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人”苦与乐

　　王剑英

　　早上7点多，偌大的北京城已车水马龙。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沐浴在金色的朝阳中，楼宇外墙反射着柔和的光辉，整座城市焕发着明朗的活力。

　　东三环北路30多层的商务大厦天元港中心的楼顶，39岁的姚斌和伙伴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做着“下板”前的最后准备——这一天，他们的任务是为这栋高达100多米的大楼进行外墙清洗。

　　“下板”是行话，是指工人依靠拴在楼顶的两条绳子，坐在一块窄窄的木板上，悬吊在大楼外立面进行清洗工作；他们身下的木板还得挂着一个桶，里面装着二三十斤重的清洁水和玻璃刮洗器、抹水器、抹布等工具，很多人还会随身带上一瓶饮用水。

　　他们，就是人们所说的“蜘蛛人”。

　　喜欢这个称号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让城市里的楼房越盖越多、越盖越高。风吹日晒雨淋，日子久了，外表脏了，就需要清洗，由此高空清洗从业者也日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他们在高楼大厦间吊着绳子“飞檐走壁”的样子如同蜘蛛高悬，因而被称为“蜘蛛人”；他们用辛勤和汗水为城市带来清洁和明亮，因而又赢得了另一个亲切的称号——城市美容师。

　　2018年5月27日，北京中关村SOHO内三位高空作业的工人在清洁室内穹顶

　　周先生是天元港中心本次外墻清洗项目的“监工”，他代表甲方对姚斌团队的工作进行把关和验收，一整天都在密切关注着蜘蛛人工作的过程。据他介绍，天元港中心AB两栋大楼的外墙清洗已经进行了5天，再有一天就将完工。“我们是每半年清洗一次，五月和十月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两个月风小、雨水少。清洗效果持久。节假日更是黄金时段，因为楼里没人，好干活。”

　　指着天元港中心北侧外立面的两块区域，周先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你看，擦过的地方和没擦过的就是不一样，没擦的发污、发灰，擦过的是发青、发白、发亮的。”

　　从顶楼擦到一楼，姚斌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是8名“蜘蛛人”里最早落地的一个。解下安全绳，取下安全帽，放下仍有四分之一清洁水的桶，甩甩有些发酸的胳膊，他可以歇上20来分钟，之后便要和伙伴们重上顶楼，再次下板。

　　姚斌从事这项工作已经17年，是行业里的“老伙计”。2002年，他第一次下板是在长椿街附近的一座大厦，楼不算高，20来层，但当时他头晕目眩，紧张得不敢往下看，“一手紧抓住木板，一手紧抓住绳子，不敢松手。”

　　但没多久他就适应了高空作业。2008年，他在高达330米的国贸三期的楼顶下板——当时这是北京的最高楼——丝毫没有感到恐惧，反而从心底升起一股豪气：“爽！”说到此处，腼腆的姚斌突然咧嘴笑了，眼神也亮晶晶的。

　　他说他很喜欢“蜘蛛人”这个称号。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吊在空中干活的”。

　　“那你喜欢城市美容师这个称号么？”本刊记者问。

　　“喜欢！美化城市有我们的功劳嘛！”姚斌笑着说，“本来灰蒙蒙的玻璃外墙，我们用双手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特有成就感。”

　　陆长林是姚斌的老板，北京华宇恒达保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签约了20多名“蜘蛛人”。他说，这段时间公司业务排得非常密集，“有时候抢活，如果灯光设备条件允许，晚上可能会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由于北京的高空清洗行业相对规范，很多周边省市会选择来北京寻找“蜘蛛人”资源。陆长林新接了一单在内蒙古的外墙清洗项目，为期十五天。天元港项目结束后，姚斌和伙伴们将马不停蹄赶往那里。在不同城市间奔波干活，是这个行业在旺季的常态。

　　“钱可以再挣，命没有第二次”

　　姚斌来自河北保定的农村，媳妇在北京的一家超市干活。13岁的女儿在紧挨北京的河北三河市读初中，现在一家人租住在三河，夫妻俩是无数往返于京冀、为生活和梦想打拼的务工者中的一分子。

　　为了让媳妇安心，他会经常发—些“干物业活”的照片给她，朋友圈里也从不敢发任何和高空作业有关的图片和文字。

　　但媳妇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现在仍是一名“蜘蛛人”。

　　早些年，媳妇对于姚斌从事这份高危工作是知情的，她始终悬着一颗心，一直叮嘱丈夫出活时必须细心谨慎，不能马虎，要检查好各项保护措施。

　　2017年，姚斌认识的一位“蜘蛛人”在干活时出了意外，这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掀起了巨大波澜。媳妇知道后。让他改行，他答应了。

　　姚斌后来曾尝试过别的工作。比如送快递，但快递员得每天固定工作十几个小时，送得不及时还会被投诉、扣钱。在他看来，做“蜘蛛人”性价比更高，更合他的心意，并且他早已克服了高空恐惧。

　　“蜘蛛人”大都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家庭经济条件差是普遍特征。收入，几乎是所有“蜘蛛人”冒着危险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原因。

　　初到北京做“蜘蛛人”时。姚斌一个月只能挣到几百元钱，后来收入逐渐上涨。这个行业按天算钱，他拿过50元一天、80元一天的报酬，后来是数百元一天，有些紧俏的、特殊的活甚至能达到上千元一天，此外，还能享受相对自由、放松的淡季时光。

　　经过一番折腾，姚斌最终还是选择了旧营生。为了让媳妇安心，他会经常发一些“干物业活”的照片给她，朋友圈里也从不敢发任何和高空作业有关的图片和文字。

　　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现在年收入稳定在13万元左右。

　　当然，他比以往更注重安全措施，每次下板前都会仔细检查安全绳、安全扣等，“别人检查了还不行，一定要自己看过才放心。”

　　他常告诫自己，“钱是别人的，命是自己的。钱可以再挣，命没有第二次。”

　　行业越来越规范

　　陆长林经常会在蜘蛛人的工作现场进行把关，既把控项目质量，也监督员工作业安全与规范。入行十多年。他颇为欣慰的是，高空清洗这个行业正在不断走向规范化。

　　我国的高空清洗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但早期由于行业不成熟。缺乏监管，从业不规范，各种“小作坊”“游擊队”充斥于市场，安全事故频发，很多伤亡者亦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009年是个重要节点。当年。《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作为国家标准发布，在技术要求、安全管理等方面，对建筑物外墙清洗悬吊作业进行了统一要求。年底。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业分会成立，高空清洗从业者和相关企业有了自己的行业组织。

　　“以前我们在西三环的高楼上干活，远眺香山，是看不清的，因为天灰蒙蒙的；现在同样在西三环，香山看得可清楚了。”

　　2011年，姚斌考取了高空服务业分会颁发的《高空悬吊清洗作业人员上岗证》，是这个行业内较罩拿到从业资格证的“蜘蛛人”之一。此证每三年进行一次培训考试复核。“我的小伙伴们都有这个证。”他说。

　　作为公司，华宇恒达还需取得《高空清洗悬吊作业企业安全生产证书》。并且每年派人参加高空服务业分会组织的相关培训。陆长林坦言，现在仍有不少“游击队”，对市场定价、安全等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整体上确实在走向完善，甲方对企业和工人的安全资质已经越来越重视了。”

　　上海一位“蜘蛛人”在高楼外墙上检查自己的安全装备（裴鑫/摄）

　　陆长林告诉本刊记者。早年间蜘蛛人用的绳子是麻绳，且是单绳，长时间磨损后容易断裂而导致事故；现在，单绳改为双绳，并升级为由高强纤维线合成的专业安全绳，直径12～20毫米不等，工人在空中不仅身系一根牵引绳。还有另一根安全索拴在身上。可以达到“双保险”的效果。

　　公司还为姚斌等人购买了专业的“高空外墙清洗人员安全保障保险”。每份1160元，保额为110万元。这是高空服务业分会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针对这一行业的特点，在全国调研后共同设计开发出的新险种。填补了“蜘蛛人”的保险空白。

　　在北京打拼多年，姚斌深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早年间他住在首都机场附近。坐车到东直门需要一个多小时，后来城市出现了公交快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方便多了”。空气质量的变化也令他印象深刻，“以前我们在西三环的高楼上干活，远眺香山，是看不清的，因为天灰蒙蒙的；现在同样在西三环，香山看得可清楚了。”

　　他还记得，2000年以前，西三环再往外，有很多荒地，现在六环都是高楼林立。而曾被他“征服”过的北京第一高楼——国贸三期，如今也已被528米高的中国尊所取代。

　　凭着这些年的辛勤付出，姚斌夫妻俩已在保定城里买了房子和车子，女儿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5月4日，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人这一辈子，如果能遇到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不生病，衣食无忧，就是天大的福气，要知足，要惜福。”

　　他的心愿是，趁现在年富力强多赚点钱，平平安安干到50岁就回老家，“做点小买卖，种种地也行。”

　　（注：文中姚斌为化名）