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40年： 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通过不断地“转型”和“升级”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考察了民营企业成长的历程，指明当下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民营企业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Absrt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rowth proc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from these two aspects and points out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still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force in the new era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s；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改革開放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而稳健发展的重要力量。时下有一种概括民营企业发展成就的通俗说法：创造了超过50%的GDP，上缴的税收超过了60%，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超过了70%，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90%的新增就业人员。尽管这些数字并不十分准确，但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民营企业是如何创造出这些成就的？它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哪些阶段？期间遭遇到哪些艰难困苦？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我们又应当采取怎样的扶持政策呢？

　　为了能够给这些问题一个清晰的答案，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回顾40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并将整个过程分为“转型”和“升级”两个方面展开讨论。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转型”主要指企业现有制度的改变，包括企业的所有权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变；“升级”主要指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分布的改变。按照企业制度边际变化的显著程度和技术进步边际变化的显著程度，我们初步将40年来民营企业的“转型”和“升级”过程分别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中国民营企业“转型”的过程及阶段

　　按照企业制度边际变化的显著程度，我们将40年来民营企业的“转型”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个体经营户到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转型第一阶段（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全国城镇仅有14万个体工商业者艰难地生存下来。出于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就业压力的考虑，刚刚实施改革政策的政府被迫允许设立新的个体户，到了1981年，全国城乡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82.9万户，从业人员227.4万人。 到1985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城乡个体工商户进一步发展到1171.4万户，从业人员1766.2万人。 个体户俨然成为民营经济最初采取的制度形式。与此同时，一些政策控制难以企及、思想相对较为解放的地区，个体户开始突破雇用7个人的限制，有的雇工甚至达到百余人、数百人。个体户事实上开始转变为私营企业。以民营经济起步最早的温州为例，当时温州的雇工情况被叫做“三五牌”，即个体大户的年产值30-50万元，年利润3-5万元，雇工人数30-50人。据1986年初的统计，当时温州农村有雇工4.2万人，分别受雇于1.3万户家庭工业和联户企业。雇工30人以上的大户有120多家，共雇工5000余人，占全部雇工数的12%。 事实上，以雇用关系为核心的带有明显企业性质的个体大户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潮涌般地出现了。

　　尽管改革之初政府允许个体户的存在与发展，但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却十分谨慎，当时一些人竭力反对雇工大户的出现，甚至提到了政治路线的高度，主张通过税收或其他办法予以打击。然而1982年由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接着中央又于1983年通过文件，提出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 由于政策并不十分明朗，初步发展起来的个体大户采取了“戴红帽子”的方式寻求迂回发展。根据当时温州的经验，一些经营户借用“挂户”单位的名义到全国各地经商签约，款项来往经过被挂单位的银行户头，被挂单位则根据款项数额扣除7.5%-8%的金额（其中5%是工商税，2%是代征所得税，0.5%-1%为被挂单位的管理费，少数挂在村级企业的挂户还外加2.5%的集体积累），其余的全归挂户者。有资料显示，截止1985年，温州已领营业执照的家庭或联户办工业仅5.14万户，占总数的38%，还有62%的多数采取挂户经营模式。 挂户经营模式在经济利益上实现了挂户者与被挂户者之间的“双赢”。一方面挂户者能比较容易地获得政策优惠和银行贷款，同时，也能得到被挂靠者的庇护，减少来自各方的摊派；更重要的是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政治上的“避风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借助“红帽子”模式的民营企业在全国许多地方迅速发展起来。据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统计，截止1987年底，全国实际共有私营企业90581家，从业人员约164万人，注册资金达到84亿元。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冲击了传统观念，同时也对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新制度的诞生产生了影响。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用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其他相关条例，使私营企业制度取得了合法身份。尽管从1989年起，民营企业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1989年6月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9.06万家，虽然到1990年6月底下降为8.8万家， 但到了1990年底，私营企业家数再次回升到9.8万家，1991年底达到10.8万家，从业人数184万，注册资本总额123.17亿元。 自此，中国民营经济基本完成了由个体经营户向企业体制的第一次转型。

　　民营企业在这个时期所遭遇的最大障碍莫过于长期形成的“左”的意识形态的阻挠。一些人把再次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完全等同于建国初期的私营工商业者，等同于过去的资产阶级，把私营经济看作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下，尽管我们出台的政策已有很多突破，但始终相当谨慎。直到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我们才在政策和法律上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模式。

　　（二）从私营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到股份制：民营企业转型的第二阶段（1992-2001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营企业出现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1992年，中国共有私营企业139633户，到了2001年增加到2028548户，后者是前者的14.5倍，年均增长34.63% 。

　　促使这个时期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肯定。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全国人大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宪法。这些大政方针的确立，给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其次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由于民营经济与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地方财政密切相关，各地纷纷出台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更激进的政策文件和条例。正是由于政治风险的消除，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大为改善，直接推动了民营企业的爆发式增长。

　　由于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日趋明朗，极大地鼓励了新民营企业的创设，一些过去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摘掉了假面具，恢复了本来面目。此外，这个时期一些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纷纷改制为私营企业，从而使民营企业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个时期，民营企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数企业采取了股份制模式。有资料显示，1992年，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共17673家，占全部私营企业总数的12.66%，到了2001年，增加到1379866家，占总数的比例扩大到68.03%，年均增长62.3%。 这表明民营企业在制度上再一次从单一产权模式向多元股权模式转型。

　　（三）从家族式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转型的第三阶段（2002年-2011年）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民营企业数量在原有基础上又实现了新的飞跃。2002年-2010年，私营企业数量以每年16.8%的速度在增长。不仅如此，在全部民营企业中，股权更为社会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尤为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58.3%，大大高于有限责任公司年均19.1%和独资企业年均10.6%的增长率。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公开上市的公司近年来也有较大增长。1990年，中国仅有3家私营性质的上市公司，而到了2012年4月30日就达到1216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近一半。这些公司已经比较接近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了。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民营企业的主流形式仍然是有限责任公司，在本质上仍然是家族控制的封闭性企业，更具开放的、现代企业制度意义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仍然有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于2007年对浙江、江苏、北京、辽宁、山东、湖北、云南、河北、福建、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在1325份有效问卷中，约有95.32%的企业采取了股份制的制度模式，但从控制权的角度看，这些企业又具有高度家族控制的特点。在采取股份制的企业中，企业主本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所拥有的股权份额占压倒性多数。以占股比重30%以上计，此类企业数量累计达到了84.9%。由此可见，一方面，民营企业越来越愿意采取股份制模式，但另一方面，这种股份制实质依然是家族制。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上的“次优”选择，主要原因有三条，首先是政府对私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仍有担忧。由于实行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政府害怕由此导致的信用风险失控。所以，政府对私营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了限制政策。其次，家族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并不乐于和急于股权多元化，因为这会影响到创业者的实际控制权；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来说，也缺乏运营和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经验和专门人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转型的主要障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前提是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而中国的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为国有企业改制而创设的，在政策上不可能先让民营企业挂牌上市。既然难以上市，民营企业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的难度就加大；其次，正如LLSV（即拉波塔、洛配兹·西拉内斯、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四位学者组合）所言，在法律环境不理想的状态下，采取集中的股权结构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第三，从企业内部看，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创设企业的民营企业家仍然在位，他们不愿意放弃家族控制、家族经营的管控模式，等等，这些都构成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转型的障碍。这也表明，尽管民营企业转型已经迈入新阶段，但转型道路依然漫长。

　　（四）从股权多元化到优化治理结构的创新：民营企业转型的第四阶段（2012迄今）

　　随着2012年以后中国进入新时期，一大批民营企业实现了公司化改造并在海内外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企业的规模和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与此同时，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分离不断加深，由此引起的创始人对公司失控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这是伴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公司化之后的必然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為了能够解决在企业股权分散化的情况下，创始人依然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司这一难题，中国的民营企业进行了大胆的制度创新，已经形成若干可复制的模式。我们甚至认为，这些制度模式对世界企业治理制度而言都有借鉴意义。

　　有研究资料显示，目前阿里巴巴市值估计为5000亿美元，马云持股不足7%；腾讯市值5500亿美元，马化腾持股8.69%；京东市值670亿美元，刘强东持股15.8%；华为2017年营业额1022亿美元，任正非持股仅1.01%。也就是说，这些公司的创始人仅以不足10%的持股比例，却牢牢控制着各自庞大的企业帝国。为什么在国外甚至像在美国，大公司为了融资，股东必须让出控制权，而中国企业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国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在这个时期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创新，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制度转型。概括起来，这些新制度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

　　1.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其实是一种成熟的企业制度，而阿里巴巴则将其应用于整个公司治理制度。其基本做法是公司员工与公司创始人共同出资组成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由创始人担任普通合伙人（GP），而员工为有限合伙人（LP）。按照相关法律，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保证了公司创始人如马云等的决策控制权，同时也保证了有限合伙者的经济利益。马云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中仅仅占有公司7.3%的股比，正是借助有限合伙制度，他却掌握了蚂蚁金服的大部分控制权。

　　2. A、B股制度。这一制度将公司的股票分为A、B两个系列，对外部投资者发行的A系列普通股遵从一股一票股权原则，而管理层持有的B系列普通股则是实行一股多票（通常为10票）投票原则。近年来，中国一些大型高科技民营企业如百度、优酷、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纷纷采用了双重投票权制度。京东是实行A、B股制度的代表，京东在创立时就设立了 A、B 股的双重股权制度。按照京东的 A、B 股规则，创始人刘强东所持 B 类普通股，其1股拥有20票的投票权，而其他股东持有A类普通股，1股只有1票的投票权。这样，刘强东借助这一制度拥有了超过 80% 的投票权。

　　3.工会持股。工会持股模式是指普通员工通过职工持股会或工会持有公司的股权，而相应股权的决策权则归创始人所有，华为是这一模式的典型。目前华为的股东是8万名员工，任正非仅有1.01%的股份。华为的股东只有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和任正非两个。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员工100%持有，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是一个社团法人组织，可以看作是一个法人股东，因此，任正非作为一个自然人股东就拥有了对华为的绝对控制权。

　　4.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协议是指股东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与其他股东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当公司无控股股东或创始人持股份额较小时，可以和其他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保证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比如某民营上市公司的创始团队王××持股26.59%、杨××持股12.93%、王××持股12.93%，三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权超过51%，但因为无人控股，导致难以认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若三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那么，就可认定王××、杨××、王××等三人为公司的共同控制人。近年来，这样的案例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越来越多。

　　在民营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进程中，治理模式的不断创新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制度转型。在制度转型的牵引下，又加速了企业在生产、技术层面的升级进程。

　　二、民营企业“升级”的过程和阶段

　　按照企业技术进步的边际变化的显著程度，我们将民营企业的升级过程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商贸和个体手工业进入制造业：民营企业升级换代第一阶（1978-1995年）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中国民营经济起步时资金小、技术门槛低，同时又具有地方独特资源、地方市场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而一些国有经济不愿进入和不便进入的边缘行业，民营企业便纷纷进入，如以传统手工技术为依托的家庭工业、作坊、零星修理，以劳动和经营能力为依托的餐饮、小型商贸和服务业，等等。不过，在当时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拉动下，民营企业很快就转入相对价格更高的工业制造领域。根据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对全国8.5万户私营企业的调查，从事工业的共6.1万家，雇工98.2万人，分别占总数的72.8%和72.3%；建筑修缮业8000家，雇工20万人，分别占总数的9.4%和14.7%；其余的为交通运输、商业、饮食和修理业。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私营企业中80%的已经集中在工业、手工业和建筑业，从事第三产业的则不足15%。 也就是说，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实现了产品与产业分布的第一次根本转换。

　　由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属于初创，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多数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实力，技术策略上多采取模仿的拿来主义，几乎谈不上研发投入。同时，在卖方市场状态下，企业也基本没有树立品牌的意识和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企业的技术、产品与产业的升级。此外，这个时期国有经济仍然在主导产业、上游产业以及大多数竞争性产业中占有绝对优势，作为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体制性障碍几乎使其不可能进入到这些产业领域。

　　（二）在制造业和基础产业领域实施产业深化：民营企业升级换代的第二阶段（1996-2011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技术和产业分布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在民营企业不断向制造业集中的同时，开始向采掘、石油加工、电力煤气等基础性上游产业延伸。根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1995年中国第二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1995年，营业额在1000万元或以上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依次是电力煤气、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根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2000年中国第四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1999年，实有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依次为传统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进入2000年以后，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变化很大。我们不妨将2006年的状况与2003年作一简单对比，2003年上规模民营企业产业分布前4个行业依次为服装、鞋帽、皮革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电气机械及器材、线缆制造业，到了2006年则改变为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业，批发和零售业，电气机械及器材、线缆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007年，民营企业的产业分布继续沿着上述产业演化路径进行。

　　其次，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树立产品品牌，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根據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对北京、重庆、辽宁、浙江、广东、云南、河北、吉林、江苏和湖北等10个省市822家民营企业的抽样调查，在767家有效样本中，有378家实施了原始性技术创新，占样本总数的49%，有299家企业实施了引进、模仿再创新，占样本总数的39%，有65家企业则选择集成创新，占样本总数的8%。在创新投入的推动下，1995年以后，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逐年攀升。根据全国工商联对23735家民营企业的调查，1994年以前，民营企业各年提交的专利申请均突破800件，1995年时达到1600件，从1995年至2005年，民营企业专利申请量年均增幅高达30%以上。 其中大型民营企业平均每家提交22件专利申请，中小型为5件，规模以下企业只提交3件；在行业方面，制造业中的民营企业提出专利申请的占到88%，其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建筑业。

　　在一些大中型民营企业不断加大创新与科技投入的同时，也已意识到品牌塑造的重要性。一部分优势企业通过加大R&D投入，走上了技術升级的快车道。有资料显示，到2004年底，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认证的中国驰名商标中，民营企业获得的认证量超过了认证总量的30%。在商务部2005-2006年度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出口名牌产品认定中，民营企业获得量占到认证总量35%。2001-2005年，经国家质检总局授权批准认证的五批1018家中国名牌产品中，属于民营性质的企业共480家，占认证总量的47.15%。

　　再次，中小型民企出现分化。在一些大型民营企业逐步成为龙头企业的同时，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与龙头大企业同处于一个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一方面成为大企业的分包商，被纳入到整个产业链之中；另一方面，那些难以进入产业链的中小企业则主动或被动地进入第三产业。

　　尽管民营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升级步伐加快，但升级更多地发生在一些大型民营企业之中，而且升级基本上是在现有产业的范围内通过原有产业链的延伸实现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升级的“天花板”效应，首先是占比最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本来就不具有在研发上投入更多的实力，加之市场进入门槛低，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利润率趋低，进一步导致创新实力降低；其次，由于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一方面，企业没有积极性投入创新，另一方面又刺激了企业在产品和技术上的“拿来主义”，结果多数企业始终难以从价值链低端超越。

　　（三）向高科技领域大举进发：民营企业升级换代的第三阶段 （2012年以后）

　　民营企业第二阶段的升级过程，已经使其成为中国大多数竞争性产业的主力军。2012年是中国经济从追求数量型扩张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中国民营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也开始全面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低端向高端升级。企业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升级，不断提高产品利润率和增强市场话语权。以深圳市为例，截止2012年上半年，该市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113家，仅2011年就新增821家；企业技术中心从2008年的79家增加到141家，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从11家增加到16家；加工贸易企业设立各类研发机构1500多家，比2008年增加了270家，研发人员8.9万人，比2008年增加了2.5万人。2011年，全市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出口835.9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38.5%，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0.3%，比2008年提高5.3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比重从2008年的84.6%提高到2011年的89.5%，而传统产业比重则从15.4%下降到10.5%。 与深圳市的情况相同，中国不少加工贸易企业已从原来的单纯加工装配，逐步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环节延伸。

　　二是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升级。广大民营企业不仅在向所在行业的高端升级，同时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步伐，增加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一批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互联网+为特征的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以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企业，以及大数据、云计算、自动化、无人机等智能化的新兴产业领域，以共享为特征的如mobike、OFO等，以及如新能源汽车产业、生物医药等环保产业，都有大批民营企业的身影。

　　三是从单纯制造向生产服务升级。许多民营企业开始从单纯的制造环节迈入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等领域，加速了生产性服务环节从制造业中的剥离。与此同时，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技术融合发展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从事服务外包、商务会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评估认证等新兴服务业的民营企业，近年来也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根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民营企业500强的数据，第三产业入围企业数量连续五年增加，2012年为117家，2017年增加到162家，年均增幅达到38.46%；而第二产业入围企业数量则连续五年下降，2012年为380家，2017年减少到333家。第三产业资产总额超第一、二产业资产总额之和，占比为58.68%。

　　四是从代工向自主设计、自主品牌升级。塑造自己的品牌是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和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塑造品牌、实施品牌战略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以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海尔、联想等一大批知名品牌为代表，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已经走向了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再以深圳市来料加工企业升级为例，截止2012年上半年，深圳市约有1713家来料加工企业实现了升级，占全部来料加工企业总数的45%。许多OEM企业加速向ODM和OBM升级。2012年上半年，ODM和OBM混合生产模式的产品出口比重达到56%，比2008年提高26个百分点。 此外，根据环球网联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于2018年2月对中国消费者的品牌好感度的调查数据，近九成受访者对国产品牌的整体印象持正面态度。在国产品牌行业好感度中，华为成受访者最喜欢的国产品牌，顺丰与微信分列第二、三位，淘宝、京东、支付宝、格力、天猫、海尔以及小米依次排名第四至第十位。由此可见，在国家提出的品牌战略鼓励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十分注重自身产品的品牌塑造。

　　总之，新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出现大规模的升级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广大民营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竞争压力。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市场在急剧萎缩，资金、劳动和原材料成本迅速上升，人才短缺和节能环保的压力在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广大民营企业也看到了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全面爆发、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扩张成本相对下降，政府倡导高质量发展并给予政策扶持等难得的升级机遇。当然，当下的民营企业升级换代也绝非易事，一方面，由于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习惯了过去的业务模式，而对新模式并不十分了解，企业家对升级并不十分感兴趣，限制了自身升级；另一方面，由于某些新兴产业的技术尚在形成过程中，产业及市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企业家不愿意或不敢冒风险进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升级进度。

　　三、启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民营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市场化、高度法制化和高度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在过去的40年间，民营企业已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未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中同样会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发展中的民营企业在推进市场化过程中将发挥主力军作用。由上可知，民营企业在诞生之日就依赖于市场，并且是在市场中摸爬滚打而成长起来，它们熟悉市场，最了解市场的属性，因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就离不开民营企业的深度参与，并将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向纵深发展。

　　第三，民营企业家将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导者。民营企业成功的历史证明，民营企业是造就具有吃苦耐劳、创新创业和契约精神的企业家的摇篮，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大批的企业家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要通过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优秀企业家的产生创造良好环境，这样，才能形成由企业家主导的、充满创新活力的经济体系。

　　第四，民营企业的发展将推进经济体系中产权关系的明晰化。民营企业说到底是私有经济，其产权关系最为明晰。随着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中明晰的产权比例会不断扩大，经济体系运行中的交易成本会不断降低，这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不断提升。

　　第五，民营企业的发展将推进经济体系法制化。民营企业借助市场而发展起来，而市场的逻辑就是法制的逻辑。从本质上讲，民营企业家也更期望法制社会的形成。因此，毋庸置疑，民营企业必将成为推动中国建设基于法治的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

　　第六，民营企业的发展将推进经济体系的国际化。民营企业是市场规则的创造者和践行者，而市场规则是最具国际性和普适性的，甚至可成为无需申明的国际“惯例”。因此，在我们应对“逆全球化”思潮、推进国际化的过程中，鼓励民营企业冲锋陷阵，支持民营企业率先“走出去”，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格局，推动实施“多边主义”的最佳选择。

　　基于以上结论和启示，我们拟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出台有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充分利用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激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另一方面要通过市场深化和优化市场环境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清除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各种障碍。这里重点强调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税率高等突出问题，政府要下决心、出狠招，尽快加以解决。

　　第二，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纽带作用。行业组织要努力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和包括产品、资本、技术及劳务等在内的市场信息，搭建企业家之间和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平台，坚持反垄断，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第三，企业家的意愿和创新能力是民營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民营企业家需要克服小富即安和封闭的消极思维，深刻认识不创新就死亡的道理，要善于识别和把握机会与风险，时刻准备在企业制度、管理和营销模式，在生产技术和产业选择等方面大力创新，不断促使企业走向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新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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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剧锦文，民营企业是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力军[J].人民画报.2018（8）.

　　3.剧锦文，中国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演化历程与路径选择[J]，江海学刊.2013（3）.

　　4.周晓梅，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5.龚晓菊，制度变迁与民营经济发展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戴园晨主编，中国经济的奇迹——民营经济的崛起[M]，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崔克亮。此文全文同时收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