人著述》的形式收录。但自其问世将近半世纪，她多半只是作为一位“名人之母”的闺阁吟唱的风雅陪衬出现。尽管1973年唐先生亲订本“编后记”中曾如此称道其母之诗：“吾母常称温柔敦厚为诗教，于古人之诗，喜道及陶之意境与杜之性情，未尝以模拟雕饰为诗也。吾稍知学问，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顾吾为学，偏向知解。及今年已垂老，方渐知诗礼乐之教，为教之至极；亦不敢于慈亲之作妄作评论。唯当今之世，人伦道丧，本温柔敦厚之旨以为诗者，盖不多见。则吾母之遗诗，亦当为关心世教之大雅君子所不废。”

　　而作为与唐氏父子皆有情谊的近世佛学巨擘欧阳渐（字竟无，1871—1943。君毅之父迪风公曾于1925—1927年间就学于南京），在唐父迪风偶染时疫遽然去世之后，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直接以“蜀中奇女子”称许其妻（即君毅之母，诗人本人）；“能诗”之外，对其德行评价更高，所谓“能诗以才调见长者奚足望其项背。夫人之德古所难及”。因为教子有方，“佳嗣如君毅能学圣学”，其风仪可以“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可毗”，认为其诗“悲天悯人而不碍其乐天知命”。而据唐君毅《母丧杂记》，欧阳竟无正是被唐母之诗感动，“叹为稀有”，方起念为唐迪风作墓志铭，

　　2018年春，笔者因缘凑泊，偶然得见《思复堂遗诗》。一读之下，深感震动。例如她作為抚育了六个儿女（其中三女叔德早夭）的母亲，有不少诗皆是为教养子女成立。《示恂儿》写作起因是“恂儿肄业峨眉四川大学，与同学某龃龉，余因缀数句以警之”。她先写一五言诗：“举世少复真，渊明先我告。汲汲鲁中叟，弥缝乏其道。硁硁击磬声，荷篑犹讥笑。果哉末之难，沦胥以自悼。而汝抱区区，志欲酬宿好。章甫自足贵，越人非所宝。矧伊若狂澜，云胡挽即倒。螳螂臂当车，只未量力小。摆脱尔迷痴，展舒尔怀抱。鹏飞万里天，绿满窗前草。开卷友古人，挥翰奋文藻。温泉漱寒齿，峨眉夺天造。俯仰廓悠悠，风光足笑傲。涵虚契冥会，称心固为好。”写后意感不足，又补缀数句：“恭宽信敏惠，蛮貊亦能行。愿尔志斯志，胸中自坦平。”

　　其中，第一首“复真”典出陶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鲁中叟”指孔子，典出《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这几句是劝说刚大学肄业的三女儿唐恂季生当浊世不可陷入人际业力的无益纠缠，而是要摆脱迷痴，展舒怀抱，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绿满窗前草”典出《宋元学案》中的《濂溪学案》和《明道学案》下：“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周茂叔即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明道即程颢。此处与鹏飞万里对比，鼓励女儿要襟怀远大，能与万物俯仰。

　　第二首的“恭宽信敏惠”即孔子关于“仁”的五德目，典出《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能行此五者于天下，就能“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蛮貊亦作“蛮貉”，古代泛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甚至对于名教授、哲学家的长子，诗人亦经常当仁不让、振奋母教。例如《示毅、至二儿》：“思而不学，无源易涸。心若违理，暴慢斯作。把稳天枢，物莫我夺。何以淑身，是为礼乐。所恶执一，是为害道。其直如矢，其言若躁。遍计固乖，守中微妙。盍不尔思，天钧是窍。学而不思，忽恍如遗。万理森著，得之也稀。棱棱秋霜，肃以杀气。熙熙暖日，护以生机。奇花放矣，孕育以时。相彼君子兮，仁为里兮义为衣。”

　　“思而不学”典出《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执一”典出《孟子·尽心上》：“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徧计”即徧计执性，不了依他，妄计实我实法，即名徧计执性。唯识宗认为，“徧计”所执性对我和法妄加分别、执为实有，产生我执、法执，生出种种烦恼障碍进入涅槃。“天钧”又作“天均”，是庄子用以形容把握道的方法：“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枢”用来形容事务、情势之关键、要诀。王夫之《读通鉴论》：“君子自竭其才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而在理学工夫论中，“天枢”有独特的含义。诗人行年至此，于理教、道学乃至修行工夫，显然已颇有心得。故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中，直言“吾母生前原已有见于道，尝信人生有死而不亡者存。吾亦尝与吾母言及此义。吾母谓吾学问有所得亦指此”。也因此，诗人甚至还写过一些颇有内证境界的体悟诗。例如《丙子除夕静坐偶成五首》：

　　布新除旧见生机，物理循环未足奇。

　　但觉寸衷如槁木，也无相契也无疑。

　　谁信吾心帅天地，巍巍舜禹何与焉。

　　一灯如豆浑无焰，照遍阎浮三大千。

　　烦恼无根讵可寻，只求不愧影和衾。

　　光风霁月来天地，鱼跃鸢飞寄此心。

　　诗人不仅针对子女颇能振奋母教，同时晚辈若有请教，这位一生其实基本都是居家主妇的老人（婚后除有两年时间任职简阳女子师范教师、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图书馆管理员和女生训育员、及短期负责敬业学院女生训导之外，余皆尽瘁于操劳家务，教子成人）同样很有魄力与胸襟振奋师道。例如《赠程行敬》：“平时摩得熟，临时用得着。首在明明德，新民居其末。思诚泣鬼神，行健撼山岳。如奇花初胎，如源泉活活。顾天明命，致知在格物。汲汲鲁中叟，弥缝乏其术。我佛大慈悲，慈航空寂寞。道德五千言，世人尚咄咄。感君饥溺怀，辗转伤局躅。际晓南其辙，弹冠俟心腹。春风入庭户，明月照华屋。几净无纤尘，勤携《大学》读。竭诚奉赠君，未遑计辞俗。”

　　首句“平时摩得熟，临时用得着”是典型的理学修身语，在功夫次第的论述中已成传统。例如《朱子语类》卷八：“学者须是熟。熟时，一唤便在目前”；卷十二：“存养得熟后，临事省察不费力。”二程（程颐、程颢）也常讲涵养需要纯熟、学贵义理之精熟。《鹤林玉露·丙篇》卷一：“欧阳公问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来翛然者，何今世之鲜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说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箦结缨之类，皆是平日讲贯得明，操守得定，涵养得熟，视生死如昼夜，故能如此不乱。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虑。静春开目微视曰：‘无虑何澄？言讫而逝。”

　　程行敬是其夫（此时已经去世）的及门弟子，因为“将应友人約，赴昆明任某职”，临行探望师母，谈起自己日常“悲悯之怀往往不容自己，乡人多求请理其事者，或白冤，或纾困，或急难，种种纷至沓来”，但因为能力不够，至于“心力交疲，而终于人无益纤毫，甚且怨尤丛集，而内疚日增”，因此请教诗人当如何是好。诗人便写了上诗相赠，其中于儒理、佛法、道言各家义理皆有参考，而归结在儒（“勤携《大学》读”），重心尤在工夫，期其内证有成，而能入俗无碍。

　　作为事必躬亲的抚育子女的母亲，她曾用诗记录下幼小孩童的天真、好奇、活泼（例如《恂儿游戏纪实》）；她也用诗表达乐观高龄的母亲对文化悲愿总是沉痛的长子的鼓励与关爱，叮嘱其“放怀家国事，开展皱眉头”（《临江仙·丁酉仲冬偶书寄毅儿》），甚至诙谐告以“勉哉吾儿，厥德允攸。儿虽五十，面容尚幼。再遇五十，母为儿寿”（《为长子毅五旬生日作》）。四言诗率性通脱而不失典雅工稳，平淡素朴而膏腴自见，实是最得渊明神韵的“未尝以模拟雕饰为诗”了，且诗思多尚新奇。

　　但这位贤妻良母没有因此就失去自我追求。她是自有“天外任昂头，青山四望幽。十年尘世气，卷入大江流”（《天外》）的超拔，亦有“连宵雨助豆苗肥，一任枝头红影瘦，匝地香飞”（《卖花声·和迪风韵》）的结实。集中此类最动人的组诗当数《卧病示诸儿》：“芳草无言庭院静，老来心事只天知。象忧象喜何关舜，人溺人饥讵犯伊。一息尚存通宇宙，百年有役警愚痴。闲谈亲戚之情话，稚子嗤婆不识时。”“久病知医独我迂，单方杂药弃无余。新篁解箨醇香味，坐我丛中读我书。偶然四大合成身，世事何须苦认真。谁碎鲜花抛满地，拾来点点未黏尘。”“理无大小何由达，仁者须当斩乱麻。后果前因同一辙，春花秋月在千家。莫将好丑评昆仲，恐谓婆心有等差。午梦觉来情默默，可堪打草更惊蛇。”“病榻摩挲一卷经，梁间乳燕话情亲。风幡未动心先动，仁者争论亦可人。宇内般般己分事，北堂温清没些差。月明苍莽来天地，无臭无声润物华。”

　　作为疑将不起、聊作“遗嘱”的组诗，它们体现诗人一生的精神结构与生命境界最为系统、鲜明。其中虽然多少也追忆了生平与日常故事，但诗人最大的和主要的兴趣，还在“体道”之所得。故其诗中大量征引儒、庄、禅宗、理学典故，以明自家心地，此正诗人之迥超俗流，也迥异于一般“才女”者，她的性命旨归是“向道而生”的圣贤气象。

　　笺注本出版时，慷慨为之赠序书背的两岸儒门硕学杜维明先生、郭齐勇先生、张祥龙先生、杨祖汉先生、杨儒宾先生，皆甚为随喜赞叹诗人此种超凡脱俗、汇入圣境的胸襟气度：

　　《思复堂遗诗》是中国诗教传统的具体化。中国性情之教的大传统在养人、成人，刚刚结束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题的“学以成人”即回应了这个传统。我们现在在这位女性身上，一位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祖母、学生、教师、主妇的女性而同时又绝不失其独立的人格与澄明的存在的女性的笔下看到了。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之心性工夫的令人惊喜的个案，成道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在人伦世界中如实地呈现。（杜维明）

　　诗人伟大的母爱和诗教感染了子孙。他们一家父母子女之道堪称楷模。尤其是诗人丈夫早逝，她的意志、品行更加关系到子孙的成长。……熊十力先生为诗人写的挽联，高度评价诗人的学行：“仁寿过古稀，好学好思宗往圣；懿德齐邹母，教儿教女导来英。”好学好思、教儿教女，足以概括诗人的一生。我作为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者，从本书看到的是儒家伦理、家教、母教、诗教在健全的现代人成长中的意义和价值，看到的是另一种生动活泼的，有生命成长和全人培养意义的新儒学史诗。（郭齐勇）

　　（诗人）不是一个体化之人，而是女儿、妻子、学生、母亲、家妇、教师、祖母和道友，但她又绝不缺少独立存在的心灵感受：“月明千里澹秋心，闲对阑干学苦吟。病到久时思药误，道临高处觉魔深。散材毕竟全天性，瓦缶由来混好音。一任浮云幻今古，太空群籁自沉沉。”（《述怀》）其中颇有庄子“齐物”之“游”意，还依稀可闻佛家禅韵之遗音。欧阳竟无说她“至性过人”（《导读》），可理解为她的性情与家人的情性充分打通，延及乡人、国人，因而随机发动，真率无伪。……女诗人孝顺父姑，悌友姐妹（《忆亡姊》），慈爱子孙，爱国悯民；为寻求至道，她徜徉于佛、道，但到底还是最为认同儒家（《遣悲怀》、《杂感二首》）。在悼念夫君的苦痛之际，她想到的是孔子“泣麟悲凤”，憧憬的是圣道重光之日，夫君英灵归来，“全家欢重聚，情钟良足恃”（《遣悲怀》）。我读至此处，如阅《春秋公羊传》至“西狩获麟”，亦悲亦乐，万感交集！诗集取名“思复堂”，良有以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儒之根本就在复，子孙是父母祖先之复，致良知是本性之复，而民族复兴离了此天地心之复，又何复之有？一句话，复之时义、诗义大矣哉！（张祥龙）

　　《思复堂遗诗笺注》在五四运动百周年前夕出版，意味着另一种民国新妇女形象的出现。这位民国新妇女的诗歌与精神无疑地都是传统的，她的诗回荡《诗》、《骚》传递下来两千多年的精神，但她的诗延续中有新的表现，温柔敦厚中有对潮流的抗拒。她的新乃相对于流俗歌咏的五四新文化之外另类的新，代表另一种价值的选项。《思复堂遗诗》毕竟是民国诗，这位久被忽略的诗人不折不扣仍是民国的女诗人，她的诗是民国新儒家在诗教上的体现。……在千年的新儒学传统中，并不乏女性体道者的记载。在新儒家文献中，更多正面的妇德的记载，并不难找。即使久受诟病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语，我们也有很强的理据足以支持程、朱此说具有很严肃的男女平等之义。但以诗与儒门性情之教的关系之密切，我们在千年诗歌传统中，却很少看到突出的儒家女性诗人。在儒教诗歌选集的《濂洛风雅》（金履祥编）与张伯行续编的《濂洛风雅》中，我们甚至找不到女性诗人的诗作。虽然女性声音的微弱甚至缺席乃是近代之前所有文明共同的现象，但以孔门之注重兴观群怨的诗教与人格修养的关系，负载明显的儒家价值体系诗的女性诗人却不多，未免令人感到丧气。《思复堂遗诗》放在千年理学史的脉络下定位，具有重树儒门诗教赤帜的意义。窃以为陈太夫人虽未蓄意以诗鸣，也不以诗名家，但放在民国脉络来看，《思复堂遗诗》的诗作在诗教的意义上，当可与马浮先生的诗作相辉映，双照民国诗坛。（杨儒宾）

　　诗人名陈卓仙，1887年2月12日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窦坝村。其父陈勉之对女儿的期望只是“贤妻良母”，故她儿时与姊妹从未得到机会授课识字，读书作诗全为自学。直到成家后，方得就学于其父执教的成都淑行女校。因此，成就卓仙其人其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她有幸嫁给了“夫妇如师友”、对她护爱有加、一生期之以道的丈夫。此一生“道义相期”的模范夫妇，在其子君毅笔下有最好的呈现：“据我所知的一切已成夫妇关系，唯一能实现此理想而表现我上述的爱情关系的，只有我的父亲与母亲的爱情关系。他们的关系真是足贵，他们彼此之爱、敬、容让、了解、体贴及生死不渝的永久关系，真是可贵。……你只要读我母亲悼我父亲的诗，你便知道他们的爱情真是最高的爱情。我前一晌读之，我忘他们是我之父母，我只把他们之关系视作客观的爱情关系看，我也觉非常感动。除他们以外我真是未见过，这也不是我一人之私言，差不多凡知者无不如此说。”（《致廷光书》，1940年5月5日）这也就难怪日后唐君毅有信心和愿力为儒门开宗以成“爱情之福音”。他的父亲、母亲的家庭生活本身，已经是最好的样板。

　　唐君毅一生掌教上庠（1944年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1974年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位上退休），对传统凋敝导致的现代教育之苦有切身感受，此苦包括主教育者之苦，也包括被教育者之苦。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至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我们今日读其母之诗，仿佛才能理解唐先生何以对“诗礼乐教”如此信念坚固。陈卓仙依其诗作必将证明，她之于中国诗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疆域均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的独立澄明的主体建构与自成一格的思想价值，负载于其诗作，遗世而独立，佳人在空谷。而是书2018年出版，借用杜维明先生序言中的结语：“今年是唐君毅先生去世四十周年，也是‘中国文化宣言发表六十周年，《思复堂遗诗》能够出版笺注单行本可谓躬逢其盛，来得其时，有利于其思想精华与诗歌艺术的流布发扬。这是对唐先生也是对‘中国文化宣言最好的纪念与继承。”

秦燕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