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一

　　1918年，黄仁宇先生出生于湖南一个军人家庭，父亲黄震白曾任广东省军阀许崇智手下的参谋，1925年许被蒋介石驱逐后，黄父回家乡教书为生。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1940年，黄仁宇在天津南开大学学电机工程不到两年，在疏散到武汉时，放弃了西南联大的前景，毅然报考重庆中央军事大学。两年后毕业，通过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地下共产党人田汉的关系（黄称长他二十岁的田汉为“田伯伯”，田汉的儿子田海男与黄是军事大学同学；黄与田汉、廖沫沙和范长江都是在办《抗战日报》和《大公报》时认识的），黄仁宇分配到西南联军当排长，后升为少尉连长。1943年后，黄随增援缅甸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史迪威开进缅甸，后又撤退到印度。历经艰险，大难不死，黄靠着机灵和勇敢，被选中做了郑洞国将军的参谋，后又充任情报兵。在此期间，黄写了好几篇报道缅甸战役的新闻文章发在香港《大公报》上。在缅甸战役中，虽然史迪威剥夺了所有中国将军的战争指挥权，但是黄作为参谋依然亲临前线，采集情报，亲身目睹了最惨烈的战争场面。《黄河青山》中曾仔细描绘了一位和黄同样军衔的日本上尉军官，被中国狙击手射中，俯身躺在河面上；又描绘了中国坦克兵在战场上壮烈赴难的惨烈情形，以及黄本人开着坦克进城时的感受。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郑洞国将军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第一项任务是负责接收上海和南京。此时二十七岁的黄仁宇坐着美国飞机在江湾机场着陆，看到印着太阳旗图样的日本零式战机仍停在跑道旁边，感慨万千；然后住进了设在外滩和平饭店的指挥部，又亲眼看到了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在紧张时如何握紧拳头。不过，这段时间里黄少尉最为开心的事情是在上海学会了跳交际舞，并认识了两位女友安和辛妮，她们都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其中安的父亲是著名的外交官，住在一套每層都有浴室的洋房里。安劝黄要抓紧时间学英语，并觉得他应该退役重新进大学读书。黄回忆录劈头便说：“在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接着黄回忆说：“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946年春天，郑洞国将军被任命为东北总司令杜聿明的副手，黄便告别上海到东北接收。后来，黄还为安专门写了一本小说《茉莉花》，并在多年后在纽约见过他的初恋情人一面。

　　1946年夏天，可能是安的鼓励仍在起着激励作用，黄仁宇考上了设在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的陆军参谋大学，从9月起在那里经受了九个月的培训。1947年6月毕业后，黄转入国防部的情报厅工作。直到1949年4月，雷温乌兹的同学袁韦兴少校请黄仁宇做他的副官，同去东京，在朱世明将军任团长的“中国驻盟军代表团”就职。在东京半年之后，朱世明将军因“叶山会议”事件，撤换秘书，任命同乡黄仁宇做他的参谋，并给黄提薪五十美金，相当于少校。在此期间，黄仁宇还有幸在麦克阿瑟七十岁生日时，将蒋介石所送的一盆盆景作为生日礼物，代表朱世明将军送到麦克阿瑟手上。后来，“叶山会议”消息逐渐泄露，谣言四起，传言代表团与中共有联络，蒋介石派何世礼中将到东京调查。到1950年春天，朱世明最终被召回台湾，面对汤恩伯的质询，虽然最后安全地回到东京，但被迫辞去代表团团长之职。黄仁宇由此也退役了，档案上注明“此人永不复用”，结束了十年缤纷多彩的军人生涯。

　　二

　　1952年，黄仁宇考进了密西根大学安娜堡校园，并痛下决心，从本科读起。他开始学的专业，是他在军人生涯中所喜爱的新闻学，开始边工边读，在席尔斯连锁商店和各种餐馆打工，过着底层的边缘人生活。一个文化边缘人可以理解两种文化中的人，但是那两种文化中的人则常常难以理解四不像的文化边缘人。黄常常被人误解，被“炒鱿鱼”更是家常便饭。1956年大学毕业后，他自己感到，像他这样在三十四岁开始在美国读本科的人，讲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从事新闻行业希望渺茫，几番尝试后，便选择了读历史学高等学位，谁知这一读又是八年。在读博士的最后两年时间，小黄仁宇十二岁的余英时先生从哈佛大学毕业到安娜堡任助理教授，成了黄的博士指导老师之一。黄与余先生还有着另一番因缘：原来当年黄在东北时做郑洞国将军的副官，还认识了任杜聿明幕僚的余先生父亲余协中先生（曾任东北大学校长），因此可谓是一见如故。

　　1964年，黄博士毕业，到南伊利诺斯大学任助理教授。已经进入中年的黄仁宇依然风度翩翩，不久在校园里认识了白人女子Gayle，很快俩人便由相恋而结婚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中部种族偏见依然根深蒂固，黄能够赢得一位靓丽白人女友的青睐和芳心，并在此后无论富贵或贫贱、健康或生病而跟随黄一辈子，足以说明黄仁宇先生身上有着非凡的魅力，也许是黄的那些传奇般的从军故事让格尔听得入了迷。到1967年夏，黄仁宇和格尔（妻子改名为格尔·黃，而黃的英文名字则是Raymond Huang）新婚不久，格尔已经怀孕；而且他们已经离开南伊利诺斯大学，黄仁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明朝名人传”专题研究将要结束，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此时余英时先生正好在芝加哥大学开会，在回纽约的飞机上身边坐着一位纽约大学纽普兹校园的教务长莱特先生。莱特说他们正在找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问余先生是否有人可推荐。于是，余先生再次作为贵人出现，把黄仁宇推荐给了莱特。黄顺利成为哈德逊河畔的纽普兹校园亚洲系历史学副教授，年薪一万二千美金，当时足以过上舒适的生活。两年后，黄又申请到一年的资金到哈佛当研究员，专题研究写作《十六世纪明代财政与税收》一书；随后又接到英国李约瑟博士的邀请，并申请到一年的资金于1972年到剑桥大学做研究员，帮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明朝部分；此时黄的专著也得以在剑桥大学出版。到七十年代后期，黄仁宇又用英文写出了两本专著：《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但是它们在美国的出版遇到了不少周折。

　　然而到1979年3月27日，更大的坏运气落到了这位由军人转成的学者身上。当天纽普兹校园的校长约黄见面，告诉他，由于财经困难，他现在的职位到1980年8月将被学校取消，他作为正教授将被解聘。这样的打击对黄先生宛如晴天霹雳，当时黄已经是六十多岁了，而儿子杰夫还只有十三岁，全家靠黄的薪资为生。在当时的美国像黄这样的境遇极少会发生，是有工会保护的终身教授，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解聘。当时的情况是，纽约州立大学的学生在1970年增长了四点二倍，师资则增长四点八倍；而到七十年代末期增长停止了，纽约市和纽约州却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纽约市几乎要破产。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解聘一位正教授而保留没有终身教职的教师这种做法，仍然是十分有争议的。从校方的立场来看，黄在最后几年里的全时教育（Full Time Education）考评分数之低（有一个学期注册上黄先生中国史课的学生，只有七名），是校方的主要把柄。更加吊诡的是，黄仁宇一生在自己写的各种文字中，一直主张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打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特征便是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比如用货币疏通社会的各种活动。本来这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隐含说法，然而无情的历史对黄仁宇开了一个大玩笑：恰恰是现代大学里“用数目字管理”的做法让主张“用数目字管理”的享誉世界的黄仁宇教授在自己六十一岁之时失业了。是不悖谬，孰为悖谬！

　　回顾黄仁宇一生的学术成就，在专业领域里，他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的税收和财政》和《万历十五年》，以及与李约瑟合写的论文《中国社会的性质：一项技术解释》（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和《中国科学与文明》第四十八节，代表了他的最高学术成就。“税收”一书是黄读完了一百三十三册《明实录》之后写出的，用了相当详尽的统计图表加以说明（黄在密西根大学时期做过建筑制图员）。2018年9月，笔者就黄仁宇先生的学术成就特别专访了余英时先生，余先生特别强调，“税收”一书是黄先生在哈佛大学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他最为杰出的成就之一。《万历十五年》成为畅销书，被译成德、法、日、韩等各种文字，至今是美国校园里有关中国史的必读书。与李约瑟合写的专论则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的现代科学？事实上，“李约瑟问题”是韦伯问题的一种翻版：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近代中国出现？李约瑟对黄先生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一起出现的，整批地来。”黄仁宇先生对“李约瑟问题”的扼要回答是，中国内陆式靠水利治国的地理环境，自秦始皇以来过早的统一专制帝国，以及由此而来主要靠农业为生，不能“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结构，注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不会产生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所谓中国明代末年的资本主义萌芽云云，就像统称自秦始皇以来的统一专制帝国为“封建社会”一样，在黄先生看来，都是受意识形态控制的伪学术和标签话语而已。

　　三

　　余英时先生在2008年回答台湾记者问题时说：“我们都是文化边缘人。”因为尽管他在美国已经工作生活了一个甲子以上的岁月，但余先生明确说，他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的。相比之下，曾经在密西根大学受余指导的黄仁宇先生在学术生涯上远没有余先生那么顺利，黄仁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成的回忆录中，到处是对美国学术体制的批评，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不平和所受的屈辱感，时时感到自己是一个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化边缘人。黄先生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这种边缘人的感受：“在写这本书时，我不时要离开一个文化的边界，踏入另一个文化。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横越国界却没有护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识别证明。没有现存的权威可以引述，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帮我解决彼此的差异。这真是骇人的经验。但是，等我存心撤退时，却发现我故事中的逻辑和推理呼之欲出，让我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前景不再是无法充分描绘的海市蜃楼。”

　　黄仁宇感到，每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你一定是个骄傲的中国佬。如果你生在爱荷华或德文郡，你不必太费力就自然而然以为西方文化比异族优越。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说到“族群的脐带”，我想起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提出的“原初依恋”（Primordial attachment）概念：人的原初依恋是与生俱来的，是文化认同的原始纽带：人人都生于一个既定的共同体，里面的人讲特定的语言乃至方言，奉行特定的宗教，遵从特定的社会习俗——这种血缘、言语和习俗上的同一性赋予人们一种既定性，对人的行为具有一种难以磨灭和無所不在的强制性。

　　黄仁宇在1952年来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念大学时已经是三十四岁了，那时他已经经历了十四年抗战和四年内战，阅尽世界风云的变幻和国家命运的无从琢磨；到八十年末着手用英文写回忆录时，则又在美国历经了差不多三十年先是苦尽甘来，接着略享声誉，后又老来受辱的岁月，尝遍了各种酸甜苦辣。

　　从史学理论而言，黄仁宇先生欣赏从六十年代起在法国大为兴盛的年鉴学派，注重分析历史的长时段世俗趋势和社会结构，注重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黄先生在各种论著中反复强调，治史者的任务不在于对个别历史人物或事件作道德评价，而在于从技术角度出发找出结构性的社会原因，从而认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

　　在回忆录的最后一段文字里，黄先生以一种不仅超越任何意识形态，而且在我看来是超越历史的姿态说：“我以‘中间阶层的立场观察酝酿中的历史，让我更为确定：目前东、西方的冲突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对立。本质上来说，这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一边发现自己在技术层次上无法界定及照顾民众的特殊利益，因此强迫人人都完成大我，直到伪装已超过最低限度的现实面。另一边提倡以特殊利益来领导群众利益，在有利的地理因素之下，一直能保持某种数学节奏，但这体系已经到达僵化的状态，因为可消耗物质面临短缺及各种规定日益复杂。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就连本身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群众利益和目标。”

　　这样的历史观从今天看来，的确是超越了任何道德批判，但问题是，它是否真的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又有谁可以来检验它呢？看来只有时间老人才能做出评判。2018年秋天，笔者怀着崇敬之心，寻访了黄仁宇先生在纽普兹的故居，一幢灰色的两层小屋坐落在纽普兹校园北面十二多公里的小镇里。想到黄先生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真是寂寞不负学者敬业之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美国定居前就抱着自由派信仰的黄仁宇先生在心底里深信，不同层面的中、西文化的汇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早在1986年，黄先生在《知识分子》杂志上发表《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五百年无此奇遇》的五万字长文，在学人中可谓最先指出，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融入市场体系，其特征便是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经济已经进入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作为泛化媒介的货币成为管制社会和人们行为的通用手段。有趣的是，余英时先生还告诉我一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黄的爱好：他颇喜欢下赌注，经常去赛马和买卖股票；由于手头不宽裕，赌注当然不是很大。

傅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