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与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摘 要】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当代世界克服贫困的奇迹。本文旨在分析新发展理念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应对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使发展、改革和开放命题统一于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中等收入陷阱；贫困陷阱；现代化经济体系

　　Absrtact： Chinas development has created a miracle of overcoming pover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provide coping strategies for surmount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o surmount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e must unify the proposition of development， reform and opening-up into the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We need to build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adhere to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Middle Income Trap； Poverty Trap； Modern Economic System

　　一、发展命题的提出及实践中的困难

　　实现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涵，但其作为系统性的经济学命题的提出，却主要是20世纪之后，特别是冷战之后的事情。20世纪40年代之前，人们很少使用“经济发展”的范畴，但战后许多新独立的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迫切面临加快发展、摆脱贫困的历史要求，相应地，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但这种研究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导下展开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观念下，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不可能由落后国家提出来，需要且只能由发达国家的理论推动，因此“给土人提建议”成为经济发展研究的主流。

　　克服贫困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题，但如何摆脱贫困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专利，并据此形成了当代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制度及政策体系。其政策倾向和历史价值观，概括而言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建立现代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制和机制。这种观点认为，贫困的重要原因在于市场失效，即不存在完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只有通过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才可能解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价格机制才可能把资源配置推近帕累托状态，实现公平与效率。与这种资源配置市场化机制相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必须实行纯粹的私有化，特别需要反对国有化，因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本身经济生活政治化和政府低能低效的失灵情况严重，国有化会导致对市场化的根本否定，并对公平竞争形成破坏。二是推动现代工业化进程以促进发展，以工业化改造传统经济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不发展和贫困的根源在于传统落后的农耕经济结构， 摆脱贫困的实质是实现所谓“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与这种工业化发展目标的要求相适应，在实现二元结构转换上，则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史为依据，按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造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工业化升级，目标——以发达国家的今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明天；战略——加快资本积累，尽快补齐工业化的不足，以弥补发展结构短板为重点，而不是突出传统优势，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差距；方式——实施进口替代，以弥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的不足。

　　问题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发展药方并不灵验。按照这种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首先表现出的矛盾是所谓资本和外汇的“双缺口”状况，更进一步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有效摆脱贫困，反而长期滞留于“贫困陷阱”，即贫困的恶性循环，贫困不断再造贫困，贫困本身成为更加贫困的原因。从供给方面看，贫困即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则居民储蓄力弱，储蓄水平低则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能力弱，资本积累能力弱则经济增长慢，经济增长慢则新增就业机会少，就业机会少则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则更加贫困。从需求方面看，贫困则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则购买力弱，市场购买力弱则对投资的吸引力低，投资增长慢则经济增长速度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则新增就业机会少，就业机会少则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则更贫困。可见，无论是从供给端还是从需求端考察，落后国家之所以贫困的原因就在于其“贫困”。

　　从实际发展历史看，落后国家依照这种模式，不仅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而且不断扩大其差距。就经济绝对水平看，从战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实际差距的现实出发，即使假定落后国家的年均增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增速1倍以上，由于现实基础差距过大，实际绝对总规模之间的差距在一百多年里仍将不断扩大，人均GDP水平的绝对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同样持续扩大。就经济相对水平看，落后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均GDP水平占发达国家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了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设计的模式，但是除在初期取得了短期的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外，长期经濟增长严重停滞，并且周期性波动幅度剧烈，经济既不均衡也无实质性发展。

　　二、中国对“贫困陷阱”的突破及主要经验

　　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当代世界克服贫困的奇迹。1978-2016年，中国GDP总量年均增长9.6%，达到80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1万亿美元（按汇率法）以上，从初期占世界1.8%上升至14%，从排名10名开外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并且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差距，从2012年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53%上升至2016年的60%以上。人均GDP水平年均增长8.5%以上，从初期人均156美元上升到8260美元（按汇率法）以上，1998年首次从贫困状态进入总体温饱水平（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人均GDP进入下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跨越温饱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2016年人均GDP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6个国家中列第93位，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10302.4美元）相比仍有差距，更是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水平（41045.7美元），但已高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水平（8209.6美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质态结构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70%以上降至28%左右，产值比由28%降至9%；第二产业比重经过稳定持续上升，至2012年开始逐渐下降，现为40%左右，就业比重自17.4%上升至30%左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自23%上升至2013年的46.7%，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直到2016年已超过50%以上，就业比重由12.1%上升至42.4%，产业结构在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同时，开始出现后工业化阶段现象。城乡结构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上升至56%以上（按常住人口计，虽然距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仍有较显著差距，但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加速期（30%-7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使8亿多人脱离了贫困，对世界反贫困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在新阶段约为90%的贡献率）。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同时，按现行标准实现全部脱贫， 中国是世界反贫困的最大贡献者。

　　中国扶贫攻坚的经验是，我们并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和价值观设计发展模式，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突出特点表现在：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及按要素分配的基本分配制度。既不是采取传统经济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更不是采取西方主流理论所主张的全面推进私有化。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机统一，既不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也不是简单地实行自由主义价值取向下的市场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统一，而不是相互分割。这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政府失效的两难矛盾。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最终是为人民的发展观，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逐渐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统一的历史进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贫困观，从社会生产方式的源头遏制贫困，保障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公正更充分地为人民共享，并以此形成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四是在发展观上，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根据发展实践的历史变化来丰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检验制度创新的根本标准。五是在投资增长方式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市场与企业、国有与民营、城市与乡镇、内资与外资等多方面联动格局，打破落后国家低储蓄、低投资增长的困局。六是在发展战略上，把发挥自身竞争优势与补短板、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统一起来，从国情出发，从竞争效率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以发达国家现存结构模式作为追赶目标。七是在改革开放的路径和逻辑上，既不采取“休克疗法”，也不长期依靠“路径依赖”，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分配关系改革与生产方式改革、企业改革与政府改革、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价格改革与产权改革、特区开放与内地开放等方面协调推进。八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推动改革开放。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贯彻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注意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前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就是要处理好同美国等大国的关系。后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就是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系统而又深刻的變化：供给侧的比较优势——要素成本低（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与自然资源价格，生态环境承受力，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成本等）的优势已经发生深刻转变，需要通过创新培育新优势，转变新方式，转换新动力，调整新结构；需求侧的潜在广阔空间——长期经济短缺的市场格局根本扭转，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及能力提升以适应并引领市场需求变化。这些条件的历史性变化，在为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形成新挑战。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明确的，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期，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2022年）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从2020年到2035年是在全面小康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再用1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按照这一目标规划，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之后大体上就是中国实现中等收入阶段跨越期，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到2020年或稍晚，接近或达到高收入阶段的起点（2016年为12235美元），大体上用10年略多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

　　我们也看到，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出现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拉美一些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但至今已过40多年，仍未能实现穿越，被称作“拉美漩涡”，西方学者的“华盛顿共识”起初就是针对其开出的药方；东亚一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后，至今30多年未能实现穿越，被称作“东亚泡沫”，“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就是2006年世界银行总结其教训概括而来的；西亚北非一些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至今20多年未能实现穿越，反而形成“西亚北非危机”。究其原因，一是创新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力低下，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低，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竞争力；二是制度创新不足，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市场化不完善，政府与市场不协调，市场失灵，政府失效，难以保障公平竞争秩序，同时政府集权形成“寻租”的巨大空间和可能；三是法治建设滞后，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经济和法治化目标距离大，对市场竞争主体的私权缺乏足够的法制保护，对政府公共主体的公权缺乏必要的约束规范，市场经济缺乏法治支持，同时使“寻租”的可能成为普遍的现实，进而使资源不可能按市场竞争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按权钱交易的腐败强度配置，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四是道德秩序混乱，转型期传统的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发生根本性动摇，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仍未形成，开放中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根本冲击，而西方文明又缺乏植根当地的可能，道德领域出现“无序状态”，进一步加剧社会无序，加剧权钱交易的腐败，使腐败在经济和法制上缺乏约束的同时，道德秩序也对其缺乏约束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去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地向前发展。”如何迈过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开放发展中注重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内在联系的集合体。新发展理念要求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总之，切实使发展、改革和开放命题统一于新发展理念。

　　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在质量改革、效率改革、动力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系统发展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怎样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十九大报告从六个方面作出了部署：一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竞争力、产业优化升级水平，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二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切实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三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区域间均衡发展；五是加快完善社會主义市场机制，完善产权制度，促进要素市场化，培育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六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如何在制度改革和建设上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重点在于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实施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深化和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机统一，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动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维护市场经营主体私权，规范政府公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切实成为法治经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完善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使发展、改革、开放具有健全的政治体制保证。事实上，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所以难以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创新滞后，在经济制度上的市场化、法律制度上的法治化、政治制度上的凝聚力等方面严重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导致既无公平又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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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吴思。本文选自《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经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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